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目前最年輕的駐外大使只有43歲，外交部最年輕的副司長年僅34歲，最年輕的正副處長分別是31歲和29歲……在中國現有的4000多名外交官中，35歲以下的青年外交官占將近一半。

　　外交部部長李肇星這樣形容這群年輕的外交官：有愛國激情、報國壯志；勤奮工作，努力鉆研；善于實踐，勇于奉獻。

　　這群生活在外交官光環下的年輕人，和其他青年群體有什么不同？他們的工作是否像我們平常想像的那樣光鮮？他們有怎樣的苦惱？今天是五四青年節，我們特刊發這組報道，向讀者描述21世紀初的中國年輕外交官的群體形象，以及他們在維護國家利益和榮譽的背后鮮為人知的一面。

　　風餐露宿的勘界外交官

　　在完成中蒙邊界聯合檢查工作返回的路上，越野車打滑失控，困頓中的歐陽玉靖差一點就掉到深山溝里，車離懸崖只有兩三厘米。此事發生在新疆阿勒泰，時為2000年7月1日。

　　這是歐陽玉靖從事外交工作十多年來印象最深的一次經歷。

　　歐陽玉靖來自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分管中國陸地邊界事務。他早年畢業于武漢測繪科技大學，曾在國家測繪局工作4年，后調入外交部，曾常駐中國駐美國芝加哥總領事館，2001年被任命為處長，其間又在外交學院學習了兩年英語和兩年國際法。

　　中國陸地邊界全長2.2萬公里，涉及14個鄰國和中國9個省、自治區。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邊界，每隔若干年都要聯合檢查一次，查看是否有自然的或人為的變更。勘界工作主要有兩大項：外交談判和實地考察。條約法律司有一個處專門負責陸地邊界工作，該處通常只有七八名外交官，大多數都是年輕人，即一條邊界由一兩名外交官分管。

　　歐陽玉靖參與了幾乎所有的與中國陸地邊界相關的工作。他的工作業績大致包括：其一，先后組織、參與并完成了中俄、中蒙、中哈、中吉、中塔等20余個涉及劃界、勘界、邊界聯合檢查、邊界管理、邊境口岸開放等事務的重要條約、協定或議定書的起草和談判簽署工作；其二，組織完成了總長約1.2萬公里、豎立3300多塊界碑的邊界勘界和聯合檢查工作；其三，參與了中國與印度、中國與不丹的邊界談判；其四，組織整理、翻譯并出版了約500萬字的邊界事務條約集等系列叢書。

　　過去5年里，歐陽玉靖曾先后12次奔赴中蒙、中俄、中越、中老、中緬等邊界。他每年花在邊界考察上的時間大約是40天，談判的時間大約是150天。邊界談判往往很艱苦，經常是白天會談，晚上內部開會、準備對策預案、撰寫各類文件等，會談強度大，加班任務重。就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后，歐陽玉靖旋即去了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別，就中塔邊界的勘界工作進行磋商。

　　一名長期關注中國外交事務的專家對本報記者說，勘界工作有兩大特點：第一，高度敏感，它涉及一個國家領土的“劃進與劃出”，國土就是“寸土寸金”，如何使國家利益最大化和國家損失最小化，是外交官們時刻面臨的問題；第二，異常辛苦，勘界需要大量的野外作業，風餐露宿，不足為奇。不過，歐陽玉靖說，勘界最辛苦的還是那些基層外事部門。

　　勘界時，歐陽玉靖最常乘坐的是越野車，有時也會騎馬、騎駱駝、騎牦牛。從野外勘界回來的外交官并非衣冠整潔，而是一副狼狽相。歐陽玉靖說，在野外勘界作業時，他們往往是在“自然狀態”下生活———長時間沒法洗澡；男女遇有內急，就下車，“男左女右”(即男女分別在汽車左右兩邊)解決。

　　來自蒙古邊防軍總司令的一次擁抱讓歐陽玉靖覺得很有成就感。在中蒙邊界第二次聯合檢查中，由于時間緊和經費少等原因，歐陽玉靖大膽地提出了全新的作業模式，使得雙方用兩年時間完成了通常需要4年時間的工作，為國家節省財政開支約7000萬元。蒙方副首席代表、蒙古邊防軍總司令松德布將軍在擁抱歐陽玉靖時說，蒙古與其他國家的邊界聯合檢查花了13年才完成，而中蒙邊界比那些邊界還長，這讓他切實了解到了“中國速度”。

　　“無論談判工作如何緊張，野外條件如何艱苦，歐陽同志都能不畏艱險，身先士卒，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為該處職員做表率，帶出了一支能打硬仗、不怕吃苦、甘于奉獻的邊界隊伍，多次受到部、司及相關兄弟單位的好評。”外交部的一份上報材料中這樣評價。

　　2005年初，因為工作責任意識強、高度敏感、富有創造性和組織協調能力強等，歐陽玉靖被共青團中央等5個部委評選為全國“十佳”外事青年。2005年5月，歐陽玉靖又被國務院授予“2005年全國先進工作者”榮譽稱號。

　　在印尼的一家拘留所里，他的名字和電話被寫在墻上

　　2004年農歷大年三十晚，煙臺一家公司的5艘集裝箱船在韓國遇到困難，遂向外交部求助，鐘瑞明及時趕到辦公室，并請駐韓國使領館提供協助。之后連續3天，他一直與公司和使領館保持密切聯系，直至問題得到解決。事后，煙臺的這家公司向外交部贈送了“捍衛國家榮譽，維護企業利益”的木匾。

　　鐘瑞明說話慢條斯理，不緊不慢，很有耐心。采訪鐘瑞明的當天是他的生日，采訪完后，他沒有回家，直奔辦公室———加班。

　　鐘瑞明1987年畢業于北京外國語學院印度尼西亞語、英語專業。鐘瑞明第一次出國就常駐泰國，后又從泰國直接轉到印度尼西亞。在18年外交工作中，鐘瑞明去過16個國家，且都是亞非國家。他心細、責任心強。在印尼工作時，每次中國領導人到訪，他都被定為領導人的“聯絡員”，曾陪同過江澤民、李鵬、朱镕基和胡錦濤等人。

　　十幾年來，鐘瑞明一直在從事領事工作。聽鐘瑞明談領事保護工作，感覺他不像一名外交官，倒更像一名消防員兼保姆。他說，領事工作涉及非常具體的服務性事務，很貼近老百姓，需要有“愛民之心”。每做成一件事，他的心里就獲得安慰，被救的國人的感激之情往往讓他感動。

　　2004年，鐘瑞明在國內參與處理了7名中國公民在伊拉克被綁架案、中國工程技術人員在巴基斯坦遇襲案、11名中國工人在阿富汗被槍殺案、中國公民在印度洋海嘯中遇難案等。

　　其實，早在國外工作時，他便曾處理過各類領事協助、保護的案件，包括中國公民被騙、被搶、被盜、被害、非法偷渡和勞務糾紛等案件。

　　一些國內公民以為在國外能打工，賺大錢，結果被非法中介所騙。鐘瑞明曾負責營救過多名被騙女青年。四川一名女青年本想到印尼唱歌，結果被安排去華人開辦的夜總會做“小姐”。她到的第一天，客人要求她吃搖頭丸，但她不從，凌晨從夜總會跑出來，并通過當地華人找到了中國大使館。鐘瑞明和同事遂找夜總會交涉，迫使夜總會交出所扣押的護照和回程機票，專門把她送到機場回國。

　　有一次，7名被騙中國女子在印尼一家酒店突然打電話給使館求助，使館把他們接出來，安排在安全的地方住宿，并設法讓她們盡快回國，使他們脫離了危險；有一次，中國使館接待了一名患有精神病的中國女子，使館為當事人安排了住宿，派專人在酒店看護，并護送她回國……類似案例數不勝數。

　　安排中國非法移民或遇困中國公民回國的程序十分復雜、繁瑣。領事官要將人員的情況報國內核實，待身份核完后再頒發回國證件；如當事人身無分文，還要聯系其家人寄錢，家屬把錢寄到外交部轉駐外使領館或直接匯到使領館；收到錢后，領事官要為當事人代買機票，有的還需送到機場；如當事人不講真實情況或其家人無力提供回國路費，處理難度就更大，對窮困潦倒、走投無路的人員，還要想辦法解決回國后的收留問題；不少涉案人員不懂外語，遇事往往不會自行處理，而依賴領事官協助……鐘瑞明在國外工作時，這樣的情況一個月要碰到很多次。“現在每年到境外的中國公民有2000多萬人，涉及中國公民的案件頻頻發生。由于領事工作人員緊張，國內國外都忙不過來。”

　　鐘瑞明表示，中國人在國外違法違規問題很突出，有損中國人形象，但在處理時，既不能“護短”，又要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不能因為其違法而棄之不管。在印尼的一家拘留所里，鐘瑞明和歷任負責領事保護工作的同志的名字和電話都曾被寫在墻上，新進拘留所的中國公民隨時都能找到求助途徑。

　　處理死亡案件是領事保護和服務工作中的一項重要內容。2004年，中國公民在外死亡人數為826人，死因有被害、生病、工傷、車禍、自然災害等。鐘瑞明說，案發后，領事官都要爭取在第一時間內趕到現場———血淋淋的現場、停尸房等；他們要向當地警方查明情況；要通知死者家屬，并根據家屬的意見決定是將尸體運送回國，還是就地火化；還要為家屬爭取盡可能多的賠償。有的死者家里很窮，就委托使館全權處理尸體。在非洲某國，中國駐當地領事館受委托處理死者尸體，但這個國家并無火化設備，中國外交官只好自己準備木柴，將尸體火化。

　　在外交部，緊張地工作是很多人的生活常態。與記者見面前，鐘瑞明剛剛陪同領事司司長羅田廣赴南非處理完多起中國人遇害問題。羅田廣受命作為外交部部長的特別代表，因任務非常緊急，都沒來得及回家，從辦公室里抄起幾件衣服匆匆趕往機場。在南非的3天里，羅田廣與南非的外交、警察等有關部門就中國公民的安全保障問題進行了3次磋商，并看望了受害者家屬和當地其他華僑華人，與當地華人社團、中資機構舉行了3次座談會，還接受了當地媒體采訪。為及時向上級匯報工作情況，鐘瑞明在回國的飛機上將報告寫了出來。

　　時刻都在提心吊膽工作的中國信使

　　與記者見面時，王昕龍還拄著拐杖，很不方便，而他很快就得去拉丁美洲出差。

　　外交部辦公廳有一批專職外交信使，其職責是把黨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的機密文件和資料以外交郵件的形式送至我國駐外的100多個使領館。信使持有外交護照，攜帶的外交郵袋享有外交豁免權，不受檢查。信使工作高度保密，因而一直很神秘，一般人對其了解有限。

　　王昕龍就干這樣的工作。信使出國一般都不是去單個的國家，而是去一連串的國家。王昕龍已去過70多個國家，而中國老信使有去過140多個國家的紀錄。

　　王昕龍，黑龍江大學畢業。1996年進入外交部亞洲司，2000年調入辦公廳信使隊。王昕龍說，信使所有任務的核心是：安全、準確、及時地把物件送到目的地。信使一般都是兩人一起行動，兩人不分離，人、物不分離。

　　信使工作很危險。俄羅斯曾有人這樣描述信使工作：外交信使應該具備“政治堅定、意志頑強”的品質……合格的外交信使必須有能力應付突發事件、盜竊、有組織的武裝襲擊和交通事故；外交信使必須能夠識破圈套、抵制挑釁、永遠保持警惕并看管好攜帶的郵件；他們配有武器，而且槍法很準。

　　關于中國信使的工作，有著13年信使經歷的老外交官謝君楨曾講述過一連串驚險的事件。20世紀60年代，中國信使路過屬東印度群島的庫拉索島時，險遭綁架。由于信使竭力反抗，大聲呼救，旅館職員出面干預，才使信使免于劫難。以后凡中國信使路過時，都呆在旅館房內閉門不出，連吃飯也讓服務員送到房內。兩名信使在旅館過夜，輪流值班，困倦時用冷水洗臉，保持清醒，毫不懈怠，謝君楨自己也有同樣的經歷。同一時期，中國信使搭乘前蘇聯班機去古巴時，飛機被迫緊急降落在紐約。當時中美兩國是敵對關系，為了不讓國家機密落入美國人手中，信使到機上廁所撕毀絕密件，并在洗臉池內用水泡爛，丟入馬桶內。

　　信使工作亦很艱辛。謝君楨回憶，曾有兩名中國信使搭乘前蘇聯貨輪去古巴，貨輪進入大西洋海區航行時，遇上9級大風，在海上顛簸搖晃，兩名信使嘔吐不止，躺在床上動彈不得。經過十幾天的航行，當兩名信使和船長握手告別時，兩腿發軟，就像大病了一場。

　　據悉，中國外交郵件從未因為信使的失職而丟失過，但有6名中國信使在3次空難中犧牲。1958年，一架載有中國信使的飛機在莫斯科以東的喀山市上空失事，當中國駐蘇聯使館兩名外交官趕到現場時發現，已經犧牲了的兩名中國信使雙手仍然緊抱郵袋。

　　冬天里，時任外交部發言人的沈國放在舉行完記者會后，騎著自行車回家

　　出于工作需要，外交官免不了要到艱苦戰亂的國家或地區工作。中國駐玻利維亞使館地處海拔3600多米的南美洲高原上，是我國惟一被列為“六類地區”(即環境最惡劣的)的駐外機構，自然條件異常惡劣。玻利維亞被稱為“高原、高危、高貧、高亂”的“四高”國家，素有“外交官墳墓”之稱。據中國外交官介紹，在這么高的地方長期生活和工作，會導致血液粘度加大，個別人甚至心臟肥大且無法恢復。中國駐玻使館的館訓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艱苦奮斗，無私奉獻”。

　　條件類似的中國使館，還有中國駐東帝汶使館等。

　　鐘瑞明有一個12歲的女兒，他的妻子是在泰國曼谷懷的孕，其間隨他轉館到印尼，再從印尼回國生下她；女兒學說話和走路的時候，鐘瑞明夫婦都在國外，長時間沒有見面；女兒5歲時，獨自一人坐飛機經新加坡轉機，去印尼探望父母。

　　記者接觸的大多數外交官都異口同聲地談到同一個問題：外交部的待遇太低。工作長達15年的外交官，工資不超過2500元。鐘瑞明等人都說，做外交官，沒法跟外面比待遇，關鍵是對工作是否喜歡，是否有事業心、責任感，更重要的是，是否有奉獻精神。

　　有一名很有才華的年輕女外交官，同學聚會時，知道她工資不高就不讓她掏錢，她說“這讓我很沒有面子”；王昕龍曾在飛機上提出要看看免稅品，結果被空姐搶白了一頓：“看什么看，反正你又不買”；前不久，外交部一名中級外交官向記者感嘆說，他已工作10多年了，如今買二手房的首付款還要向已退休的父母借，日子一直過得緊巴巴的；歐陽玉靖家里，包括父母和孩子，一家5口人曾長期擠在60平方米的公寓里，而這種情況在外交部并不罕見；一年冬天，本報記者親眼見到，時任外交部發言人(司級)的沈國放(現為外交部部長助理)在舉行完記者會后，頭戴耳機，騎著自行車，下班回家……

　　(來源：中國青年報；袁鐵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