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為期兩天的“2005商業智能及其在金融領域的應用研討會”在京舉行。

　　會議承辦方中科院研究生院金融科技研究中心，曾力邀財政部金融司司長徐放鳴參會并演講。徐此前正是該研究中心指導委員會委員之一。

　　但直至閉幕當天，徐放鳴也未能現身會場。會務組一位人士介紹，會議期間他們已收到徐放鳴“因公”不能赴會的通知。會議結束的第三天，即6月28日，北京某媒體發布消息稱，徐放鳴“因涉嫌受賄被刑拘”。

　　記者從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獲悉，徐放鳴被執行刑事拘留的時間應在6月24日前后。其后的7月1日，檢方簽發并下達了對徐放鳴的批捕令。

　　權威消息渠道向記者證實，徐放鳴涉嫌經濟犯罪問題與農發行租賃案有關。去年6月，農發行兩任副行長胡楚壽、于大路因該案同時落馬，而徐放鳴涉案原因之一是收取賄賂，行賄者以贊助其在英國讀書的女兒為由將錢劃至徐放鳴名下。

　　捕前未經“雙規”

　　徐放鳴由北京市檢方直接采取強制手段，可見已掌握其部分犯罪事實。

　　“事情來得太突然，6月份我們還在辦公室見過徐司長。”7月初，徐放鳴的一位下屬告訴記者。

　　在財政部官方網站上，至今仍能查閱有關徐放鳴參加活動的消息，最遲一篇是2005年4月7日，但內容則是徐放鳴一年前參加財政部副處級干部培訓。

　　有關徐放鳴案發可追溯的最早消息來自一則網友留言，這一匿名留言稱，財政部金融司司長徐放鳴因農發行租賃案被“雙規”。

　　6月14日，北京某報發表消息《農發行原副行長于大路受賄挪用公款案偵查結束》。

　　此案緣于2003年的“審計風暴”。當年6月，審計署公布的2002年度審計報告提到：1996至1999年，農發行總行以租賃的名義，委托一公司購買電子設備和汽車等固定資產，總金額9.2億元，農發行時任領導涉嫌重大經濟犯罪(見本報1月31日核心報道《兩任副行長落馬與農發行9.2億租賃黑洞》)。

　　這正是廣受媒體關注的農發行租賃案。而在2004年6月，審計署在審計報告中重提了農發行租賃案。該月，胡楚壽、于大路幾乎同時被“雙規”，同年9月間，兩人均被檢方批捕。

　　由于該案早已公開，6月14日的這則報道并未引起震動。但在6月21日，掛于網易新聞頻道的這則消息下方，出現了上述網友留言。

　　前述報道的作者正是在發現這一留言后，經多方求證于6月28日發表了關于徐放鳴被刑拘的消息。

　　財政部金融司一位官員告訴記者，徐放鳴應在6月21日至24日間被刑事拘留，他否認徐被“雙規”一說。

　　一個細節是，6月27日，周一，在財政部黨員保持先進性教育活動上，財政部部長金人慶在發言中以徐鳴放案為例專門談及該部的廉政工作。自此之后，有關徐鳴放案發的消息方從財政部內部傳開。

　　接近中紀委二室專案組的人士稱，6月中旬的一天，中紀委高層在內部會議專門表揚了二室專案組在兩起案件中的表現，其中一起正是徐放鳴所涉農發行租賃案。

　　中紀委二室對口的部委包括財政部、證監會等金融機構。去年6月，正是由該室專案組對胡、于兩人實施“雙規”。

　　檢察系統一位人士告訴記者，按慣例，徐放鳴這類中組部直管干部會經過中紀委“雙規”程序，但徐放鳴由北京市檢方直接采取強制手段，可見已掌握其部分犯罪事實。

　　來自北京市檢方的消息，自去年9月起接手并調查農發行租賃案后，北京市反貪機關發現了徐放鳴涉嫌受賄的線索，后由北京反貪局偵查一處成立專案組，就線索展開秘密偵查。而此過程中，中紀委二室與北京市反貪局曾多次就此案溝通。

　　在經歷了2003年和2004年兩次審計風暴的點名曝光后，農發行租賃案涉案人員方受到查處，“這次對徐放鳴的刑拘特意趕在了今年審計風暴之前執行，如果第三次被點名就不好看了。”北京市檢方一位人士告訴記者。

　　參與農發行組建

　　作為三大政策性銀行之一的農發行，其工資決定、固定資產和設備購置等都要由商貿金融司來決定。

　　現年47歲的徐放鳴，上海人，1982年自上海財政經濟學院(現上海財經大學)本科畢業后，直接分配進了財政部。

　　其同事介紹，徐放鳴入職財政部時，僅為一名普通的科員，后任財政部綜合司工資處處長。

　　曾與徐放鳴共事過的一位財政部官員回憶，20年前徐放鳴剛進財政部時，給人印象極好，“在人才濟濟的財政部也算表現突出。”

　　財政部綜合司彩票處一位官員則認為，徐放鳴受到賞識主要與其所學專業有關。據他介紹，徐是上海財經學院“文革”后復校初期第一批畢業生，當時全國范圍都面臨金融人才的斷檔現象。“所以即使在財政部，徐放鳴這種專業金融類本科生已是相當搶手了。”此人曾在綜合司與徐放鳴共事多年。

　　大約20世紀90年代初，徐放鳴從綜合司轉至商貿金融司，擔任該司核心處室的負責人。這被視為徐放鳴仕途的最重要轉折點。

　　1994年2月25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國辦發(1994)31號”文件，公布財政部之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方案。

　　文件對商貿金融司的主要職能框定為：制訂國家與金融、保險業等企業及所屬事業單位的分配政策、財務制度和管理辦法，管理有關專項資金和補助經費，加強對金融企業的財務管理和宏觀監督，等等。

　　此時，正值而立之年的徐放鳴晉升為商貿金融司副司長。

　　徐晉職不久，即趕上農發行開始組建。1994年4月19日，國務院下發“國發(1994)25號”文件，宣布組建中國農業發展銀行。文件規定，農發行最初的業務范圍兼有信貸業務和財政任務，即承擔固定的農業政策性金融業務，代理財政性支農資金的撥付。主要任務是“為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服務”。

　　同年6月30日，中國農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正式向農發行劃轉農業政策性信貸業務，由中國農業銀行代當時尚未組建的農發行接收。8月，農發行總行的組建工作基本完成。

　　作為三大政策性銀行之一的農發行，其固定資產和設備購置等都要由商貿金融司來決定。而詳知內情者稱，徐放鳴甚至參與了農發行的組建及政策制訂。

　　農發行成立之時，國務院某高層領導曾針對農發行提了“兩不”要求：不購置豪華汽車，不購置高檔寫字樓，要完全以服務農業、農村經濟為出發點。除此，另有人士提出農發行“不要設分支機構，以避免風險”。

　　但此初衷在農發行成立不久即已背離，其中幾乎與農發行同時成立的美禾電子公司，為日后農發行租賃案的發生埋下伏筆。

　　牽涉農發行租賃案

　　前美禾公司一位副總經理介紹，上海該高科技公司能在美禾公司占得一席，正是得力于徐放鳴的支持。

　　在美禾公司創建之初的股東中，一家來自上海的某高科技公司頗為引人注目。在共同出資組建美禾的5家企業中，其中4家均為北京的公司。

　　工商資料顯示，美禾公司1994年6月創建，10月21日正式注冊成立，其注冊資金200萬元。上述北京4家公司中，有兩家由農行全資控制，兩者合計持美禾公司股權52%，上海那家公司持股16%，位列第二大股東。

　　上海該高新技術公司創立于1995年，注冊資本不足50萬元，其主業囊括信息系統集成(IT)、建筑智能化系統集成(IB)及各類應用管理軟件開發等。

　　前美禾公司一位副總經理介紹，上海該高科技公司能在美禾公司占得一席，正是得力于徐放鳴的支持。

　　一個事實是，徐放鳴所在的財政部商貿金融司，有決定農發行的員工工資、固定資產和設備購置的權力。

　　1996年以前美禾公司的經營并不太理想。中財經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一份驗資報告稱，截至1996年底，公司資產6966萬元(含流動資產6777萬元，固定資產143萬元，無形及遞延資產46萬元)，負債7129萬元。但在農發行1996年開始的分支機構建設中，美禾公司獲利良多。

　　至1997年3月末，農發行在機構設置上實行總行、分行、支行制，系統內實行垂直領導，在全國已設立35個分行，地市二級分行295個，縣(縣級市、區)支行1613個。

　　在農發行迅速擴張的同時，美禾公司的經營規模和利潤直線上升，其利潤正是來自于機構膨脹過程中所需的電子安保監控設備等電子產品，其合作方式為租賃。

　　國家審計署和監察部的通報均稱，自1996年至1999年間，農發行向美禾公司租賃總額為9.2億元的固定資產，包括電子設備、汽車等。

　　財務報表顯示，1998年至1999年，美禾公司的贏利最為豐厚。至1998年底，農發行初步實現營業網點電子化。1999年則是農發行在電子化設備方面投入力度最大的一年。

　　隨后的1999年12月，美禾公司在新一輪股權轉讓中徹底成為一家私營公司。中紀委的通報稱，此過程中美禾公司法定代表人蔡國安利用增資擴股與上級公司脫鉤之機將巨額國有資產據為己有。蔡已于去年6月被批捕。

　　也同樣在這一次，上海那家高新技術公司成功抽身而出。此時與組建美禾公司時相比，其資本已不可同日而語。資料顯示，該企業2000年10月整體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本總額已達1505萬余元。

　　知情者向記者透露，2004年6月胡楚壽、于大路被“雙規”時，上海該高科技公司也受到查處，并有可能與徐放鳴案存在某種關聯。但具體詳情記者尚無渠道查證。

　　長城電腦(000066)在2004年年報中稱，截至2004年12月31日應收取上海該高科技公司債權718.88萬元，但向上海市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時發現，該公司名下已無財產可供執行。

　　集體炒股背后

　　有人士表示，在租賃案中徐放鳴并未獨善其身，也通過相關人等提供的資金參與炒股。

　　接近北京市檢方的人士介紹，農發行被挪入股市的8.1億元所獲收益，徐放鳴實則也是重要受益者之一。這可能是徐放鳴從農發行租賃案獲利的另一渠道。

　　2004年6月，農發行兩任副行長胡楚壽、于大路二人傳出被“雙規”消息。同月底，國家審計署在披露2003年度審計報告時重提農發行租賃案，當時的審計報告稱：“1996至1999年，農發行總行以租賃的名義，委托一公司購買電子設備和汽車等固定資產，總金額9.2億元，其中8.1億元曾被挪用投入股市，進行股票買賣，所獲收益去向不明，涉嫌重大經濟犯罪。”

　　本報此前披露，胡楚壽涉嫌受賄600余萬元，主要為其子胡剛直接持美禾公司560萬元股權，后成功套現。目前胡剛也已被批捕。

　　另一涉案者于大路，據檢方查證，其在任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將農發行的租賃業務交給美禾公司，并向其控股各方索要現金，涉嫌受賄金額800余萬元；檢方同時還查證，于大路涉嫌挪用公款400余萬元用于個人炒股。

　　前述人士雖證實，在農發行被挪入股市的8.1億元所獲收益中，徐放鳴有所受益，但徐放鳴是否參與挪用資金和炒股，據稱目前仍由反貪機關偵查。

　　與徐放鳴共事多年的一位財政部官員證實，按部內通報的消息，針對徐目前調查的結果是“挪用公款用于炒股”，其個人非法財產已被被查封。

　　接近中紀委二室專案組的前述人士也表示，在租賃案中徐放鳴并未獨善其身，也通過相關人等提供的資金參與炒股。但他強調當時徐尚未擔任財政部金融司司長一職。

　　“在那個時期，財政部某些司局的官員集體炒股是公開的秘密。”審計署金融司一位人士稱。

　　可佐證的事實是，1999年6月由審計署披露的1998年度審計報告顯示，1998年6月，財政部原工交司部分人員在機構改革之前，利用職權，向民航總局等5家單位募集資金，成立中盛科技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其中要求民航總局作為股東之一出資，并同意可以從民航基礎設施建設基金中列支。截至1998年8月，共募集股本金9200萬元，主要用于購買國債和炒股票。

　　此案與農發行租賃案有著許多共同點，只是當時的信息未對外界披露。1998年度審計報告還披露：1992年底，財政部提出由各省財政廳集資在上海浦東建金隆大廈。截至1999年1月，共籌集支農周轉金等財政資金1.45億元。

　　審計署金融司上述官員告訴記者，上述兩項審計均與徐放鳴所在商貿金融司有關，但受審計的限制，對違規或涉案者的追查需公檢法介入方能突破。他未能證實徐放鳴是否涉嫌挪用公款并炒股。

　　與張恩照的舊交

　　中央匯金投資有限公司隨后注資中行、建行，成為其最大股東，而徐放鳴正是公司七董事之一。

　　關于徐放鳴被拘，還有另一種版本，即徐放鳴案發由原建行董事長張恩照腐敗案牽出。

　　1998年，中央進行機構改革，財政部機構設置在此次調整中增添了金融司。需要提及的是，自此至2000年機構改革完成這3年間，正是農發行租賃案所涉犯罪事實最集中之時。

　　2000年6月12日，時任財政部部長項懷誠在內設機構調整動員大會上提出，金融司劃出了原負責的政府內債的發行和管理職能，劃入了原由國際司承擔的日本協力銀行貸款項目和聯合融資項目的磋商、談判與簽約業務，其主要職能是參與研究貨幣政策、管理金融企業的資產和財務，制定有關管理制度，防范金融風險。

　　在這次改革中，徐放鳴脫穎而出，于2000年出任金融司首位司長，當時的徐放鳴四十出頭。

　　在中國，中央政府是管理各種國家銀行、資產經營公司、國有發展銀行及證券公司的“最大股東”，而財政部金融司正代表了政府在這方面的意志。徐放鳴擁有的權力從此受到國內外銀行家的追逐和逢迎。

　　知情者介紹，徐放鳴與張恩照的關系可以追溯至上個世紀90年代初，即徐進入財政部商貿金融司起。

　　兩人更親密的交往則始于1999年。是年10月，張恩照終于調至北京的建行總行，供職排名第五位的副行長。入京伊始，張恩照即與金融紅人徐放鳴有所聯絡。

　　此后，徐放鳴與比自己年長12歲的張恩照在職權上有了更多交叉點。

　　自1999年下半年開始，4大資產管理公司相繼成立。對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的剝離，以及資產管理公司不良資產的處理，均屬財政部金融司主要職權之一。

　　2000年2月，就在當時的建行“二把手”蘇文川退休后不久，張成為建行常務副行長和黨委副書記。幾乎在同時，徐放鳴順利登上財政部金融司司長寶座。

　　今年6月28日，由國家審計署公布的審計報告稱，共發現不良資產剝離環節違規和不規范操作等問題170余億元。作為負責金融機構國有資產管理工作的金融司司長，徐放鳴是否獨善其身則有待查證。

　　2003年2月16日，中央匯金投資有限公司注冊成立，該公司隨后注資中行、建行，成為其最大股東，而徐放鳴正是公司七董事之一。這使他與時任建行董事長的張恩照關系更為密切。

　　徐放鳴一老部下告訴記者，去年下半年徐曾表示想離開財政部，包括去交行任行長或匯金公司任總經理，“可能他已經感覺到什么了，但這兩個位置他都未能如愿。”

　　一個細節是，2000年，張恩照、徐放鳴同時被聘為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客座教授，在該院24名客座教授中，張、徐兩人分列第9、10位。

　　專業背景深厚

　　擁有高級經濟師頭銜的徐，在國際論壇和國內關于財政部門的座談會上，其發言被視為金融動態的一個風向標。

　　5月中旬，在由財政部主辦的《中國財經報》上，徐放鳴與人聯合署名發表了題為《拓展宏觀調控政策空間》的論文。7月1日，處理此稿的一位編輯，對徐的意外落馬表示“好吃驚”。

　　早年畢業于上海財經大學的徐放鳴，兩年前在東北某理工科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熟知其履歷的一位人士稱，從政之余徐從未完全放棄對學術的興趣。

　　早在自上個世紀90年代初，徐出版過大量著作及論文集，諸如《世界貿易組織與農業政策》、《社會保障初論》等，當時徐處于財政部綜合司與商貿金融司的過渡時期，業余時間相對較多。

　　擁有高級經濟師頭銜的徐，在國際論壇和國內關于財政部門的座談會上，其發言被視為金融動態的一個風向標。

　　2001年12月，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成立，徐放鳴正是該工作站的專家指導小組成員。

　　徐放鳴夫婦系校友，在中國首批會計師名冊中，夫婦兩人同列其中。他們同時任《中國總會計師》雜志編委會成員，該雜志由中國總會計師協會主辦，中央財經大學為其學術支持機構。

　　在2005年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招生簡章中，徐放鳴夫婦均為碩士生指導教師，各執教財政類和會計類專業。

　　財科所研究生部一位老師介紹，徐放鳴去年開始在財科所帶研究生，其講座涉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協調、金融改革熱點問題等。

　　大約兩個月前，徐放鳴還在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講課，“現在還有好幾周的課沒教完呢。”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一位學生介紹。

　　在他印象中，徐放鳴課講得不錯，也沒官腔。

　　在其母校上海財經大學，徐放鳴一度被視為驕子。學校2003年舉行78、79級學生畢業20周年聯誼活動時，徐放鳴作為貴賓被邀請，因公務未能赴會的徐放鳴，與現場的30多位老同學通了一個多小時的電話。這一細節甚至被寫入校刊。

　　“怎么可能會被抓呢？他在金融界還是大有可為的。”一位校友頗感痛心。

　　(來源：新京報；羅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