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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20年來，華人影人到好萊塢闖蕩的不乏其人，他們來了又都先后離開。只剩下吳宇森。還在好萊塢，在工業化世界里艱難地守候他的“人性情感”

　　5月11日，法國海濱小城戛納又迎來世界電影的盛會。本屆電影節受國人關注的除了三部參展的國產電影，還有擔任評委的華裔導演吳宇森。近年來，華人導演頻頻出現在戛納電影節的評委席上，從2003年的姜文，到去年徐克擔任競賽單元的評委，今年又有吳宇森進入評審團。與徐克姜文不同的是，今天吳宇森的身份更多是一名好萊塢導演。

　　法國當地時間5月16日下午3點，吳宇森接受了本刊記者的越洋電話采訪。雖然身處好萊塢多年，他的普通話甚至比一般香港導演更流暢，聲音也沒有因每天緊張的看片日程和擠得滿滿的評審安排而顯出絲毫疲倦。平時不參加國際電影節的吳宇森表示，自己第一次擔當戛納電影節的評委，但心情非常輕松。他說，在美國工作多年，對好萊塢電影的內容貧乏、題材重復早已失望。如今當評委，倒有機會多看幾部心儀的藝術電影。

　　在美國做導演要學會罵人

　　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香港電影的繁榮讓好萊塢片商紛至沓來挖掘人才。除了吳宇森，先后被好萊塢看中的導演還有徐克、林嶺東、于仁泰、洪金寶。但都只拍攝了一兩部B級制作就失意而歸，真正站穩腳跟并留下來的華人導演只剩下吳宇森。

　　近日，吳宇森宣布年內開機的第一部電影將是重拍法國導演梅爾維爾1970年的經典盜寶片《紅圈》，同時，他還會以監制身份發掘年輕導演，拍攝《雨中怪客》等其他三部法國經典名片，而之前應承中國內地電影公司的“史詩巨作”《赤壁之戰》將因此暫時擱置。

　　中國新聞周刊：答應重拍《紅圈》和一系列法國經典的懸疑驚悚片電影是出于什么考慮？

　　吳宇森：我對法國電影有濃厚感情，特別是對梅爾維爾的影片愛不釋手，早期作品《英雄本色》、《喋血雙雄》和《辣手神探》都是向他的致敬之作。

　　中國新聞周刊：你現在已經適應了好萊塢的電影制度了么？

　　吳宇森：我到哪里都一樣，都以交朋友的方式跟別人相處。剛到美國后，我花了很長時間不斷跟人交流來了解美國。在具體方法上，比如在這邊做導演要學會罵人、說粗口。另外雖然在表現暴力上需要作出一些改變，但我一直都很重視表現人物，表現情感；我覺得除了保持我們自己的文化，還應該找到一些共同的世界性主題。我發現關于友情和正義感這些問題大家都有相同的理念，只是表現方式不一樣。中國有的傳統情懷是具有世界性的。我強調仁義精神，朋友之間的感情和我們的家庭觀念，一種崇高的犧牲精神，這些經常在我的電影中出現，我拍西方電影的時候也會盡可能放一些進去。

　　中國新聞周刊：你的好萊塢作品中，《變臉》被認為是最具個人風格的一部，而且從那時起，你的“人性”世界化嘗試得到了印證？

　　吳宇森：那部影片最初的劇本就是一個科幻片，但我當時不太了解特技，公司就修改了劇本。但本來我(結局)想拍英雄殺了壞人，最后收留了他的小孩。可電影公司說美國文化不一樣，觀眾不會喜歡看英雄收養敵人的小孩。我堅持人性是世界性的，不管文化如何不同，大家都有一種愛心，會想要照顧別人。后來舉辦了一次試映，播放的版本結尾就是英雄殺死壞人，回到家里。但觀眾卻不喜歡這個結尾，他們問為什么不讓英雄照顧敵人的孩子。電影公司的老板就向我道歉，采用了我的提議。這說明一些人性的情感并非東方人才能理解。

　　(通常在本土呼風喚雨的外籍導演到了好萊塢最開始只能接受一般導演的待遇，最重要的一條限制就是沒有最終剪輯權。吳宇森也不例外。他拍攝的第一部好萊塢電影《終極標靶》被電影公司重新剪成一個幾乎完全擯棄其個人風格的版本以適應美國觀眾口味，票房反響平平讓他陷入了開局不利的困境中。回憶起這部電影的失敗，他總結“我希望把一個美國戲拍成一個香港方式的電影，可對美國人來說，他們習慣是喜劇就是喜劇，絕對不能摻雜動作，他們也不能接受在一個動作戲里有那么豐富的人情味。”吸取了這次的經驗教訓，他開始小心翼翼地尋找風格個性與好萊塢大片模式的契合點。)

　　中國新聞周刊：你離開香港時正是香港電影業的鼎盛期，當時你的地位也如日中天，是什么吸引你放棄了這一切去好萊塢從頭打拼？

　　吳宇森：我很喜歡學習，在香港拍了25年電影，已經到了一個頂點。我覺得我需要學習更多的東西，正好當時好萊塢邀請我過去。可以嘗試跟不同的工作人員合作，也想證實我的導演技巧和表達方式能夠達到國際性。另外我覺得很多片子在香港都沒機會拍，比如使用大量特技的(電影)，比如關于西方文化的(電影)。我希望通過拍外國電影來探討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間存在的共通處，也希望通過我的表現，讓外國人對我們中國人有多一點認識。

　　中國新聞周刊：但你在好萊塢開始得并不很順利？

　　吳宇森：在創作中，確實有些地方需要我去改變的，到底是(面對)兩種不同的文化。比如拍動作片的時候，為了表現正義的精神，我們的英雄可以一個人打30多個人，但在美國電影里，就只能一個人打兩三個人。香港人喜歡看動作場面，而在美國對暴力的處理必須減輕暴力程度。

　　中國新聞周刊：好萊塢的運作制度也與香港有很大區別？

　　吳宇森：我在香港拍片確實比較自由，只需要跟公司稍微討論，找到資金和演員，導演基本就能控制一切。好萊塢很講究制度化，拍片之前就要開好幾個月的會來討論，拍的過程中也由公司完全控制。

　　中國新聞周刊：好萊塢嚴格的工業制度限制了你的創作么？

　　吳宇森：在好萊塢很煩的一點是很多事情都很政治化，政治斗爭非常復雜，公司高層甚至把一些小事弄大就只是為了顯示他們的權力，對創作進行干預。但總體上美國人對我很禮遇，給了我充分的制作條件。

　　在美國，絕大部分制作人員都受到過非常專業的訓練，他們對電影的認識水平很高。雖然需要作出一些妥協，但我基本不覺得有太大局限。

　　我相信將來國內有機會

　　雖然好萊塢擁有十分開放的吸納全世界的電影人才的制度，但在全球化市場的目標下，好萊塢對導演個性化風格的包容越來越有限。《諜中碟2》是吳宇森作品中票房最高的一部，影片中他的個人風格也只剩放白鴿等徒具外殼的招牌。

　　吳宇森本人也意識到危機，試圖調整風格。但無論他如何強調在《諜中碟2》、《風語者》、《空頭支票》中增加了情感的表達和人物的塑造，但都沒能創造出《喋血雙雄》式的豪情和小馬哥式的偶像。而耗資1.2億美元的《風語者》遭遇票房滑鐵盧更讓吳宇森面臨嚴峻考驗。好萊塢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導演拍攝大片只許失敗一次。吳宇森如今的地位顯然已岌岌可危。在多個計劃擱淺后，他宣布與中國內地的公司合作籌拍《赤壁之戰》。或許與他十幾年前走出香港一樣，他開始了又一次戰略方向的轉變。

　　中國新聞周刊：你最近的幾部作品似乎個人風格越來越弱了？

　　吳宇森：我盡量把我的風格加入好萊塢電影中。當然，我年紀也大了，以前拍了很多悲劇電影，現在我想拍像《空頭支票》那樣讓觀眾更快樂一些、對未來感到有希望的片子。

　　中國新聞周刊：所以你又在籌備歌舞片和《華工血淚史》，這些和你過去的動作片完全不同類型的影片？

　　吳宇森：其實我非常注重人性情感的表達，非常渴望拍一個人性為中心的電影。我相信將來在國內會有機會，(那里)有太多動人的故事。

　　中國新聞周刊：你為什么選擇從《赤壁之戰》這樣的歷史題材回歸東方？

　　吳宇森：第一，我很想拍一個歷史故事。我在海外這么多年，感覺到外國人對我們的文化、精神和個性都不夠了解，希望透過這個電影把中國人的智慧，文化和精神表現出來。這個題材的好處是主要人物能夠表現出我們中國人的忠義精神，同時里面有幾場著名戰役可以充分體現我們的智慧。第二，我對拍商業大片興趣不那么大了，我在好萊塢這么多年，學了很多經驗，我希望帶給國內的電影人。我剛在北京拍完一個公益短片，有很大的感觸，在大陸有很多有才華的電影人，對電影有一份理想，也希望更好地表現，只是受到制作條件限制。

　　另外一方面，我想拍一個大制作大場面的戲，顯示出我們國內電影人制作的魄力，我們也可以拍出一部等同于好萊塢電影氣魄的電影。我希望把我們的美好江山拍到電影里，宣揚一種美的文化。

　　中國新聞周刊：你所說的好萊塢經驗具體指什么？

　　吳宇森：比如說攝影方面，我會帶入一些新的攝影器材；制作特技畫面，請一些美國的工作人員讓大家見識。最主要還是在技術上幫助我們提升水平。在主拍攝方式和制度等等方面我也會借鑒一些好萊塢的經驗：比如工作時間，我聽說國內拍戲是沒什么休息的，我覺得還是應該讓員工有充分的休息時間，可能一個星期工作六天。

　　最近我看了很多很好的國內電影，感到非常驕傲。他們都是在制作條件不充裕的情況下拍出來的，讓我非常佩服。中國電影應該會越來越好。(文/戴婧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