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亞洲經濟發展中能量巨大的引擎。它正在和整個亞洲經濟一同成長。”亞洲開發銀行行長黑田東彥(Haruhiko Kuroda)這樣形容中國在亞洲的經濟地位。曾經有過一個時期，人們喜歡用“美國打個噴嚏，亞洲就會感冒”來形容亞洲對西方經濟局勢的依賴。80年代末，亞洲向美國出口及亞洲內部貿易分別占亞洲各國外貿總額的25%。但如今，亞洲內部貿易已占亞洲外貿總額的40%，對美出口則滑落到20%左右。

　　“中國在亞洲經濟的一體化中,為該地區扶貧出了一把力。”美國全球發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的高級研究員彼得·提莫(Peter Timmer)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現在彼此開放邊境，建立了穩定統一的‘大米市場’，這是解決貧困人口‘吃飯’問題的有效途徑。”

　　但是經濟上的走近并不意味著亞洲有政治上的一體化趨勢，提莫認為：“東盟和歐盟不一樣，它對于政治一體化沒有興趣。亞洲國家間的政治、文化認同各不相同，它們希望能保持自己的國家獨立性。”

　　中國與亞洲：競爭vs.互補

　　2005年2月剛剛到亞洲開發銀行走馬上任的黑田東彥對亞洲經濟的蓬勃發展充滿了信心：“亞洲經濟有三只領頭羊：日本仍為在本地區提供資本和高質量的產品；印度在高科技產業方面的優勢亦能使亞洲獲益；再加上中國迅速成長的經濟實力。如何有效結合這三者的經濟優勢是促進亞洲經濟一體化的關鍵。”為此，亞洲開發銀行業已在向印度和中國提供各5百萬美金的貸款，為它們的發展再加一道東風。

　　“在討論亞洲和中國經濟關系時，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中國的快速發展是否意味著亞洲經濟增長的緩慢？”曾在哈佛、斯坦福等著名學府任教的提莫從一個經濟專家的角度分析：“應該說，中國和亞洲其它國家間存在經濟互補和競爭的雙重關系。至于哪種關系是主流，完全取決于你從哪一個領域來看問題。”

　　提莫向《華盛頓觀察》周刊解釋道，“在加工制造業中，亞洲國家對中國多有抱怨，覺得中國主導了勞動型密集工業的生產、加工和運輸過程。但是，在原材料、能源、和食品農業貿易中，中國所需要的正是亞洲一些國家所盛產的。比如，印度尼西亞的橡膠、石油、木材產業主就非常高興看到中國的大量進口。就像美國的大豆種植業主看好對華貿易一樣。另外，亞洲在服務業中用的經濟互補也是人們經常忽視的領域。比如，新加坡就把很多金融服務領域轉到上海。這種趨勢在亞洲越來越普遍。”

　　“中國在亞洲——尤其在多邊貿易中——是在不斷融入的結合者，這對亞洲的沖擊是非常大。”華盛頓資深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將問題一分為二，“好的方面是，中國從亞洲國家的進口讓雙邊貿易額日益提高；負面的影響是，中國已逐漸從雙邊貿易中的貢獻者變成汲取者，吸收了亞洲各國的資源，使大部分的亞洲國家在貿易和經濟上越發依賴中國。”

　　相較于拉迪，提莫并沒有把貿易依附看得如此嚴重：“這種情況是目前國際能源價格過高引起的。但我相信市場能自行調節這一問題，讓能源和原材料價格降下來，解決這個矛盾。”

　　與學者們不同，作為地區發展組織的官員，黑田東彥的樂觀態度來自他的宏觀視野。他在美國全球發展中心6月23日的研討會上承認，短期而言，中國的確和其它亞洲國家有競爭。但從長期看，他相信所有的經濟關系都能達到雙贏的結果。

　　“當然，我們生活在實實在在的每一天，而不是只生活在美好的未來中。因此，我們要架構從短期競爭到長期雙贏的橋梁——那就是各國間要保持良好的經濟關系。”他說。

　　美國在亞洲是一種平衡？

　　“亞洲的巨大經濟增長現在對美國經濟是一種加分。”拉迪在研討會上說，“當然，如果‘東盟10＋3’不是完全的實行所謂的自由市場經濟的話，地區經濟一體化的日益緊密長期來看對美國還是有些負面影響的。”

　　“這個‘短期’效應是100年。”提莫接著拉迪的話鋒，不無幽默地暗示，他對長遠的“負面”影響并不十分擔心。他反而提到，“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企業界對中國有非常大的興趣。沃爾馬(Wal-Mart)不僅大部分商品從中國進口，而且開始在中國本土開辦分店。美國人將因此而長期受益。”

　　“但是，亞洲國家之間越來越緊密的是純粹的貿易聯系，我并沒有看到它們有什么政治上的訴求。”提莫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即使是歐盟，法國、荷蘭最近對《歐洲憲法》的否決中能看出，歐盟政治一體化的腳步走起來并不順暢，更何況是‘東盟10＋3’。亞洲國家中，日本就不為其它國家所信任，一直被認為是個軍事威脅，即使美國將之視為自己在亞洲的堅定盟友。相對應的，中國是亞洲正在上升的一股力量，無論在經濟和政治上影響都越來越大。”

　　對印尼事務很有研究的提莫說：“在我看來，東盟大部分國家，就像印尼一樣，并不希望美國完全撤出亞洲，但也不排斥中國的崛起。它們更愿意看到的是各種力量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達成一種力量平衡。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各國有獨立而獨特的國家認同，而這種國家意識也得到這種大環境的保護。”

　　“即使是長遠來看，我也沒看到這樣的發展方向。”他說，“當然，越來越緊密的經濟關系會讓它們和中國在政治上走近，但要知道，‘緊密的政治關系’并不代表‘政治一體化’。”

　　經濟發展勿忘扶貧

　　當人們在討論“崛起中的中國是好是壞，蓬勃成長的亞洲是好是壞”，或是中國威脅論的時候，往往會忽視一個事實：在亞洲迅速發展的同時，該地區的扶貧任務仍十分艱巨。

　　“目前，地球上每10個喝不到安全飲用水的人中就有6個住在亞洲；南亞和東南亞更是艾滋病感染率極高的地區。”以中國為例，黑田東彥說對《華盛頓觀察》周刊介紹了亞洲開發銀行的經濟扶貧項目：“我們在那里的投資主要是在交通運輸業，比如幫助中國建設公路和高速公路。但我們正試圖將在中國的投資多樣化，甚至包括金融方面的資助。中國政府要求我們在社會建設方面多投入，尤其是教育、扶貧等方面。”

　　談到扶貧，專攻此項研究的提莫說：“雖然中國人吃很多面食，但中國南方和整個東南亞地區都是以大米為主食。因此，建立統一‘大米經濟’是亞洲解決貧困問題所急需的。目前，中國和越南、泰國、印尼、緬甸、孟加拉以及印度國家之間的大米貿易已經占到世界整個大米貿易的80%。”

　　提莫分析說：“從經濟理論講，解決‘吃飯’問題有兩個要點；穩定全世界的大米市場，讓貧困人口有飯吃。我擔心的是，穩定的世界大米市場將最終落地在哪里。這一點，隨著中國和亞洲國家農業貿易一體化已不成問題，大米的市場價格已經沒有太大起伏；增加貧困人口的收入是扶貧的另一個要點。中國從東南亞國家大量進口零關稅農產品能直接增加那里的經濟收入，由此帶來的原材料和能源對中國的大量出口也有利于地區扶貧。”

　　(稿件來源：《華盛頓觀察》周刊，作者：李焰，轉載時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