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判斷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時機呢？鄧小平同志在1992年就指出，“什么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么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梢栽O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當然，對于收入分配這個與每個人都利害攸關的問題，還要根據(jù)客觀事實和社會輿情作出審慎的判斷。

　　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時機成熟的根據(jù)

　　筆者認為，目前，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作出這一判斷的主要根據(jù)是：

　　第一，理順收入分配關系已經是社會各界強烈的呼聲。2004年，筆者參加全國政協(xié)的一個專題組，曾到六個省市作收入分配調查，感到在全國不論東、中、西部，不論干部和群眾，對收入差距之大的議論很多，對分配秩序之混亂相當不滿。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和中央黨校等單位進行的問卷調查也表明，收入分配問題已連續(xù)幾年高居社會最關注問題之前列。

　　第二，收入分配領域的矛盾和問題已經充分顯現(xiàn)。我國收入差距拉大過程，如果從1985年算起，已經持續(xù)20年了，差距繼續(xù)拉大的趨勢已經非常明顯。到目前為止，差距拉得過大已是不爭的事實。從居民收入情況看，基尼系數(shù)已從1995年的0.389上升到2002年的0.435，超過了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城鄉(xiāng)差距從1985～2003年的18年間快速擴大，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4.3%，而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8.7%。2004年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是3.2∶l，加上各種福利差距，實際達到6∶1。盡管去年中央采取了多項重大措施，使農民人均收入增加了300元，但城市人均收入增加900元，城鄉(xiāng)差距仍在繼續(xù)擴大。從地區(qū)差距看，2003年東部地區(qū)人均GDP分別相當于中部和西部地區(qū)的1.91倍和2.38倍。公務員的工資在不同地區(qū)、不同行業(yè)、不同單位差別也太大。

　　第三，我國人均GDP已經超過1200美元，財政收入大幅增加。盡管我們國家還不算富裕，國防、科技等領域都需要加大投入，但應該說，我們已經具備了比過去強得多的調整收入分配關系的物質基礎。

　　第四，盡管人們對收入分配這樣的敏感問題難免有不同認識，但到現(xiàn)在，不同階層、不同群體，還是在若干基本問題上取得了不少共識。例如，大家都認為，理順收入分配關系，不應該也不可能去搞平均主義，再吃“大鍋飯”；適當?shù)牟罹嗖粌H對保持發(fā)展的活力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合理的；理順收入分配關系是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進行的，不應該也不必要造成市場規(guī)則的扭曲；理順收入分配關系步子要穩(wěn)妥，不應該也不必要造成社會不安甚至動蕩。

　　以上各點表明，理順收入分配關系所需要的主客觀各個方面的條件確實已經基本齊備了。

　　理順收入分配關系的切入點

　　雖然這項工作難度很大，但還是可以選擇相對便于操作、議論比較充分的事情入手：

　　第一，公務員工資涉及的利益方不多，全由財政出資；人員比較整齊，差別比較單一，主要是職務和級別差距；機制比較單純，不直接由市場調節(jié)。可考慮盡快著手理順公務員工資關系，逐步地、穩(wěn)妥地實現(xiàn)統(tǒng)一的公務員工資制度。在原則上，比較一致的思路是：擴大職級差別，縮小地區(qū)和行業(yè)差別；擴大基本工資和職務津貼部分，縮小乃至取消非正式的補貼；增加透明度，加大審計和輿論監(jiān)督力度。比較難于處理的是現(xiàn)在已成事實的差別，但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個技術問題，關鍵是體制問題。要大力加強中央權威，盡快結束自行其是，誰有錢誰發(fā)的局面。

　　第二，加大稅收制度改革力度，發(fā)揮稅收在調節(jié)收入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國外已有很多行之有效的經驗，國內也有不少研究。其實稅收的主要功能就在于調節(jié)收入差距，緩解初次分配中難免出現(xiàn)的社會矛盾。

　　第三，整頓在政府服務、司法服務、義務教育、醫(yī)療衛(wèi)生等領域相當泛濫的“創(chuàng)收”活動，逐步用合法的、規(guī)范的制度代替不合法的權宜之計。公共事業(yè)和公共服務領域不該引入市場機制的，就不能推給市場。隨意搞“創(chuàng)收”，搞亂了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關系，也敗壞了社會風氣。

　　第四，大力推進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這是理順收入分配關系的重要途徑。目前，我們的社會保障制度覆蓋面還很有限，再分配應更多地關注社會弱勢群體，尤其是在現(xiàn)行體制下得不到社會保障的社會群體。根據(jù)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近年來的研究，建議社會保障制度的深化改革應該以“基礎、整合”為目標。所謂“基礎”，就是盡可能降低門檻，盡可能擴大覆蓋面，可以允許有獲益多少的差別，但要防止財富過分向少數(shù)人集中，不允許只有少數(shù)人獲益而多數(shù)人不獲益甚至受損那樣的懸殊差別。所謂“整合”，就是應該把社會保障看成一個整體，注意各種不同的制度、不同的層次之間的功能互補和整體聯(lián)系。

　　關鍵是盡快建立和完善利益協(xié)調機制

　　理順收入分配關系，當然要解決獲利多少、損益失當這個層面的問題，但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更為重要的是通過理順收入分配關系，建立起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保證社會公正公平的利益平衡和協(xié)調機制，這不僅僅是一般的制度和政策，而是更為根本的社會建設。

　　依靠這種機制，既可以保護先富群體的發(fā)展活力，又能夠給后富群體獲得發(fā)展提供必要的機會和條件；既可以使獲益多者有機會和渠道履行對社會的責任，從而心里感到踏實，又可以使受損者和獲利少者得到合理的補償，從而心里感到充實。這樣的機制非常之多，例如，企業(yè)里的工資談判機制，契約方之間的協(xié)商機制，利益方之間的矛盾協(xié)調和化解機制，平衡利益關系的補償機制、公共權力行使中的社會和輿論監(jiān)督機制、信息公開機制以及相關利益者的利益訴求表達機制等等。

　　在建立市場經濟過程中，我們形成了一整套市場機制，依靠這套機制，我們實現(xiàn)了經濟的健康運行和持續(xù)增長。理順收入分配關系，我們要朝著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形成一套社會機制，利用這套機制去調節(jié)收入分配，就不是簡單的利益增減，更不是一些人所擔心的“殺富濟貧”，而是社會建設。一個合理的、文明的和諧社會不正是我們人人都在孜孜追求的嗎？這樣的社會就是要靠一套利益平衡和協(xié)調機制，去主動地調整包括收入分配關系在內的利益關系的。

　　現(xiàn)在，中央提出了建設和諧社會的偉大任務，這是一個大好時機，筆者相信，中華民族一定能夠在21世紀續(xù)寫和諧社會的新篇章！

　　(稿件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景天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