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傳：方國安，1913年1月生，湖南平江縣人。1930年6月參加紅軍，同年入黨。抗日戰爭時期，先后任115師686團組織干事、二營教導員，魯西軍區獨立一旅一團政治處主任、10團政治委員。解放后，任廣西軍區政委、廣東省軍區政委等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68年離休。

　　6月11日，適逢端午佳節，記者慕名來到長沙163醫院拜訪93歲的方國安將軍。在病房里，方老操著他特有的平江話，囑咐記者：“那場抗戰我個人是沒有什么可說的，民族危亡，匹夫有責！這是每一個中華民族子孫應該做的！倒是那些在打擊日本鬼子時犧牲的戰友們，更值得我們紀念！”

　　隨著方老的講述，時光退回到了68年前。方老深邃的目光、堅毅的神情、鏗鏘的語氣，又一次把我們帶回到那場艱苦卓絕的戰爭中。

　　平型關大捷：不少八路軍戰士沒有死在與敵人的戰斗中，卻倒在了日本傷兵的冷槍暗刀下！

　　1936年底，我從“抗大”二期畢業分配到115師686團任二營教導員。當時團長是李天佑，政委是楊勇。1937年9月23日，115師到達距平型關還有幾十里的上寨鎮，準備伏擊經過此地的日軍板垣師團。

　　平型關俗稱瓶形關，顧名思義，是一個狀如瓶子的大山谷。瓶口是老爺廟，瓶底是平型關，中間是一個大肚子山谷，谷底叫喬溝，有一條長5公里的公路。按照戰斗部署，685團在東側，686團在西側，在老爺廟缺口處的高地上，架設了10挺機槍的強大火力，形成左右夾擊、關門打狗之勢。9月24日晚12點，師指揮所下達了出發命令。

　　那天夜里，天空陰云密布，下著傾盆大雨。我們二營冒著大雨，急行軍到達了指定的位置。在緊張焦急的等待中，我們額頭上的汗水和雨水交匯在一起。那一晚似乎特別漫長，平型關上除了雨聲外，什么也聽不到。趴在我身邊的一個剛參軍的小戰士，在草叢中直發抖。我拍拍他的背，輕聲說：“別怕！”小戰士說：“我不怕，就是有點冷。”

　　早上8點鐘，從山溝里傳來了汽車的馬達聲，日軍第5師團第21旅團的車隊終于出現了。為首的日本鬼子高舉著太陽旗，與太陽旗一起的還有20幾個扛刺刀的日本步兵。后面是一眼望不到頭的軍車，車上滿載著軍用物資和日本兵，接著是騎兵。汽車和馬匹連成一線，擠滿了整個谷底。馬上和車上的日本鬼子斜背著槍，昂著頭，一副盛氣凌人、狂傲自大的樣子。

　　看到師指攻擊信號彈升起，團長李天佑舉起手槍，大喊一聲：“攻擊開始，狠狠地打！”剎那間，我們的機槍、步槍、迫擊炮等一齊發射，把擁擠在公路上的鬼子打得人仰馬翻。被這一突如其來的猛烈進攻打得蒙頭轉向的鬼子清醒過來后，就依托汽車、山丘、尸體等做掩護進行反擊。隨即，我們團和685團向谷底發起猛烈的沖鋒。戰士們一個個如猛虎下山，迅速沖入敵群，展開了驚心動魄的白刃戰。排長常海車子彈打光了，就端著刺刀與敵人拼殺，一連刺死了6個鬼子，最后被鬼子用刺刀挑死。那一仗打得異常激烈，戰斗結束后，只見半山坡上，鬼子的騎兵連人帶馬橫尸遍地，公路旁和山溝里鬼子的尸體一個挨著一個，河灘上積著一攤攤的血跡，山溝里到處都傾翻著鬼子的汽車，汽車上面和車輪下面也有不少鬼子的尸體。

　　我們不少八路軍戰士沒有死在與敵人的戰斗中，卻倒在了日本傷兵的冷槍暗刀下！由于長期受武士道精神的毒害，日軍至死也不愿交出武器。有的受傷之后開槍自殺，有的剖腹自殺。三營的劉營長背起一個半死不活的日本傷兵，沒想到傷兵掙扎著一口咬掉了他的耳朵，然后自殺。我在打掃戰場時，也被一個垂死的日本鬼子，在手上狠狠地咬了一口。跟著我一起沖鋒的那個小戰士，發現汽車底下躺著一個日本傷兵，想把他拉出來治傷，誰知那傷兵卻拿軍刀殘忍地刺進了他的腹部，小戰士再也沒有站起來。一些日本傷兵跑到山上的草叢中躲了起來，看見我們過去搜查就放冷槍。我們營有十幾個戰士都是這么犧牲的。

　　冀魯豫反“掃蕩”：新婚剛4個月、年僅34歲的團長肖明，迎著鬼子沖了上去，就再也沒有回來

　　1939年，686團擴編為教導4旅，我被任命為10團政委，肖明任團長，部隊到達微山湖以西地區活動。1940年到1942年之間是微山湖地區最艱苦的時期，自百團大戰以后，日軍瘋狂地開始向這個地區進行“大掃蕩”。

　　1940年12月，日軍在微山湖以西發起了“12月大掃蕩”，采取“鐵壁合圍”，“囚籠政策”、“三光”政策，先后投入了4萬多兵力，慢慢收縮包圍圈。針對日軍的策略，我們按上級指示，將部隊化整為零分散成5個小隊，我和團長肖明帶200多人行動。

　　21日，我們陷入了日軍的包圍圈。那天晚上，四周到處是槍炮聲。團長一看形勢危急，把我一推：“快走！我來引開鬼子。”他帶著警衛連十幾個戰士迎著鬼子沖了上去。我強忍著悲慟，帶著戰士們順利地突出了包圍圈。

　　當我們回過頭來，遠遠看見村子里火光沖天。一個突圍的戰士報告說，團長和警衛連全部犧牲了。很多戰士要沖回去為團長報仇，我含著眼淚攔住了他們。其實，我何嘗不想殺回去呢？想到團長肖明和那些生死與共的戰友一個個倒下，我不禁失聲痛哭。

　　那時的肖明才34歲，新婚不到4個月。不久前，他和我的談心話似乎還在耳邊響起：“老方，我們肖家兄弟三個就剩下我一個了，哥哥和弟弟一個在長征中犧牲，一個在打平型關時給小鬼子刺死，我再不找老婆，我們肖家都絕后了。”

　　那晚，我們突圍的100多人面對著團長犧牲的方向，跪下一起發誓：“一定要把鬼子趕出中國，為犧牲的團長和戰友報仇。”

　　回延安：沖破5道封鎖線，躲過兩次“大掃蕩”，足足走了5個月

　　1943年，黨中央為了保留干部，讓我們這些多年在前線作戰的同志回延安休整學習。

　　3月，我和11團團長王根培、師部敵工科長等七八個人一起起程回延安。這一走就是5個月，走走停停，一路上又是化裝、又是繞行，在黨組織的接應下，幾次死里逃生，先后沖破了五道鬼子的封鎖線，躲過兩次鬼子的“大掃蕩”。

　　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虛驚。6月份，我們走到了129師駐地太岳地區，劉伯承師長熱情地接待了我們。當時太岳地區的抗日形勢依然很緊張，日軍到處修建據點，而且每隔幾天就來一次“掃蕩”，戰士們隨時隨地都處在緊張的狀態下，隨時都準備投入戰斗。

　　一天晚上，我們剛睡下不久，就聽到隊伍中有人喊了一聲“敵人來了”。沒等我清醒過來，就被一個戰士拉著沒命地往山上跑。等天亮時才發現一個鬼子都沒有，原來是哨兵太緊張而誤報。我們聚在一起看著互相的狼狽樣，齊聲哈哈大笑。笑聲里既有劫后余生的欣慰，更有我們必勝的堅定信念。那笑聲至今仍常常回響在我的耳邊，是那么暢快，是那么高亢。在后來的工作、生活中，無論遇到什么為難的事情，我常想，還有什么比那時更困難、更危險的呢？這是我多年來始終能保持樂觀、豁達的一個重要原因。

　　1944年，我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還沒有畢業，就接受任務趕赴抗日前線。當時，我帶著200名干部。從延安一直往部隊的駐地山東西南走。到河北霸縣，我們碰到1縱隊1師。我被任命為1師政治部主任，隨1縱打進了東北，直到日本投降。

　　這么多年過去了，抗戰中的一個個場景在我的腦海中依然清晰鮮明，特別是經常想起那些連名字都沒留下就犧牲的戰友。我不僅用他們的事跡激勵自己，還用他們的事跡教育自己的子女：“干工作、做事情，要對得起黨、對得起自己的良心，絕不能圖名圖利。”

　　(來源：解放軍報，作者：曾政雄、李文景、彭澤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