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沒有任何預兆，也沒有任何起因，一個被稱為“芙蓉姐姐”的女子突然成為中文網絡上炙手可熱的偶像。與此前網絡上的幾大紅人不同，“芙蓉姐姐”的行為并沒有多少道德上的出格之處，她賴以成名的招數非常簡單，一是大量張貼自己的“經典S形”體態的業余照片，二是不斷發表超級自戀的“經典語錄”。幾乎與“芙蓉姐姐”同時暴得大名的，還有在“超級女聲”節目中唱劈了嗓子，并做出“驚天一跪”動作的黃薪，如果說她們有什么共同之處，那就是趣味上的鄙俗，以及性格與行為的“天真搞怪”。

　　“芙蓉姐姐”與黃薪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偶像，從社會角度看，“芙蓉姐姐”及其言行并沒有多少正面價值，甚至在正常人看來，“芙蓉姐姐”的性格還多少有些神經質。從出名的方式看，沒有任何商業機構炒作她們，整個現象都不具備明顯的商業動機，而從社會反響考察，網民對“芙蓉姐姐”并不只是單純的崇拜，而是交織著玩笑式的追捧和苛刻的批評，可以說，她們是網絡亞文化土壤上的“反偶像”，是最不具備偶像氣質的偶像，是鄙俗文化的一個符號。

　　奇怪的是，“芙蓉姐姐”的走紅最早源于兩所著名高校的論壇。應該說，中國最高學府的學子們無疑具備較高的智力與文化鑒別力，那么，他們為什么在“芙蓉姐姐”身上共同表現出一種審美癡狂呢？

　　沒有任何文化現象是純粹偶然的，我們很容易聯想到，以搞笑的后現代影像著稱的周星馳最早也是從高校開始走紅的。從周星馳到“芙蓉姐姐”，我們隱約能看到一個脈絡，那就是雅文化在年輕人，尤其是文化層次較高的人群中開始失去影響力，鄙俗文化漸漸成為現代人的圭臬。我們不應該把這樣的傾向歸咎于年輕人喪失了信仰，喪失了對美好和崇高事物的熱愛，恰恰相反，我們應該反思的是，我們時代在高雅文化的建設方面是不是缺失了什么。

　　今年5月，美國《新聞周刊》推出了一個名為“中國世紀”的大型專題，封面上的中國人物是著名影星章子怡。從文化影響力來看，漂亮優雅的章子怡無疑遠遠超越了“芙蓉姐姐”，可以成為中國女性的“形象代言人”，但是，仔細想來，章子怡這位赫赫有名的影星在近年來又塑造過什么有力的電影形象呢？

　　我們無意苛責章子怡甚至包括她背后的著名導演張藝謀，但不能否認，當代電影缺少為我們這個生機勃勃的時代提供什么精神財富。再看一看熒屏，雖然也出現了不少優秀的電視劇集，但收視率較高的電視劇往往是表現遠離當代精神的帝王將相和才子佳人。在文學領域里，嚴肅作家們仍然勤奮創作，但近年來最暢銷的作家竟是涉嫌抄襲的郭敬明。如果有人問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英雄是誰？我們正統文化的偶像又是誰？我們有什么偉大的作家、音樂家和畫家？相信大多數人都很難說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雅文化甚至流行文化與當代精神的疏離，形成了一個空洞，也正是由于這一空洞的顯然存在，才給“芙蓉姐姐”這樣的亞文化形象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如果我們不重視雅文化的“抓地性”，如果不創造出符合文化規律的精神偶像，我們就很難引導年輕人的心靈朝向崇高與美，而類似“芙蓉姐姐”這樣的偶像也難免會一再出現。(來源：北京青年報；作者：蔡方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