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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人都熟悉“從一粒砂看見世界/在一朵野花里見到天堂”這個詩的名句。

　　它出自英國畫家詩人兼當時最勇猛的社會批評家布萊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的長詩《天真之兆》的起首句。在這首長詩里，它的結尾句也同樣擲地有聲：

　　我們被引導著去相信謊言

　　當我們看卻不經過雙眼；

　　它在黑暗里生也在黑暗里滅

　　當靈魂在光照里卻沉睡。

　　在這里，“我們被引導著去相信謊言”之句，最可以用來當做今天“媒體批判”的指針。我們通常都習慣的相信媒體是“公正”、“客觀”的在呈現事實。這種媒體的客觀性當然不能完全否認，但在許多事情上，媒體也確實在政治操縱下，扮演著偏見和歧視擴大再生產的功能。這也就是當代美國異議思想領袖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所謂的“必要的假象”。他在《必要的假象：民主社會的思想控制》一書里，就如此說道：“簡言之，主要的媒體乃是一個個公司，它們之目的，就是要把少數特權人物的觀點推銷給別人。媒體的集中與壟斷相當嚴重，而且還在日益強化中。此外，媒體的管理階層也同樣來自特權階層，他們反映了該階層利益所需要的知覺和立場。因此，新聞記者進入這個體系，除非他們向那種意識形態壓力屈服，內化成自己的價值，否則即無法生存。那些不屈服的，即會被掃地出門。”

　　日前，“美國百人會”委托“國際佐格比民調公司”所做的民意調查，它所得到的結果，就是個有趣的例證。那就是，美國一般公民對中國有好感，已由1994年的46%，增至目前的59%；認為中國有經濟威脅的僅占24%，認為有軍事威脅的則只有15%。但到了美國國會議員這個政治階層，數字卻全反了，對中國有好感的僅占19%，認為有經濟威脅的占54%，認為有軍事威脅的，則為36%。

　　這種政治階層與平民階層的巨大差異，只能有一個解釋，那就是政治階層更接近美國的“政經軍產業復合體”，因而有更強的獵巫及尋找假想敵之傾向，使它們對中國有更強的敵對性。而這種敵對性并非始于今日。它早已經由媒體，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價值被扭曲的選擇性敘事邏輯。最近這段期間，韓國及中國，甚至華人地區對日本表達不滿的抗議事件，西方媒體有些報道及評論的角度，其惡意實在讓人無法恭維。

　　我們可以設想，如果今天的德國不斷增加軍事預算；或者它的政府或國會，認為當年的納粹并沒有什么不對，希特勒不過是要像浴血鳳凰一樣，讓歐洲重生而已；而后基于這樣的觀點修改教科書，藉以恢復德國人民的驕傲感，不必再像現在一樣，活在罪惡意識之下，則不但美國會罵成一團，甚至還不無可能以此為名目，對德國采取軍事行動。

　　但這種事情發生在日本身上，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媒體，卻變得完全不一樣了。它們不去談日本近年來的擴軍，不談日本殖民侵略時代留下的領土糾紛，不談日本首相的朝拜靖國神社，不談日本的修改教科書，而只是把抗議事件簡單的說成是具有貶義的“反日”事件。韓國對日本態度強硬，這些媒體不去追究是非，卻只強調這是盧武鉉為了國會改選而使出的招式及策略。在這種奇怪的報道敘述邏輯下，韓國反倒似乎成了不理性的一方。媒體可以透過報道的角度、使用的語言及詮釋方式，讓是非顛倒、黑白混淆，這就是證明。

　　而更離譜的，乃是西方媒體在報道中國群眾抗議活動時的那種惡意扭曲了。

　　中國的群眾事件和任何其它國家一樣，也有所謂的“愛國主義”的類型。例如，美國的“誤炸”中國駐南聯大使館、美國的南海軍機“誤撞”事件，這種與“外侮”有關的事件，在任何國家也都必然出現，但在西方媒體的報道里，卻千篇一律的會將這種群眾事件“去合法化”。它們會宣稱這種事件都是官方控制的。在它們的邏輯里，中國人儼然已成了一種不會對它們憤怒的奴隸。任何會表達這種憤怒的，都被矮化成官方的工具。這是一種奇特的切割術和分類法。

　　在這次對日本的群眾事件里，由于日本的所為符合了美國的政治利益，因而美國媒體在報道時，皆宣稱這種事件有官方支持，媒體甚至還會找一兩個人來談話，做為證明。美國所支持的事情，不容許有人說不，媒體的這種惡意里，其實已濃縮出了國家的惡意。

　　因此，最近這段期間，看到外國媒體對中韓群眾事件那種扭曲的、避重就輕的，甚或惡意的報道，這除了證明系統化誤導式說謊的可惡外，但換個角度看，它們會對德日采取雙重標準來對待，這也反映出亞洲人還不夠努力，所以才會蒙受到這種雙重標準的待遇。日本無法變成德國，乃是亞洲缺乏了讓它變成德國的力量。這一點或許才是參加抗戰的群眾應自省的吧！(摘自香港明報；作者：南方朔；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