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訴人建議判處高勇死刑的那一刻，高勇努力維持著的精神一下子垮了，他開始請求免于一死。

　　這是4月13日至15日四川省內江市中級人民法院公審高勇期間，讓旁聽者難忘的一幕。曾任四川省成都市市委常委、宣傳部長的高勇，因受賄等罪行，已經走到了人生的最低谷。

　　高勇生于1965年，31歲成為副廳級干部，35歲升為正廳級，一度“星”光耀眼。但是這顆“星”的暗淡也來勢突然。坐在被告席上的他，不過40歲。這顆政壇“流星”躥升和滑落的軌跡，引人深思。

　　如日中天的年輕政壇明星

　　按照干部管理的有關規定，大學畢業生進機關當公務員，一年見習期滿轉正后才能任科員，而由科員到副主任科員、主任科員、副處、正處、副廳，每級至少都要2年～3年。一般的大學畢業生，至少需要14年～18年時間，才有可能擔任副廳級干部。

　　但高勇在大學畢業后一年時間里，就實現了從科員到副科長、再到科長的“三級跳”，并在9年時間內升到副廳級。這9年，高勇還從本科生成為一名博士生。年輕、高學歷、高職位，在四川省，他一度被看作是“如日中天”的人物。

　　1996年7月，高勇博士畢業后，擔任涼山彝族自治州副州長，主管經濟工作，任職3年。他進行了一系列被稱作“涼山現象”的資本運作和資產重組，并引資4800萬元。在資本市場上展現出能力，高勇被中國證監會看中。1999年～2002年，他的任職經歷，主要是在中國證監會成都證管辦和貴陽特派辦。

　　截至目前，高勇被查實的受賄案底，多和他在資本市場上運作的經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案發“世紀中天”

　　2004年，已被貴州省遵義市檢察院逮捕的上市公司“世紀中天”老板劉志遠，向辦案機關提出要面見中紀委領導。獲準后，劉志遠舉報高勇曾向他索賄120萬元。經調查，舉報情況屬實。

　　此次接受審判，高勇說，想不到“世紀中天”的案子把他給帶了出來。

　　檢察機關指控，1996年～2004年間，高勇利用職務之便，受賄共計1113萬余元，另有930多萬元不能說明合法來源。

　　收的錢是受到各方壓力讓步后的感謝費

　　高勇初嘗資本市場的“甜頭”，是在涼山州工作期間。他作為副州長，有招商引資的任務。通過他的邀請，四川立信投資公司前來考察了涼山州的西昌電力公司，認為條件不錯，就收購了這個公司，并私下塞給高勇122萬元。

　　到證監系統工作后，高勇結交了一批上市公司老總，把錢放進自己腰包的次數不斷增加。例如他利用職務之便為托普集團牟利，總計收受人民幣約83.64萬元。這筆錢以廣告、服務咨詢費形式打到一家廣告公司，然后再轉給高勇控制的一個公司。

　　高勇在法庭上為自己的行為進行了辯解，說當時接中國證監會的通知，四川的托普集團要增發新股，自己受命去檢查公司是否符合條件，查出12個問題，因此認為增發新股的條件不成熟。工作認真反而給自己帶來了壓力，托普集團的老總宋如華使勁“公關”，四川省的一些干部也打來電話，要求支持四川的企業；中國證監會也有干部暗示他給托普集團放行。高“被迫讓步”。托普集團成功增發新股，又從股市拿到了十幾億元，于是給了高勇一些錢作為感謝。

　　其中有一種“別致”的感謝方式：高勇把自己寫作的《資本經營與操作》等專著賣給托普集團，換回上萬元。后來接受其他公司的賄賂時，高勇也使用過這一招。

　　有一種力量推著地方證監官員同流合污

　　四川證券界的一名人士告訴記者，高勇在證監系統工作期間，之所以能夠大量接受賄賂，與當時證監系統的權力太大有關。例如在高勇任證監會貴陽特派辦主任時，特派辦對上市公司的審核意見，有很重的分量，所以上市公司就會往高勇身上“投資”，刻意拉攏他。

　　這名人士還指出，一些地方政府出于追求政績等目的，想增加本地的上市公司，保護本地的上市公司，也會“威逼利誘”地方證監機構違法違規，比如高勇就碰到地方上一些干部為托普集團說情等現象，這種力量也推動著證監官員去同流合污。

　　“一句話，證券業當時的環境給高勇犯罪提供了便利條件。”這位人士說，“但是從2000年以來，中國證券市場的建設日趨規范，不斷在削減管理者的權力，違法操作的空間越來越小”。

　　他舉例說，過去，上市實行指標制，限定一個省一年的上市公司數量。因為想上市的公司多，但指標供不應求，地方政府和證監機構權力就很大，公司都想巴結地方政府和證監機構的官員。現在，上市改為保薦人制，只要公司符合上市要求，且有證券公司做保薦人就可以了，地方政府和證監機構過去擁有的壟斷性資源大部分消失，權力大減，企業行賄的熱情也就不高了。

　　想和劉方仁拉關系，放行上市公司虛假年報

　　2000年11月，高勇離開中國證監會成都證管辦，來到中國證監會貴陽特派辦，任黨委書記、主任。在他的主持下，貴陽特派辦完成了對上市公司“世紀中天”擬購入資產評估報告的審核，公司老總劉志遠對報告的數據不滿意，他請高勇按他的要求修改數據，高勇見他的要求與實際相差太遠，沒有答應。

　　劉志遠不死心，找到一名叫易陽的女子，后者是當時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的兒媳。易陽以劉方仁的名義讓高勇幫忙，高勇也樂于借這種機會和劉方仁拉近關系。“世紀中天”的虛假年報因此順利出籠，騙走了不少股民的錢。事后，劉志遠送給高勇120萬元。

　　2003年，劉志遠因涉嫌行賄被捕，接著劉方仁也落網，此時已經在成都擔任市委宣傳部長的高勇，不斷給易陽打電話探聽消息。記者當時在采訪工作中，與高勇有過接觸，感覺他正當壯年，卻雙眼無神，舉止也不從容，做事有點慌張。

　　做事有強烈功利目的的“政治投機者”

　　一名熟悉高勇的干部說，高勇做事帶有強烈的功利目的，做事和自己的榮譽、升遷緊緊相聯。

　　據這名干部講，高勇的工作匯報材料特別多，每天向領導上報的文件少則五六份，多則七八份，都是關于他分管工作的各種請示。他的目的，就是表示自己每天都在辛苦地做事情，同時對領導很尊重，想贏得領導的重用。“他就是看陰暗面看多了，相信了那些東西，認為把個人情感聯絡好了，啥事都有自己的好處，因此就把所有的功夫都用在這上面，從而走入歧途”。

　　另一名知情人，對高勇強烈的功利行為這樣概括：對有權者努力討好，對無權者不感興趣。

　　四川《廉政了望》雜志刊出的一篇評論文章，則直接稱高勇為“政治投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