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人民幣匯率機制必須調整，目前已無異議，但匯率改革有多迫切、作用有多大，尚存分歧。隨著宏觀經濟的變化，貿易摩擦不斷加劇，一種觀點正在成為主流

　　中美央行行長的困惑

　　雖然中美兩國的經濟走勢越來越趨于穩健，但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卻都不輕松，他們正面臨一些新的困惑。

　　很少被難倒的格林斯潘，日前在國際貨幣會議的電視講話中坦承：在過去的一年中，雖然美國經濟不斷走強，聯邦基金利率已經連續8次上調，達到3%的水平，但美國長期國債的利率卻持續下跌，10年期美國國債利率目前已跌至4%的罕見低位。長期利率的不斷下跌，使美國房地產市場不顧加息而持續火爆，美國居民對其他信貸消費的熱情也保持高漲。

　　格氏將造成美國長期利率走低的因素歸結為一種神秘的“新力量”。

　　周小川面臨的麻煩似乎更多一些。今年3月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已達到6591億美元，同比增長50%。“堅壁清野”迫退國際游資的愿望不僅沒能實現，一些新的壓力又出現了：居民售匯增加，外資企業結匯也開始上升。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的統計顯示：截至今年4月末，上海中資金融機構外匯各項存款余額為174.14億美元，當月凈減少3.63億美元，同比多減4.52億美元。同時，人民幣各項存款新增334.43億元，同比多增24.96億元。

　　中美兩國央行行長面臨的問題看似不相干，實則聯系緊密。由于人民幣匯率的低估，貿易與資本項目下的順差大幅增加，導致中國外匯儲備超常增長，這些外匯儲備又主要用于購買美國國債，使美國國債在中國為主的需求擴張中價格上升、收益率持續下降。也許，這就是格氏所謂的神秘“新力量”。

　　貿易爭端背后

　　上周末，中美貿易爭端談判幾無進展，雙方分歧明顯，再聯系到中歐間尚未解決的紡織品貿易摩擦，這些都透露出一個重要信息：中國的貿易環境正在惡化。

　　統計顯示，今年前4個月，中國出口2180.5億美元，增長34%；進口1968.7億美元，增長13.3%；累計實現貿易順差211.7億美元。這組數字看似正常，但如果加入價格因素，問題就顯現出來了。2002年以后，中國進口商品價格大幅上升，但出口商品價格未能上漲，甚至就在最近中美紡織品貿易爭端開始后，中國的出口商品價格還在下跌。

　　這意味著，近一段時期，中國出口貨物量的增長遠比出口額的增長要快；而進口貨物量的增長則比進口額的增長慢許多。經濟學家宋國青曾做過計算：今年1月份，中國石油進口按金額計算，較去年同期上升5%，但實際進口量卻下降了25%。

　　原因何在？還在于匯率。

　　中國實行的是固定匯率制度，名義匯率與美元掛鉤。這樣，中美兩國國內通貨膨脹率的變化就將導致人民幣與美元實際購買力的變化。如果中國的通脹率高，美國出口的商品就會相對便宜；如果美國的通脹率高，則中國的出口商品就會相對便宜。

　　1998年以來，中國通脹率大部分時間低于美國。雖然去年一度高于美國，但經過一段時間的宏觀調控，今年4月又降至1.8%，而同期美國的通脹率還在3.5%的較高位置。這表明，人民幣匯率不僅伴隨美元下跌而相對于歐元貶值，即使相對于美元，實際購買力也在下降。正當全球生產成本都在提升之時，中國商品的相對價格卻越來越便宜，出口增勢越來越猛。如此這般，貿易摩擦怎能不加劇？

　　宏觀調控難題

　　去年年初開始的宏觀調控，先后樹立了幾個目標：控制鋼鐵、房地產、電解鋁、電力等行業的投資規模，控制居民消費價格的過快增長，抑制房地產價格等。從目前看，效果明顯，過熱行業投資漸冷，CPI及房地產價格回落。然而，貿易摩擦卻迅速加劇。

　　一個現象似乎正在成為規律：當針對某部門的調控見效時，其他部門的矛盾又凸顯出來，可謂“按下葫蘆起了瓢”。

　　事實表明，一國經濟強勁增長，帶來居民收入增加，如果物價控制較好，必然使實際匯率升值。但如果匯率固定不變，就會通過物價大幅上漲的方式完成本幣的實際升值。過去3年中，中國原料、能源及運輸等瓶頸的出現，投資、貸款猛增，以及房地產等資產價格快速上升，正是人民幣試圖通過物價上漲實現自身升值的表現。然而，當物價也被人為地控制住后，人民幣升值的內在力量不得不尋找其它的釋放方式，加速出口成為必然選擇。

　　由此可見，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當前中國宏觀調控所面臨的實質正是匯率問題。

　　要緩解與外部世界的經濟摩擦，只有提高中國商品及資金的價格。其路徑有三：升值、升息和加稅。

　　普遍加稅并不現實。一則，中國宏觀稅負水平已然處于較高水平，只有減稅而沒有加稅的理由。二則，中國近年財政增收極快。三則，加稅對企業競爭力的打擊比加息和升值還要大。

　　升息的理由也越來越不充分。近幾個月，物價上漲的動力不斷減弱，正利率也許將在不久的將來成為現實。

　　這樣，剩下的路只有一條——升值。

　　正所謂，匯率是綱，綱舉目張。

　　(稿件來源：《中國證券報》，作者：尹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