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張進山

　　被譽為“民間外交”、“友好運動”的戰后中日民間交流，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植根民眾，經久不衰，始終保持著旺盛的活力和發展勢頭，在戰后兩國關系發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回顧過去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歲月，為打開中日交往的大門，推動兩國友好運動的勃興和邦交正常化的實現，促進中日關系全面、健康、順利的發展，它始終扮演著官方或其它渠道都無法代替的角色，發揮了“貿易入手，以經促政”、“民間先行，以民促官”、“半民半官，以民代官”、“與官并舉，官民并茂”的特殊而又巨大的作用。可以說，良好的中日關系來之不易，而民間交流功不可沒。

　　一、貿易入手以經促政

　　經濟是基礎，始終是連結兩國人民和政府的紐帶；貿易是催化劑，推動著中日政治關系的改善和發展。然而，由于上個世紀50、60年代的日本歷屆政府在對華政策上都試圖以“政經分離”的手法發展同中國的關系，甚至隨美反華,推行“兩個中國”的政策，嚴重防礙了中日兩國基于平等的地位和相互尊重主權的原則精神，恢復正常國家關系的進程。

　　早在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基于中日兩國人民兩千余年的傳統友誼和歷史的經驗教訓，一些渴望和平、反對戰爭的日本有識之士看到中國革命成功的大局已定，便于同年5、6月間率先發起成立了中日貿易促進會、促進中日貿易議員聯盟和中日貿易協會等貿易團體，以期從貿易入手，同新中國先行建立起聯系，再逐步開展人員往來和文化交流，進而增進相互了解，推動兩國早日復交。同年末，他們設法與我國的外貿部取得聯系，并于1950年1月同中方以記賬式易貨貿易方式簽訂了戰后中日間第一筆委托貿易合同。雖然合同數額不大，且后因種種緣故而未完全得到執行，但它畢竟是戰后中日雙方的首次接觸，政治意義遠遠大于實際意義。受其鼓舞，1952年5月，作為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批日本客人，帆足計、高良富、宮腰喜助三名國會議員不顧吉田政府的阻撓，取道歐洲訪華并同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簽訂第一次中日民間貿易協議，成為開拓中日人員往來的先行者，在日本國內引起了巨大反響。三名政治家的壯舉，不僅打破了日本當局的對華貿易禁運，更為兩國包括政治家在內的人員往來打開了渠道。

　　50年代中日間四次民間貿易協議(協定)的簽訂，帶動了日本國內要求發展日中友好、力主兩國復交政治運動的勃興。這四次民間貿易文件，前兩次被冠以“協議”，自第三次起則被改稱官式的“協定”，雖只有一字之差，但卻蘊涵著深刻的政治含義。為把民間的“協議”改稱“協定”，既是中日民間雙方出于政治上的考慮，欲使之同政府的行為掛鉤，也是為了適應當時日本國內日中友好運動迅速發展的形勢之需。1954年9、10月間，兩個日本大型超黨派議員團40余人同時云集北京參加中國的國慶典禮，由日本各界人士及友好團體發起的“恢復日中邦交國民會議”在東京正式成立，充分反映了短短幾年的民間貿易已把日中友好運動引向深入，要求并推動日中復交的政治運動迎來第一次高潮。

　　1958年5月，岸信介政府破壞中日民間貿易，包庇縱容日本右翼暴徒制造“長崎國旗事件”，致使中方被迫單方面宣布“停止一切對日貿易活動和其它交流”⑷，使來之不易的中日往來的大好局面面臨嚴峻考驗。但為了進一步反擊岸信介的反華逆流，也考慮到兩國交往中斷給日本經濟，尤其是日本中小企業造成的實際困難，中方適時提出了發展中日關系的“政治三原則”、“貿易三原則”和“政經不可分”原則。同時把中日民間的貿易方式由“協議貿易”變為只同“友好商社”進行往來的“友好貿易”。這種以退為進的策略，既堅持了政治原則，也充分照顧到了日本中小企業；既避免了兩國貿易的中斷，也團結了日本國民的大多數，進而調動日本民眾把日中友好運動推向了更新、更高的階段。1959年日本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和前首相石橋湛山等政治家的相繼訪華，以及日本國內聲勢浩大的要求恢復日中邦交國民運動的開展，無不體現了“以經促政”產生的良好效果。

　　進入70年代，包括執政的自民黨在內的日本各政黨要員和代表團的訪華更是達到高潮，最終推動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實現。中日復交后，日本各主要政黨之所以相繼與中國共產黨建立正式黨際交流關系，并推動兩國關系全面順利的發展，中日經貿合作的巨大潛能和磁石般的魅力，是其重要因素之一。當然，良好的雙邊政治關系也會推動兩國經貿關系的發展，頻繁的政治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服務于經濟。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后日本率先沖破西方的對華制裁，很快同中國恢復了包括經濟在內的全面關系，即是政治與經濟互相促動、互為因果的有力佐證。

　　二、民間先行以民促官

　　中日民間交流，亦稱中日“民間外交”，是在50年代兩國尚未復交，按照國際法仍處于戰爭狀態的情況下而進行的一種非官方交往方式。中日民間交流總是站在中日友好運動的前例，開中日交往之先河，為打開兩國關系鋪路架橋。它運用中日兩國人民傳統友誼的偉大力量，先從經貿、文化交流做起，經過不斷積累和創造條件，逐步迫使日本政府同中國政府進行接觸，以推動中日官方關系的前進。

　　冷戰下的50年代初，東西方嚴重對立，日本政府以種種限制不許本國公民訪華。1952年10月，繼同年5月帆足計等三名國會議員首次打破日本政府的禁令訪華之后，在日本政府拒發訪華護照和層層設障的情況下，為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和平會議，部分日本代表仍以“條條大路通北京”的決心和毅力，沖破阻撓，強行闖關，甘冒政治和生命危險，或繞道第三國或駕舟偷渡，漂洋過海，歷盡艱辛，顛簸輾轉，達到北京，在中日友好交流的史冊上寫下了感人肺腑、可歌可泣的一頁。

　　二戰結束后，大量滯留在華日本僑民的回國問題亟待解決。在中日尚無邦交的情況下，基于日本僑民的強烈愿望和國際人道主義考慮，中國政府責成紅十字會總會出面予以協助。1953年2月，由日本赤十字社、日中友好協會和日本和平聯絡會等民間三團體組成的代表團，應邀首次持日本政府被迫簽發的明確寫有前往“中華人民共和國”字樣的護照訪華，同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就協助在華日僑回國等問題達成協議。這不僅迫使日本政府首次向日本公民簽發了訪華護照，也解決了當時兩國間迫切需要解決而官方又無法解決的問題。這項順乎民意的人道主義活動，一直持續到50年代末才告結束。據不完全統計，其間，共約有35000名在華日僑和約3600名旅日華僑陸續得以返回各自的國家約3000具二戰期間被抓到日本折磨致死的中國勞工的遺骨被分批送回中國。中日雙方通過上述初期接觸和交往，增進了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為迎接中日交往新時期的到來起到了探路先鋒的作用。

　　50年代的中日民間交流，經歷了由點到面，由淺入深，由單向交往到雙向互訪，由純民間到帶官方色彩并逐步同官方掛鉤的發展過程。自50年代中期起，首先是中日間簽訂的民間交流文件開始由“協議”改稱為官式的“協定”。如第三、四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和第一次中日民間漁業協定等。而到了民間雙方簽訂中日文化交流協定時，則索性把“民間”二字也予以取消了；其次是雙方在對方國家舉辦展出活動時，不僅會展名稱前冠以國名，且在會場上正式懸掛國旗。如1955年在東京、大阪舉辦的中國商品展覽會和1956年在北京、上海舉辦的日本商品展覽會等等；其三是中方訪日代表團名單的個人名字前有意冠以政府職銜。如1954年10月率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訪日的衛生部長李德全、1955年3月率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代表團訪日的對外貿易部副部長雷任民、同年12月率中國科學院學術考察團訪日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和1957年10月率中國農業代表團訪日的農墾部長王震等。以上這些，不僅表明了迄今由日方單向訪華歷史的結束和中日雙向互訪的開始，也表明互訪的規格提高，官方色彩趨濃，打破了日本政府不與中方進行官方接觸的禁區。兩國民間交流的擴大和要求日本政府改變對華政策的日中友好運動蓬勃開展，迫使50、60年代的日本歷屆政府在制定和執行對外政策時，都不得不考慮到中國的因素及其存在。其中，從50年代中期起即參與中日民間貿易的、具有官方背景的日本日中輸出入組合，就是在這種“民間外交”以民促官的作用下而產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