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6月1日電 最新一期《證券市場周刊》載文指出，中國與歐美紡織品貿易摩擦不斷升級，背后隱藏的正是中外關于人民幣匯率的博弈。

　　近日，美國政府稱，決定對來自中國的棉制針織襯衫、棉制褲子、棉及化纖制內衣三類紡織品采取特別限制措施，重新實行配額限制。中國政府對此事件公開表示不滿，認為其嚴重違反了自由貿易原則。隨后，中國政府也采取了靈活性措施，宣布自6月1日起取消對81種紡織品出口關稅。輿論猜測，中美雙方圍繞著貿易所展開的一切活動，都是對于人民幣升值問題的一場博弈。而目前的這一切只是開始。

　　紡織品行業兩難

　　由于今年年初全球紡織品配額放開，而紡織品出口又一直是中國出口強項中的強項。因此，紡織業很自然的成了這場貿易戰的開始。

　　“美國此次擬對中國紡織品采取特別限制的一方面原因是，美國政府調查發現，全球紡織品和服裝配額制度今年取消以來，中國產品對美出口激增，已經對美國同類紡織品造成了市場擾亂，根據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的協議，在此種情況下，進口國可以采取特保措施——數額限制。但另一方面，也是他們采取的一種逼迫手段。而中國采取提高紡織品關稅的手段也是希望在這場博弈中占有更多的主動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世界政治與經濟的專家說。

　　外電評論，中國此舉是為了避免與歐美之間爆發激烈的貿易戰，希望借此向歐盟與美國表達自我設限的善意。

　　目前，中國整個紡織服裝行業的出口依存度比較高，其中大部分企業都處在凈出口狀態，毫無疑問，無論是人民幣升值、歐美對紡織品設限還是中國提高紡織品關稅，都將對紡織行業和紡織企業帶來不同程度的損失。而其中的損失大小從某種程度上也是可以衡量的。

　　應對壓力較量升級

　　在美歐相繼提出要對中國紡織品設限后，上周，美國財政部向美國國會提交報告，要求中國政府在6個月內調整人民幣幣值，否則美國將有權給中國進口商品加上27.5%的關稅。

　　緊接著，美國財政部部長斯諾在19日宣布，任命56歲的奧林·韋辛頓(OlinWethington)為中國事務特使，專門負責就匯率改革和金融改革等領域與中國方面進行直接的建設性對話。

　　對于種種壓力，中國并沒有作出正面回應，但卻絕非無動于衷。除了提高紡織品關稅這樣的措施，從去年以來，中國外匯管理局發布了一系列有助于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措施和外匯管理新辦法。直到近日發布的《關于擴大境外投資外匯管理改革試點有關問題的通知》(下稱《通知》)的規定，外管局將境外投資外匯管理改革試點從現有的24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擴展到全國，同時將各地區2005年度境外投資購匯總額度，從目前的33億美元增至50億美元。如實際需要用匯超過額度，還可予以追加。

　　另外，外管局各分局對境外投資外匯資金來源的審查權限，從原單個項目的300萬美元提高至1000萬美元，同時企業境外投資在獲得主管部門批準后，即能便利地辦理境外投資外匯管理有關手續，在用匯上也將得到積極支持。

　　有專家認為，外管局正在將對外匯過去的“寬進嚴出”政策向“寬出嚴進”轉化，這將有利于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

　　人民幣升值的較量還在加劇，甚至還將升級，因為這一問題目前已經不僅僅是經濟問題，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慮。

　　中國人大金融研究所副所長趙錫軍指出，“來自國際的壓力其實是七分政治因素,三分經濟因素。”

　　政治上的壓力最開始來自于日本。日本國內經濟不景氣，政府又無法有效地振興經濟，國內矛盾蓄積到一定程度時，就勢必要到國外找出口。日本最先提出，由于人民幣被低估，中國大規模的出口沖擊了國際市場，導致國際上通貨緊縮，影響了其他國家的就業和經濟發展。

　　繼而美國也跟進。美國有議會選舉的問題，“9·11”之后，美國經濟的轉暖沒有持續性。在不穩定的情況下，要打經濟牌，就有壓力和難度。美國議會不斷向政府施加壓力，這些舉動更多的是從其政治利益來考慮的。

　　也有專家認為，中美貿易摩擦與匯率并沒有直接的關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立群指出，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在國際分工方面達到一定規模、接近合理邊界后，肯定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約，現在這些因素在逐步增加。這是在整個國際分工格局當中，逐步建立各國邊界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里面出現的一些情況，如美國對中國的一些限制措施都是與此聯系的。

　　喧囂的背后

　　在要求人民幣升值一浪高過一浪的呼聲之中，也有很多來自于國際跨國金融集團的聲音。而在這些聲音背后，隱藏著那些從來都喜歡追逐短期利益的“熱錢”。“熱錢”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機會，管理和控制這些國際短期資本的跨國金融機構掌控操縱了大量的國際游資，基于全球經濟的發展狀況，國際游資一直瞄準中國。

　　張立群談到，有一些跡象，如資本項目的流入和經常項目的順差，中間有一些不太吻合的地方，錯誤和遺漏項目的反向變化比較大，這些情況都表明有一些投機性的貨幣在其中起作用。

　　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左小蕾并不贊成馬上升值。她指出：“一些國際炒家通過炒作，制造匯率市場波動，從而達到套利賺錢的目的。”因此，沒必要太在意外界的炒作，就像周小川說的“當不得真”。

　　近期，關于人民幣何時升值和升值多少的猜測幾乎總是經濟新聞中的頭條，盡管最后都沒有成真，但卻絲毫沒有阻攔大家對此猜測的熱情。而且國際外匯市場每每不會管它是不是“狼來了”的故事，依然大肆“興風作浪”。究其原因，就是熱錢的作用。靠市場波動賺錢是對沖基金套利的模式。他們不希望市場比較平靜，希望有波動，這樣才能套利。至于人民幣是否真正的升值或貶值，對他們來說可能已經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只是波動。國際炒家炒作時，只要炒出波動來，就達到目的了。有很多人的觀點錯了，但他們并不在乎，他們在乎的是炒作出來的這種機會所帶來的差價，跟對錯無關。

　　“熱錢”的流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流出。

　　“現在人民幣匯率雖然不是均衡的匯率，但是誰又知道匯率的均衡點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而且中國經濟內部又存在很多問題。所以人民幣目前究竟是應該升值還是貶值都很難說清，需要全面考慮。現在決策層要清醒的面對考驗。”左小蕾強調。

　　一個國家的匯率如果真是由市場的供求來決定，影響市場供求的因素有很多，除了進出口以外，還有對整個經濟、財政的判斷。美元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美國是世界上經濟最強的國家，也是科技力量和創新最強的國家，但是一旦出現財政赤字、貿易赤字，美元也是貶值的。所以無論多強，只要在某些關鍵的指標方面出現薄弱，那么國際社會對其貨幣的信心就會有所變化。趙錫軍認為從這個角度來講，人民幣升值仍需要考慮很多因素。

　　“熱錢”狂賭加上中國內部經濟仍然沒有理清的頭緒，使得人民幣升值和匯率機制的改革一拖再拖，但人民幣中長期來說升值的趨勢，已經成為業界的共識。很多研究已經表明，人民幣匯率適度升值不會影響中國經濟的增長。而匯率機制改革更會使得中國的金融體系和經濟體系變得更加強壯。中國銀行系統的改革已經開始并初見成效，匯率機制改革作為整個金融體系改革的一部分也勢在必行。因此，人民幣合理升值和選好適當的時機進行匯率機制改革將對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形成深遠影響。

　　德意志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馬駿認為，人民幣匯率改革問題正在被全球的投資者看做影響新興市場的最不確定因素。因為它將對中國經濟產生巨大影響。而中國經濟增長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是25%，對全球商品需求增長的貢獻是50%。因此，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和人民幣對美元可能的升值前景正在對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產生廣泛的影響。

　　人民幣小幅升值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并不大。如果升值5%,大概只減少GDP增幅的0.3%，對CPI的影響大概是減少0.4%的通脹；如果升值10%，對GDP的影響大概是減少0.7%，對CPI的影響也是0.7%。

　　美國和香港將是主要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受益者。對于其他國家來說，人民幣升值對其商品、紡織服裝和輕工業的影響總體也是積極的。由于香港地區與內地的貿易往來頻繁且港元將對人民幣貶值，香港將是人民幣升值的最大受益者。美國出口將增加，但同時進口的貨物將更昂貴。

　　中國航空業和香港旅游業也將從人民幣升值中獲益，而中國的商品將受到損失。我們強調的從人民升值中獲益的五個行業分別是：中國航空業、汽車業、房地產業、公共事業類和與香港旅游業密切相關的公司。中國出口企業和石油類、基礎原材料及化工產品類公司將從人民幣升值中受損失。

　　在中國生產產品并向海外出口類的公司將受到損失，而那些出口產品到中國的跨國公司和在中國生產且在中國國內銷售的公司將受益。(楊柳 耿馨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