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白領們的壓力之大，使得他們近年來成為各種維權的帶頭人，他們甚至一改不關心國事的習慣，而成為有所宣泄表達的愛國者

　　文/余世存

　　我國的現代轉型，使人們“恍然大悟”地理解到，其成功必然寄望于市場空間的拓展、中產階級的壯大，如今改換了稱呼，叫公民社會。

　　這種依附型的現代轉型，使得人們天真地或不懷好意地為“市場經濟”、“公共空間”、“中產階級”吶喊助威，我國的“白領”階層在這種情況下“粉墨登場”。作壁上觀的階層或人們要么沉默，要么突然間暴發出一陣響徹云霄的歡呼，他們看著這個年輕的階層如猴一樣被戲耍。

　　除了對知識分子的愛恨交織外，社會、民間也不吝表達對白領的關心。人們已經在順口溜里表達了對白領們的嫉羨，并用自己的等級觀念為白領們分類：“一等女人嫁美軍，二等女人嫁皇軍，三等女人嫁國軍，四等女人嫁偽軍，五等女人嫁……”這種勢利且不論，白領們確實承載了太重大的社會使命：人們希望白領們先富并帶動女人家眷進而帶動大家共同富裕，人們希望白領們能夠獨立于傳統的體制成為真正的現代公民。

　　當是時也，白領們也確實表現出一種新鮮氣象。他們有自己的形象標識，“絕大多數人賴以生存的主流生活價值，他們很早就拒絕了。”但他們自成了主流，無論他們如何另類、各色，他們確實消解了“崇高”，他們給我們社會引進了“格調”。白領成了青春永駐的代名詞。他們制造了時尚，引導了一個傳統的土得掉渣的社會如何吃穿，如何使用電器，如何進行網絡的虛擬生活。

　　社會學家從社會結構的角度認為，一個社會總有中間層起著穩定的作用，甚至在60年代那樣一個總體性社會里，盡管社會運動不斷，卻能保持長期的穩定，也是因為它有工人階級，這樣一個利益有所保證的中間層在社會結構中起到的特殊作用，使得他們完全可被稱之為“準中產階級”；當代中國也是，改革開放中期的中國社會，如要評中堅力量，評選“準中產階級”，也許人們都會推選白領們。

　　但這個階層缺乏自我意識也是顯而易見的，他們總是被他人命名，比如被稱為“小資”；他們缺乏大的社會關懷也是顯而易見的，他們跟“憤青”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力量，他們沖擊了傳統體制，比如“單位社會”幾乎被他們沖垮，他們沒有表現出大的社會關懷，但他們的關心是具體而細微的，在環保、動物主義、發展主義、女權、弱勢等領域，白領們是先行和最有力的支持者。

　　時移世異，單位社會跟市場聯手反噬他們，白領就成了待宰的潔白無辜的羔羊。股市、房市、車市、教育、醫療，甚至利率，每一種被單位圈定的市場之手都來剝他們一層皮。白領們的生活節奏依然飛快，只是多了緊張和壓力，他們對未來已經沒有了從容和預期。他們在我們社會里的地位，連才進城沒幾天的農民都看出來了：他們哪里是中產階級，要說今天的中產階級，倒是有一個，那就是我們一體化或聯盟化的公務員隊伍。白領們只是高級打工仔而已。白領們的壓力之大，使得他們近年來成為維權的帶頭人，他們甚至一改不關心國事的習慣，而成為有所宣泄表達的愛國者。

　　說白領回到家常，回到了一種正常的序列，就像說他們曾被不正常地對待過，他們從天上跌到地上，從云間跌落紅塵，不過是說明白領回歸了傳統，或說被傳統社會收編了。但一個社會的“準中產階級”或中間力量，一個社會的轉型不得不依附于公務員隊伍，豈不是比指望白領更有悲喜劇意味。改革開放一圈，社會結構在增富中回歸了它的本性。那些指望中產階級、市場空間、白領、公民社會的朋友不知“伊于胡底”。

　　讓一部分人承擔現代轉型的重任是不切實際的，效果也不大，多年來我們一直在這種時代精神里消磨人生。讓少數人少數地區先富；從贊美發明承包制的農民，到指望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到經濟能人和企業家，到公務員；從溫州模式到珠三角到長三角到上海；從改革一代到新的人類；從白領到志愿者；從階層到地域到代際到義務奉獻，我們做了看客，也做了吹鼓手。社會福祉和個人心態如何，只有我們自己知道。(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作者為北京著名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