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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今年起，每年的七月十一日是我國的“航海日”；而今年的七月十一日除了是“航海日”的發端之外，還有兩層重大紀念價值：其一是作為“世界海事日”在我國實施的日期，其二是“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紀念日。實際上，中國政府決定將七月十一日訂定為“航海日”，并將今年作為啟始年，另外還將七月十一日訂定為“世界海事日”在我國實施的日期，其實都是緊緊圍繞著“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而轉動。

　　其實，“世界海事日”應是每年九月的最后一個星期的某日。為紀念《國際海事組織公約》生效二十周年〔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七日生效〕，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召開的國際海事組織第十屆大會上通過一項決議，決定將每年三月十七日定為“世界海事日”。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召開的第十一屆大會，對舉行“世界海事日”的紀念儀式的日期作出新的規定，選擇在氣候適宜的九月的最后一周的某日為“世界海事日”。“世界海事日”的宗旨是努力啟蒙各國航運界重視海事思想，宣傳增進海運安全和防止船舶污染海洋的重要性。“世界海事日”的主要活動是，國際海事組織在總部舉行紀念儀式，該組織秘書長就“海事日”的主題發展演講。各成員國自己在這一星期內選擇適當的日子開展紀念活動，并在報刊上刊載與主題內容相適應的文章。

　　但中國政府決定將七月十一日作為“世界海事日”在我國實施的日期，而不是按“世界海事組織”所規定的每年九月最后一個星期中選擇某個認為適當的日子，這就顯示，中國政府是將“鄭和下西洋”視為世界航海活動之發始。實際上，“鄭和下西洋”比哥倫布和麥哲倫遠洋航行足足要早一百年。

　　我們今天紀念“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是為了進一步強調改革開放精神，決心走融入國際社會之路。一九八四年鄧小平在中央顧委會第三次全委會上講話，就專門提到“鄭和下西洋”的重要意義。他指出，“現在任何國家要發達起來，閉關自守都不可能。我們吃過這個苦頭，我們的老祖宗也吃過這個苦頭。恐怕明朝明成祖時候，鄭和下西洋還算是開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漸衰落，中國被侵略了。如果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爭，在三百多年的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后，愚昧無知。不開放不行。”作為改革開放的設計師，鄧水平通過“鄭和下西洋”的事例，強調開放是改變中國“落后就要捱打”被動局面的必然選擇。而上世紀九十年代江澤民等領導人多次提及“鄭和下西洋”之時，已是將其重要意義微調為與國際接軌、融合，尤其是在中國加入“WTO”之時。

　　我們今天紀念“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還有另一層重要意義，就是借著當年“鄭和下西洋”過程中，寶船隊給沿途各國人民送去的是友誼，是中國的特產瓷器、絲綢、茶葉及印刷技術，從未有提出任何領土要求，更沒有挑啟戰爭，故我們今天紀念“鄭和下西洋”，就是要強調中國只會給世界帶來文明和友誼，中國的崛起發展走的是和平、開放之路。正因為如此，胡錦濤等新一屆領導人就多次強調，中國和其它國家的關系是一種“和平、合作、共同發展”的關系。

　　在鄭和寶船隊的七次“下西洋”中，由其部屬王景弘率領的分船隊，曾在臺灣南部海岸停靠，而且在赤崁地方登陸，與臺灣當地人民有過接觸。在臺灣歷代的民間傳說中，就有三保太監在赤崁取水，及三保太監在臺灣鳳山、岡山地方種姜為人治病的故事。《臺灣志略》記載：“明太監王三保自至臺，投藥水中，命土番染病者于水中洗澡即愈。”“明太監王三保植姜岡山上，……有得可療百病。”這類故事在臺灣至今仍廣為流傳，可見其影響之深廣。

　　鄭和寶船隊曾到過臺灣，及大陸地區隆重其事紀念“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在臺灣地區引起各種不同反應。持正面態度者認為，“鄭和下西洋”是明永樂年間朱棣改變朱元璋閉關鎖國的政策的產物。正因為是寶船隊到過臺灣，才引發明朝大陸人民大規模遷移臺灣。《臺灣小志》指出，“明成祖永樂末年，遣太監王三寶至西洋遍歷諸邦，采風問俗。宣德五年，三寶四行，返閩間為大風所吹，飄至臺灣，是為華人入島之始”。這就充分證明，大陸地區人民很早就遷移臺灣寶島，臺灣與大陸具有密不可分的地緣、血緣和文緣關系。今天臺灣海峽兩岸龍的傳人共同紀念“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實際上是對“臺獨”分子“去中國化”活動的一個有力的反擊。

　　當然，也有“臺獨”分子從“陰謀論”的角度，來猜度大陸舉行紀念“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活動的用意，并將之歪曲為中國大陸要發展海洋戰略、“威脅”太平洋沿岸國家，至少也是要針對“美日安保條約”，意圖藉此來挑起美國、日本的恐華、仇華情緒，而使陳水扁當局“漁翁得利”。

　　然而，鄭和是和平親善使者，是中華文明的傳播者。“鄭和下西洋”的歷史凸顯了中國自古以來就以和平的姿態面向世界，說明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任何人要從“陰謀論”的角度來歪曲“鄭和下西洋”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都將是不能得逞的。

　　來源：澳門《新華澳報》作者：富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