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夸張地說，當下中國社會諸領域中，本是清凈之地的大學，可謂最是多事之地，從女學生停課伴舞到名教授嫖娼，從教授誘奸女生到教授憤然出走，三天一小事，五天一大事，始終處于輿論關注的風口浪尖——這不，重慶師大“大學生當二奶一夜情開除”的規定又登上新聞排行榜。

　　據《重慶晚報》報道，近日，《重慶師范大學學生違紀處理管理規定》在該校試行，其中“發現當三陪、當二奶、當二爺、搞一夜情的將開除學籍”這條顯眼的規定引起了爭議。校方介紹，規定是按上級教委有關精神來修訂的；學生認為，現在的大學生都可以結婚了，再制定這些“規定”沒有實際作用；而律師認為，道德問題不宜用行政手段管，學校作這些規定是越權了(6月28日《重慶晚報》)。

　　說真的，在法理上，我覺得學校在學生管理上是有一定自主權的，如此規定不能簡單地視作越權。但是，從看到這個規定第一眼起，就覺得它是那么的刺眼，讓人在直覺上有一種說不出的排斥感——然而不妥之處到底在哪里呢？

　　筆者認為，問題出在這里：像“禁止當三陪、當二奶、搞一夜情”這類行為戒律的傳播，本應潛移默化地融于大學教育的日常教化中的，在知性和理性的馴化中引導學生自然排斥這些行為，而不應當以校規這種直接的剛性限制進行約束——如果這些行為到了必須以校規這種“底線約束方式”規范的時候，說明大學內在的教化能力已經退化得不行了：沒能力在日常教育中潛移默化地純化學生，面對社會誘惑的洪水猛獸，只能拿起校規這個武器。

　　可能，讓我們“刺眼”的地方正源于此。

　　大學對社會的優越，很大程度上源于大學有一種基于知性的道德熏陶氛圍，很多人把這種氛圍比做“泡菜壇子”；而大學生對一般社會青年的優越，在于他們能夠接受“泡菜壇子”的熏陶，從而擁有一種脫俗的道德自治能力。昔日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就職演說中就說得很清楚：“諸君為大學生，地位甚高，肩負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唯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勵人。茍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為人輕辱，更何足以感人？”

　　也就是說，因為大學存在特別的教化體系，大學生與一般社會人面對的規范方式是不一樣的：因為面對的是赤裸裸的社會誘惑，社會教育是非常微弱的，所以一般社會青年可能要面對直接剛性的“行為約束”；而大學因為有著教化體系的隔離，所以對“地位甚高”的大學生的規范教導一般是通過潛移默化的日常教育完成的。比如在“當三陪、當二奶、搞一夜情”問題上，無須直接對他們說“你們不能這樣”，而是在日常教化中自然地養成他們自尊自愛，塑造高貴的知性靈魂，自然排斥那些污濁的行為。

　　相比于大學內在的教化體系，外在的校規只是一種底線的行為規范，指向的是諸如斗毆、作弊之類純粹破壞行為。而像“不當三陪、當二奶、搞一夜情”這種本應由大學內在的教化體系潛移默化傳播的道德內容，竟然直接訴諸校規的明文規范，這說明了大學教化能力的退化。種種社會誘惑如洪水猛獸闖進了圍墻日益坍塌的大學，當校方發現那套日常的教化體系功能越來越衰微的時候，又想捍衛住大學最后那丁點兒尊嚴，只能求助于剛性的校規，祭起“開除”的大棒，強制推行一種律令。

　　我想，“禁當三陪、二奶”入校規，怪不得高校管理部門，這是大學教化能力總體性衰微的大勢下管理部門的無奈之舉。

　　(來源:檢察日報，作者: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