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唯古獨尊的復古主義當然是荒唐的，唯我獨尊的唯理主義和自我迷戀，也同樣是荒唐的。

　　輕易斷言“國學”、“儒教”對于當下中國人只有負面價值，恐怕也是輕率的。判斷傳統的某些因素的價值，總是很困難的事情

　　人民大學設立國學院的消息一經傳出，毫不意外地激起廣泛的議論。隨后中國社會科學院宣告成立“儒教研究中心”，更是撥動了一些知識分子最敏感的神經。

　　坦率地說，對于“國學”、“儒教”的概念，我并不完全贊成；但我理解有關人士的用心，衷心希望他們的努力，能夠有助于豐富當代的知識思考、甚至有助于整個社會的精神重建。

　　而在種種反對之聲中，人們很容易就能聽出某種刺耳的冷嘲熱諷，其玩世不恭與對方的鄭重認真恰成對比；而在知識上，他們差不多都犯了一種十分滑稽的錯誤：普遍地信奉決定論。

　　在他們看來，一個時代有某種神秘的“時代精神”，它的文化、哲學、宗教、價值觀，與其政治、經濟、社會等狀況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具有共同的屬性。因此，假如秦代、甚至更早的中國，可以被稱之為“專制國家” 這似乎已成定論，那么，整個古代中國的思想、信仰，也就同樣是專制的。新時代需要新文化，舊文化就該進“博物館”了。

　　多么簡單清晰的邏輯。然而，人們肯定就會疑惑，為什么西方今日的經濟、政治、社會，早已不是公元前后、也不是宗教改革時代的樣子，但多數民眾卻依然信奉基督教？何以誕生于古羅馬的民法體系，或者誕生于13世紀、鼎盛于17、18世紀的普通法體系，現在依然可以治理整個世界的事務呢？

　　國學、儒教可能確實如這些反對者所說的那樣，不配存在于今日。但至少他們的論證，卻存在方法論上的錯誤。也即，把起源學的解釋，當成對事物性質的分析。因為一個東西形成于昨天，所以今天就該被拋棄。這似乎已有今天對昨天、今人對古人施行暴政的嫌疑。事實上，它也是一種逃避：今人推卸了自己對古人做判斷的責任。

　　其實，人類文明史上更常見的情形是：思想、宗教、法律、價值、道德觀念，與其生成的時代，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分離的。美國學者愛德華·希爾斯在《論傳統》中說，“一個總括性傳統可以離棄某些獨特的因素，隨后這些因素又成了相對獨立的傳統”。因此，從橫向的角度看，似乎不宜輕易地將一個時代視為一個整體，而愛屋及烏或恨屋及烏。

　　相反，每個時代，都是一個復雜的混合體。經驗是最好的老師。朱學勤先生曾經提醒人們注意一個被中國人普遍忽視的奇怪現象：英國和美國從來沒有經歷過歐洲大陸式的啟蒙運動，但其現代性的基本架構，卻是最穩定的。在這兩個建立了具有標本意義的憲政、法治秩序的社會，人們的心靈卻具有最為濃烈的中世紀色彩。在美國，信教者的比例顯著高于歐洲。古代與現代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有人馬上會辯駁說，那是因為，西方的精神性傳統更有利于現代的政治秩序。因此，中國如果要實現法治憲政，也需要在信仰、道德、生活方式等方面向西方靠攏。于是，反傳統的人士從一種決定論走向了另一種決定論。他們之所以堅持他們所說的現代的觀念、價值、信念、文化，是因為他們相信，只有靠這些，才能讓中國實現社會與制度的現代化。

　　這樣的推理是荒謬的，它給中國的制度轉型附加了一個幾乎不可能具備的前提條件，從而徹底取消了制度轉型的獨立意義。

　　而且，他們過于自負地在今天與昨天的信仰、價值、觀念之間，劃出了截然的界限。美國偉大的普通法法律家霍姆斯在其《普通法》一書中曾說，“人類行為之大多數的標準多少個世紀以來并沒有多大變化”。因此，研究法律，就不能不研究法律的歷史。也因此，大量的宗教、法律、道德觀念、甚至政治制度，穿越上千年，在不同時代都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

　　當然，筆者并不想斷言，中國傳統的宗教、道德觀念、禮俗，對于當下中國人的生命、社會秩序和制度轉型來說，具有重大價值。不過，斷言其毫無價值，甚至只有負面價值，恐怕也是輕率的。判斷傳統的某些因素的價值，總是很困難的事情。此時，摒除激情，保持一種開放的心靈，是至關重要的。

　　啟蒙(enlightenment)意味著擺脫偏見(enlighten)和開明(enlightened)。唯古獨尊的復古主義當然是荒唐的，唯我獨尊的唯理主義和自我迷戀，也同樣是荒唐的。假如人們真正地追求啟蒙精神，那在面對傳統的時候，就有理由謙卑地假定，古人也許是有道理的。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