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說：范徐麗泰1945年出生于上海。4歲時她隨全家一起搬到香港居住。此后，她的人生道路十分平常，在這座飛速發展的東方大都會里，她接受了小學、中學和大學教育，按照范徐麗泰后來自己的描述“她當時讀書資質不高、體育不出眾，也更沒有什么姿色”。

　　1973年，從香港大學畢業之后，范徐麗泰在當時的香港理工學院做了一名普通職員，她的生活依然平靜，和同齡人一樣結婚成家，生兒育女。

　　1983年，范徐麗泰生命中一個重要的轉折終于出現了。當時她擔任香港理工大學學生輔導處處長。這年正值香港立法局換屆，一天，范徐麗泰突然收到了港英政府的通知。原來，當時的香港總督尤德想委任她擔任港英當局立法局議員。

　　記者：那您當時第一反應呢？

　　范：第一反應就是為什么是我呢？我對政治一向沒有興趣，我也沒有參加什么政府的一些咨詢委員會等等。我沒有。我就是一向自己做我在學院里邊的工作。

　　記者：那一定是你某種才能在某種場合得到了顯現，或者說別人知道你。

　　范：其實如果這么說，我自己也想過，一個可能性就是尤德跟我，跟其他幾個人吃過一頓午飯，在吃飯的時候他就問大家一個問題，現在的年輕人，當年的年輕人他們對工作環境并不了解，我們有什么辦法幫助他們在沒有離開大學之前已經對這個社會有點了解。那么當時大家都有各種的意見，有的是非常宏偉的計劃，那么輪到我的時候，我說很簡單，我就說我就去找一些公司，請他們用很低的價錢請一些學生去學習，那么在這個學習的過程里邊，做最平常的工作，比如幫手運東西、送文件，這樣他就理解人與人之間工作同事之間的關系。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完全一個很平常但是做起來很容易做的一個建議。當時尤德的反應也好像是，這個倒也行得通，可是沒有什么大的回應。所以，我不知道跟這次的午宴有沒有關系。

　　記者：我看到書中也說到這一段，感覺好像是您的先生幫您決定了這件事情，而不是您自己來決定了這件事情，是這樣嗎？

　　范：其實也不是這樣子，我的上司非常支持，工作上的。那么到了家里，我講了之后，其實我自己沒有信心，我很坦率地說我當時完全沒有想到我要進一個立法局，當年的立法局是高高在上的。

　　那么我的先生就跟我說，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你去學習學習吧，做得不好，兩年之后人家也不會委任你。所以，當時就用一種學習，很謙虛的心情去參加這個工作。

　　解說：在殖民地時代，英國政府任命的香港總督在香港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立法局作為殖民地當局的議事咨詢機構，成員全部由總督來任命。一般說來，總督委任的立法局議員都是當地的社會名流或者經濟實力雄厚的商人。普通教師出身，沒有什么政治和經濟背景的范徐麗泰在這個權貴俱樂部里顯得有些特別。

　　記者：你第一次走進議會當時的心情，你看到議員們坐在臺上，那你成為他們中間的一員的時候，你怎么考慮？

　　范：我當時接受了這個位置之后，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希望在香港的教育制度方面，盡我一份力，希望改進我們的教育制度。所以，我第一次走進議會廳其實就沒有什么準備，因為它那一次的會議很奇特，并不是平常的會議，是忽然之間召開的。因為當時我們有一個銀行給擠提，影響整個香港金融的系統，所以港英政府就立了一條法律，提了一條法律，就立刻開立法會三讀通過，(政府)接收了這個銀行，就讓它可以擠提平復下來。所以，那一天完全沒有心里準備，要我來開會，那么我就來了。

　　那么來了開會除了宣誓就職之外我什么都沒做過，就是舉手支持這條條例的通過，也沒有發過言，也沒有什么，可是那一次就鬧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笑話。

　　記者：什么笑話？

　　范：就正如我剛才說的，立法局當年是高高在上，所以男的都是西裝筆挺，女的都是套裝，穿得非常好，每一個人都如此。只有我穿了一件短袖的襯衫、襯衣，然后就一條大花裙子，一對涼鞋，就進去了。所以，第二天就成為這報上一個取笑的對象。

　　記者：好像你的口才一開始也并不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這樣？

　　范：其實我這個人，年紀輕的時候我是很內向的，我不大愿意講話，對于要上臺演講更是有一種恐懼感。所以，我開頭第一年做這個立法局的時候，其實我是很辛苦的，比如說第一篇在立法局里邊的發言，我一路講就一路抖，抖到三篇之后，一共有八篇字，后邊這五篇字就完全聽不見了，因為我已經抖音到了口，從腳一路抖到口。

　　解說：從政之后，范徐麗泰一直關注于自己熟悉的教育事務。在她提議下，香港政府大幅度提高小學教師中大學畢業生的比例，這對提升本地基礎教育質量很有好處，但是此時，香港市民對這位年輕的女議員還是沒有太注意。

　　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一場國際風波讓人們對這個看似文弱的女議員刮目相看。越南戰爭結束后，大批越南難民逃亡。港英政府不顧港人的利益和意愿，擔當起“第一收容港”的角色，香港前后接待過20多萬名越南難民。數以萬計的越南難民長期滯留香港，給這個彈丸之地帶來了沉重負擔。而美國作為越戰的發動者，不但要求香港收容難民。而且針對遣返非政治難民問題，不斷批評香港。

　　面對內外壓力，沒有多少外交經驗的范徐麗泰率領立法局代表團出訪英美兩國，介紹香港的困境，她又與美國右翼議員展開公開辯論。此后，美國輿論就很少再在這個問題上說三道四。范徐麗泰不畏強權、為港人利益鼓與呼的表現讓她一舉成名。

　　記者：范太當議員的時候，就像您自己說的，你可能對這些規則都不懂。但是您所做議員的最初的開始，所做的幾件事情都給香港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您覺得當時為什么要那樣做呢？做一個議員要有什么樣的標準，才能夠做好？

　　范：我其實覺得做議員要帶著心來做，這個心就是為市民做事情。將這個責任也是明確地放在有責任的一方，這個就是我所做的事情。當時越南船民的事情就是這樣，因為我了解了整件事的過程之后，我發覺這個絕對是英國政府利用香港人來替它付帳，它去請客，得到尊重人權的美名，這個是不對的。你要請客你自己給錢，香港人替你給的錢，你應該還一個公道給我。所以，當時我的態度就是批評英國政府，我也批評美國政府。因為美國政府當時在國際會議上說好了，所有到香港來的越南船民，西方國家都會收他們到他們國家里去定居，可是后來并沒有這樣做，弄成很多很多數以萬計的越南船民寄留在香港，而香港又要給錢，照顧他們的起居飲食，這是不公平的。

　　記者：但是問題是當時的英國當局它是站在美國的一邊，而您是港英當局委任的一個議員？

　　范：在我來說無所謂，我不是議員的話，我就沒有這個責任要去為香港人說話，為香港人爭取。

　　解說：從1983年開始，范徐麗泰連續擔任立法局議員。但是1992年情況發生了變化。這一年，英國政府任命彭定康出任香港總督。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接觸，范徐麗泰發現自己與新任總督在許多問題上存在著分歧。她于是主動辭去了所有職務，專心做一個賢妻良母，盡自己10年來對家庭未盡的責任。

　　記者：因為壓力才離開的嗎？

　　范：不單單是因為壓力，因為功成身退，因為跟港督大家道不同不相為謀。第三，我覺得自己也做得差不多了，也很辛苦了，不如就休息一下吧。

　　記者：當時你提出來要辭掉以后，彭先生的反應呢？他同意嗎？

　　范：同意，同意。

　　記者：你意外嗎？

　　范：不意外，我覺得他會很高興接受我的辭呈的。

　　記者：可是當時香港一些人的眼里，范太你是很得當局的信任，或者說你是親英？

　　范：對，其實就是因為我是委任的議員，你既然是委任的議員，而且英國的港英政府委任你，而你是應該親英的嘛，這是一個很簡單直接的看法。正如后來我接受了人大常委會的委任做預備工作委員會的委員，他們就覺得我現在忽然就變成親中了。其實來來去去在我來說我沒有改變過，我只是想為香港人做點事。可是在他們的看法里邊，簡單的看法里邊就是親英。

　　解說：1984年，中英雙方達成了移交香港主權的聲明，但是香港的回歸之路并不平坦。回歸前夕，英國政府按照以往撤出殖民地的一貫做法，試圖在過渡期讓香港的政治體制發生巨大變化，1993年7月，在沒有與中方達成共識的情況下，英方強行推出香港政治改革方案。

　　為了保證香港的平穩過渡，中國政府決定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剛剛離開政壇不足一年的范徐麗泰應邀重新出山，擔任籌委會委員。在香港回歸前夕的1997年1月，范徐麗泰被推選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臨時立法會主席。

　　記者：好不容易退出了為什么要回來？

　　范：當時我很明白，這個臨時立法會的工作非常艱巨，而做這個主席一定不會好做。可是如果我因為怕難而我不愿意出來，我躲在后面，我自己將來會后悔，我不愿意我自己老的時候覺得我做少了，我可以做的事我沒做。

　　解說：這段日子里，作為臨時立法會的核心人物和主要發言人，范徐麗泰極為繁忙，她從一個英國人任命的立法局議員轉變為未來香港的臨時立法會主席，香港本地輿論對她褒貶不一。

　　記者：可能現在我們坐在這個地方，我們來談這個問題是很輕松的，但是我想回顧一下當時到底有多難應該是非常有意義的問題？

　　范：其實當然是很難，開頭的時候我也經過了一個非常辛苦的階段，我并不習慣有這么多人罵我。比如說范徐麗泰她是香港的江青，這個話很重的，因為我們香港人對江青的印象是一塌糊涂的。所以，又說我的服裝、我的發型，完全是學大陸化。其實我的服裝從來沒改過，我沒有買什么內地的衣服，我的發型其實很簡單，我當時要來回香港、加拿大、北京，我沒有時間去理發，所以就讓它長了，直的長頭發，就是這樣子，可是很多這些話。

　　開頭的時候，這些當然人身攻擊你是沒有辦法去回應的，可是有的時候是錯誤的報道，那我曾經想去解釋，可是發覺解釋了之后，其實是沒有什么用的，解釋了之后，大家就將你這個解釋里邊斷章取義，再批評你。后來我慢慢慢慢就醒悟到一個道理。

　　記者：什么道理？

　　范：這個道理就是在人家控制的范圍之內，我不能控制的事情，我不再去擔心。

　　記者：您可以這么想，但是您的家人，他們同樣生活在香港，他們可能會因為你的這種變化而帶來新的壓力。

　　范：比如說我的婆婆，她就非常的(受壓力)，有的時候就跟我說，誰呀誰呀，親戚們打電話來都很不高興，很為你抱不平，電臺里邊這么講，完全不合理的。我就告訴她，你們不要氣啦，打電話到電臺里去，不一定有用。因為電臺里先問你，你想支持她還是想罵她，今天想罵你的話，支持的人都不會讓他講的，都是放一些罵的人進來的，所以我叫她們也別緊張。那么我的孩子們，在當時的情況，無論我做什么事情，我是他們的媽媽，他們還是愛他們的媽媽的，無論如何。所以，他們也不會令我將他們所受到的一些東西來跟我講，有時候他們可能互相講講，互相開解，我相信他們一定有時候有壓力，可是他們沒講。所以我的丈夫是非常難得的，他非常支持，他甚至于開解我說，他說沒問題，做一個政治人物你必須要有新聞，壞的新聞比沒有新聞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