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今年陜西“高考狀元”的“及第巡游”乃商家策劃，于是媒體的炮火算是找到了具體目標，冷嘲熱諷，萬箭齊發。而在另一面，雖然未加任何人為策劃，高考分數公布之后，北京的多家心理診所仍然門庭熱絡，心理醫師們忙于應對考生病員之余，還為他們的病癥命名曰：“考后綜合征”。

　　按照醫生的描述，“考后綜合征”大致表現為兩種癥狀，其一是“考試失意悶悶不樂，焦慮不安，沮喪頹廢”，嚴重者甚至產生自殺傾向；其二是“考場得意，極度興奮，生物節律被徹底打亂”。兩相比照，竟大致相似于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范進中舉”之前后。

　　我們當然無意將出現心理不適的考生譏諷為范進，況且就作者本意而言，范進作為制度的受害者，其可悲可憫也遠大過其可憐可笑。而在科舉為唯一“登天梯”的制度下，有新科狀元“騎馬夸官”的榮耀，就少不了屢試不中的失意。“范進中舉”不過大悲大喜之后的極度反應而已。參照這樣的規律，當“高考狀元”被越炒越熱，以至惟妙惟肖到錦袍加身、乘車巡游、祭拜文曲、粉墻題名的時候，心理診所內多幾個“考后綜合征”患者，也就再正常不過。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狀元夸官”與“范進中舉”之間，都不是因果關系，他們是同一制度下的不同祭品而已。

　　因此輿論可以批評商家策劃“狀元及第秀”的惡俗思路，卻不必將“考后綜合征”的多發歸因于商家的策劃。客觀地說，如果沒有近年來不斷升溫的“狀元熱”，也就不會有商家策劃出“狀元及第秀”的鬧劇。再進一步分析，如果不是高考被越來越強烈地賦予“生死一搏”的色彩，“高考狀元”也就不會越來越成為被媒體熱炒的概念。

　　于是問題幾乎回到了那個糾纏不清的起點：在教育體制和高考制度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在現象層面對各種弊端的批判幾乎都無處著力。即使面對日漸荒誕的“狀元秀”，或日益嚴重的“考后綜合征”，媒體，即使是負責任的媒體，也只能作一些聊勝于無的呼吁：

　　希望家長們盡量給孩子一點自主的選擇，使他們在考前就能夠不承受那么大的壓力，而不是到考后再去醫治“綜合征”。也希望商家、媒體都能克制一下尋求商機和吸引眼球的沖動，而不是一味在“狀元熱”的火堆上添柴。

　　尤其需要呼吁的，是希望各地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門，不要把“高考狀元”當成炫耀政績的資本，乃至把“狀元”包裝起來作自己“夸官”的道具。在市場經濟社會中，除了法律之外，對商家、輿論都只能實行軟約束，唯有政府卻不在此列。如果某種行為證明對社會的健康發展不利，政府首先應該受到足夠的約束，使其不涉入其中。

　　至于地方教育主管官員親身參與“狀元秀”的行為，理當嚴加禁止。即使尚沒有足夠的勇氣和能力，改變已經日漸呈現弊端的考試制度，各級教育主管部門也不應該再以任何方式，參與強化這一制度非勝即負、非成即敗的嚴酷色彩。 (來源：北京青年報；作者：張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