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對綏靖政策研究的深化
綏靖政策是指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英法等國對德意日的法西斯侵略擴張而采取的縱容妥協的對策。針對西方學者長期以來為英法等國對德意日綏靖政策的辯護,齊世榮等中國學者根據史實對之進行了有力的駁斥,認為綏靖政策是隨著二戰前戰爭策源地的形成,法西斯不斷擴大侵略逐步形成的,是一定社會歷史條件的產物。一戰后和平主義思潮的泛濫、上世紀20年代歐洲外交的慣性力量和一戰后英法等國經濟上的衰落是綏靖政策產生的重要原因,而反蘇反共本性的驅使,使英法資產階級希望利用德國作為“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屏障”,從而達到禍水東引的目的。而1938年9月的慕尼黑陰謀出賣了捷克斯洛伐克,使綏靖政策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關于羅斯福是否推行綏靖政策問題。主要有四種看法:(1)、在上世紀30年代,美國打著“孤立主義”旗號,充當了歐洲綏靖主義的積極伙伴。孤立主義在30年代披上了“中立”外衣,其實是美國牌的綏靖主義。(2)、羅斯福反對希特勒法西斯的立場是前后一致的。不過,在30年代國內外環境制約下,他的這種立場有一種由隱蔽而轉為明朗的發展過程。認為羅斯福在美國參戰前反對希特勒法西斯的斗爭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1933年至1936年,“防御階段”;1937年至1939年,“遏制階段”;1940年至1941年,“打擊階段”。(3)、認為30年代羅斯福的外交政策是很矛盾的,反孤立主義、反法西斯侵略即使是主要的,也只是其中的一面,同時也還存在綏靖主義的一面。(4)、認為30年代的羅斯福實際上并沒有獨立的歐洲政策,而是推行一條支持英國歐洲政策的路線,這樣,便與張伯倫的綏靖政策聯系在一起了,不過,在手法上,羅斯福與張伯倫不同,張伯倫是袒胸露臂,羅斯福卻蒙有一層民主、自由的面紗。
9、關于法蘇戰略指導失誤研究
有的學者撰文對二戰中法德戰爭的全過程進行了分析,認為法國在軍事戰略指導上有三大失誤:1.消極避戰;2.片面抗戰;3.單純防御:過分倚重馬其諾防線;戰略防御中缺乏進攻意識,不能實施積極的戰略防御。軍事戰略指導上的這些嚴重失誤,直接導致了法國在法德戰爭中的失敗,而軍事戰略指導上嚴重失誤的更深層的原因在于其統治階級(以國家機器為代表)目光短淺,實行綏靖政策和軍事思想的保守與落后。有的學者根據近年來新解密的大量檔案資料,對蘇軍在蘇德戰爭初期失利的原因進行了再思考,認為導致蘇軍在蘇德戰爭初期嚴重失利的主要原因是:1.蘇聯在政治上的重大失誤。蘇聯1937至1938年的政治“大清洗”波及軍隊,對軍隊建設和戰備工作一度造成災難性破壞;削弱了軍隊的骨干力量;阻礙了軍事理論的發展;造成了蘇軍體制編制上的某些倒退;破壞了軍隊教育訓練和軍事科研工作;貽誤了軍隊建設的發展時機。2.蘇軍在軍事方面的重大失誤;因循守舊,對戰爭初期作戰樣式的判斷失誤;片面強調戰略進攻,忽視戰略防御,沒有建立堅固的戰略防御體系;一廂情愿,主觀武斷,對德國發動侵蘇戰爭的時間判斷失誤;對德軍主要突擊方向判斷失誤;“東方戰線”不僅政治上不可取,軍事上亦不可取;情況不明決心大,盲目進攻受重創;戰前沒有預先建立戰時國家和軍隊的最高領導體制;等等。3.在外交戰略上的失策。其表現之一是,放棄了建立蘇、英、法反德集體安全體系的主張,轉而與德國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含秘密條款),盡管為蘇軍戰備爭取了時間,但其消極作用亦不可低估;表現之二是,通過最后通牒、武力威脅甚至出兵占領等方式,在他國領土上建立“東方戰線”,從而將周邊鄰國推向了法西斯一邊。
10、雅爾塔體系與戰后國際格局
雅爾塔體制應是以雅爾塔會議為主的大國首腦會議(德黑蘭會議和波茨坦會議)通過的決議和協定對戰后世界的安排和設想,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結束時,大國之間實力對比和妥協的產物。從大國決定一切的意義上說,雅爾塔體系與以往歷次國際體系的轉變相差無幾。大國強權政治和秘密外交依然存在。但是,雅爾塔體系與一戰后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相比,有著明顯的歷史進步性,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是一戰協約國集體分贓的產物,而雅爾塔體系體現了世界民主力量的勝利。
11、關于戰爭與和平問題
武漢大學胡德坤教授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變更了時代的主題,改變了世界戰爭力量與和平力量的對比,規定了戰后局部戰爭的歷史走向。還有學者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使人們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觀念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對民族主義走向極端所造成的危害性也有了更加理智的認識。這是研究二戰的世界歷史意義時應該研究的問題之一。還有學者提出,對于二戰后總體和平的保持,有兩種解釋,一種解釋是鄧小平同志說的“反對霸權主義就是維護和平”,即戰后的長期總體和平是與霸權主義斗爭而得來的。另一種是西方的所謂“霸權和平論”和“霸權穩定論”,把和平歸功于存在一個強權大國的家長式控制,或是少數大國的類似的控制,而二戰之前的和平不能保持是因為缺少這樣一個霸權的存在。所以對戰后的和平為何能長期保持,兩種解釋可能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和政策取向，小平同志的解釋更值得我們深入理解和研究。
12、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世界歷史進程
胡德坤教授認為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撥正了世界歷史發展的方向,為人類社會的前進掃清了障礙,成為20世紀世界歷史從戰爭與動蕩時期過渡到和平與發展時期的推動力,使世界歷史整體發展從以征服與掠奪為特征的舊時期,進入到以平等與依存為特征的新時期。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為戰后世界和平奠定了基礎,還推動了戰后世界范圍內的革命與改革。戰后世界的變革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殖民地半殖民地爭取獨立與解放的變革、歐亞一系列國家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革命、資本主義世界的改革。人類歷史上這場空前廣泛而又深刻的社會變革,為戰后世界經濟的繁榮與發展開辟了道路。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世界歷史整體發展進程中的偉大轉折點。學者們一致認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對戰后世界產生了重大影響。
13、聯合國問題
二戰期間及戰后創建了一系列的國際性組織,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聯合國。鑒于兩次世界大戰和國際聯盟在維護世界和平上的弊端,世界反法西斯陣營創建了聯合國這樣一個集體安全機構。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強調了組成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國際組織的一系列基本規則,反映了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人民的共同愿望。戰后的歷史表明,盡管聯合國在處理國際問題時受到大國政治的相當多的制約,但作為以維護世界和平為主要目標的全球性國際組織,聯合國在抑制戰后國際沖突惡性發展方面從總體上講起到了積極作用,在聯合國的政治框架內處理國際問題,一直是戰后各國堅持和維護的原則。
14、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亞太國際合作
有人認為,近年來,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亞太國際合作的研究,已成為中國二戰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熱點。圍繞這一問題,學術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中國抗戰;(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與亞太國際合作;(三)戰時亞太地區中緬印戰場與盟國的軍事及情報合作;(四)對諸如史迪威使華、陳納德、羅斯福、張西曼、戴安瀾、葉佩高,以及南京大屠殺、中美英三國聯合軍事會議、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蘇聯援華志愿隊、史迪威公路、美國飛虎隊、駝峰空運等人物和事件的個案研究;(五)對二戰時期經濟、衛生、文化、教科文衛等領域合作情況的分析研究。這些研究既相對獨立,又相互聯系,從不同層面和角度,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亞太地區國際合作的基礎、條件、進程和影響,進行了深入的實證調查和充分的解析論證,取得了一批新的學術成果。戰時亞太地區軍事戰略合作、政治外交合作以及國際經濟技術等領域的合作,為同盟國發揮各自的資源優勢,激活各國戰力諸多要素,進而實現區域性國際間的資源優化配置、增強戰時綜合實力,為打敗日本法西斯奠定了基礎,也為戰后直到今天調整各國各地區利益沖突及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提供了歷史借鑒。
15、戰爭遺留問題
關于二戰的遺留問題研究主要集中在德、日的戰后民主化,法西斯國家的戰后賠償,以及日軍在華化學戰及戰后遺留的化學武器方面。國內外學者們對德、日戰后民主化改造及對戰爭罪責的反省進行了比較研究。戰爭賠償問題的解決,是戰敗國恢復國際社會成員資格、恢復主權的必要前提,是戰爭加害國應盡的義務和責任,是受害國的當然權利。二戰后盟國對法西斯國家索取賠償和締結媾和條約時,多偏重于實物賠償,但戰后日本的戰爭賠償卻是一個特例。
有學者認為由于戰后美國對日本的單獨占領,日本的戰爭賠償方式隨著美國全球戰略需要的演變而幾經轉變,經歷了由實物賠償到勞務賠償再到資本賠償的變遷,美國最終將日本對東南亞的戰爭賠償納入到東亞遏制政策的軌道,使日本得以將戰爭賠償由懲罰措施轉化為向東南亞市場進軍的經濟外交手段。
二戰期間日本在華化學戰及戰后遺棄化學武器問題不僅是歷史問題,而且是與當代的中日關系有著緊密聯系的問題。中國學者自戰爭結束以來一直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而2003年中國黑龍江齊齊哈爾發生的居民被日本軍隊遺棄在中國的化學武器傷害的事件,再次引起了人們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化學武器是國際法明文禁止的違背人道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日本軍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期,就著手研制這種武器。在中國戰場上,日本軍部部署、命令、督促和教育日軍大規模使用化學武器,發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規模最大的化學戰,造成了中國軍民大量傷亡。日軍在戰敗之際又秘密掩埋和丟棄化學武器以掩蓋其罪行,而且沒有向中國方面提供任何資料。戰后這些遺棄的化學武器使眾多中國人慘遭傷害,同時也造成環境的污染,潛在的危險性日益加重。這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還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進程、重大戰役、第二戰場的開辟、具體的戰略戰術、軍事技術革命等具體問題進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總的來看,戰后半個多世紀以來,人類社會取得了空前的進步,和平與發展已成為當今世界的時代主題。但是戰后世界并不安寧,局部戰爭連綿不斷,還有少數新法西斯分子、日本右翼勢力公然為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招魂。這必須引起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的警惕和深思。
(稿件來源：《北京日報理論周刊》，作者：潘迎春、彭訓厚，作者分別為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中國軍事科學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