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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來﹐中國對外一改過去模糊﹐柔弱的作法﹐在重大問題上強硬出擊﹐明快應對。繼對臺推出《反分裂國家法》﹐邀請連宋大陸行后﹐對日本﹐吳儀斷然拒會小泉﹐明確表態在日德印巴入常案上投反對票。對美國﹐強力頂住迫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在紡織品等貿易戰中﹐也針鋒相對,據理力爭。對此﹐有人歡呼﹐也有人疑惑。有論者說﹐中國將終結“韜光養晦”﹐進入一個大聲說“不”的時代。

　　對中國“韜光養晦”政策含義的理解﹐見仁見智。最近的一個例子﹐就是據報導﹐美國五角大樓中國軍力報告的起草人﹐“中國通”白邦瑞(Mike Pillsbury)曾宣稱﹐戰國時代越王勾踐“韜光養晦”,最后滅了吳王夫差。如果今天不遏制中國，30年后，美國也會像吳王夫差一樣完蛋。白邦瑞是以兵不厭詐的“詭道”來解釋“韜光養晦”,以弱肉強食的“霸道”來管窺中國的行為。

　　這并不奇怪﹐因為﹐在西方文明中﹐“霸道”的觀念根深蒂固。從馬基雅弗利﹐摩根索(Morgenthau)﹐到米爾雪默(Mearsheimer)﹐這些主導了西方主流意識的現實主義者﹐無不信奉以力服人﹐明確把“利益最大化”作為國家的最高利益。

　　在歷史上﹐兩次世界大戰﹐美蘇冷戰﹐乃至近年的局部戰爭﹐不論打著什么旗號﹐背后無不是以爭奪和保衛霸權為最終目標。抱著這些觀念來看中國崛起﹐當然會對“中國威脅論”念念不忘,對“韜光養晦”如芒刺在背。

　　西方有學者認為﹐中國在近代所受到的來自西方的苦難與屈辱太深太重﹐使中國人產生了一種“受害者”情結﹐因此生怕中國強盛起來后﹐象越王勾踐那樣“復仇”,“雪恥”。殊不知﹐對于中國人而言﹐正道是“王道”﹐而不是霸道。

　　《孫子兵法》中除了說“兵者﹐詭道也”﹐要“以奇勝”外﹐更提倡“以正合”。霸道以力服人﹐王道以德服人。霸道追求國家權力最大化﹐對外擴張。王道追求天下大同﹐對外協和。如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人者王，王不待大。”（孟子-公孫丑上）。追求霸道的列強﹐可以建顯赫帝國﹐無邊功業﹐但“城頭變換大王旗”﹐當年霸主今安在﹖而追求王道的中國﹐歷時幾千年﹐依然屹立在東方。因此﹐王道是內斂的﹐而不是外張的。是寬容的﹐而不是排它的﹐這也是“韜光養晦”的應有之意。

　　換言之﹐“韜光養晦”應是走向王道的姿態﹐而不是走向霸道的掩護。越王勾踐的臥薪嘗膽﹐劉備的“巧借聞雷來掩飾”﹐其中的“隱忍”與“詭道”﹐并非是“韜光養晦”的全部含義和精神。當然﹐需要指出的是﹐王道必須建立實力上的﹐落后只有任人宰割。

　　近代中國百年積弱,差點成為別人的“王道樂土”。而在漢唐之時﹐聲教播于四海﹐同時國力之盛也舉世無雙。王道也必須建立在智慧上的﹐不能象宋襄公那樣﹐行愚不可及的“仁義”。也不是該出手時不出手。只不過在出手之時﹐先考慮好收手的方式。

　　因此﹐回到今天現實﹐中國沒有放棄韜光養晦的理由。其一﹐中國經濟結構的深層矛盾,社會階層的潛在沖突,都使中國沒有放棄“韜光養晦”的本錢。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對外界沸沸揚揚的“中國熱”﹐一定要頭腦冷靜。其二﹐在對外關系中,根據實際情況,采用積極主動和明確的對策,并不一定是放棄“韜光養晦”。其判斷的底線是,對外出擊時不強出頭﹐在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謀求中國的國家利益﹐而不是一廂情愿要建立自己的“新秩序”。在對日美關系中﹐應有理有節,斗而不破﹐留有余地。

　　隨著國力的增長﹐中國將更偏重“有所作為”﹐但絕不應放棄“韜光養晦”。同時﹐也要向世界表明﹐“韜光養晦”不是一種“詭道”﹐不是一個“陰謀”﹐不是權宜之計﹐而視為一種“正道”,一種立身之本﹐不僅應行之于中國崛起之前﹐而且還會行之于崛起之后。

　　文章來源：美國僑報 文/蕭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