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傳：彭施魯，河南武陟縣人，1916年出生，1934年6月加入共青團，1936年轉為中共黨員。先后任東北抗日聯軍第4軍軍部秘書、團政委，第7軍第1師政治部主任，蘇聯遠東軍紅旗軍第88獨立步兵旅指導員、連長、參謀，蘇軍佳木斯衛戍司令部副司令，東北軍政大學訓練三團團長，東北軍區軍政學校副校長，總參軍訓部副部長，國防科工委副參謀長等職。1945年8月被蘇軍統帥部授予紅星勛章。1985年離休。

　　6月下旬，編輯部轉交給記者一份有關蘇聯遠東軍“中國旅”的材料，并要求記者進行深入采訪。記者經過半個月的尋訪，終于與當年在“中國旅”工作過的彭施魯老人取得了聯系。7月8日，記者來到位于北京航天橋附近的總裝某干休所，傾聽老人講述那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我們下車后，發現歡迎我們的都是抗日聯軍的戰友，有的還是老相識

　　我是1935年底在北平讀高中三年級時，被北平的黨組織派到東北抗日聯軍工作的。那時我還不滿20周歲。

　　1938年，東北抗日斗爭處于十分艱苦的階段。日軍調集數十萬兵力對抗日聯軍進行圍剿。在敵人大舉圍剿下，抗日聯軍遭受重大損失。

　　我們大部隊為突出日軍重圍被迫西征，我被指定為留守部隊負責人，在第二路軍總指揮周保中的直接領導下，堅持與敵周旋。我們利用沼澤地區為依托開展游擊活動，多次襲擊偽警察所、分散孤立的偽軍據點和日本人的開拓團。但一到冬季，我們就處于被動地位。由于得不到糧食供應，又長期被日軍追蹤襲擊，部隊傷亡增多。為保存力量，1940年底我們有組織地撤至蘇聯境內。

　　我們一過邊境，就被蘇聯邊防軍解除了武裝，然后在哨所中接受盤查。夜里，來了幾輛用帆布嚴密封閉的大卡車，把我們送到伯力市。

　　在伯力市，我們洗過澡稍作休息，又被送至距伯力市75公里處的一個營地。我們下車后，發現在那里歡迎我們的都是抗日聯軍的戰友，有的還是老相識。我這才知道，在我們之前一些戰友已經到了蘇聯。

　　這里后來成為東北抗日聯軍的營地。它隱蔽在一片森林中，緊靠在黑龍江邊。因為附近有一個小村莊叫弗亞斯克，所以蘇聯人把這個營地稱為弗亞斯克野營，而我們稱之為北野營。在海參崴附近的蛤蟆塘，還有一個住著抗聯第一路軍戰友的野營，我們稱之為南野營。

　　來到野營的第二天，我們就在3名蘇聯教官的指導下，開始了軍事訓練。

　　斯大林接到組建方案后說，應擴大為教導旅，授予蘇軍正式番號，按蘇軍標準保證供應

　　1941年6月，德國突然大規模入侵蘇聯。聽到這個消息，我們立即召開了聲討德國法西斯大會。周保中在發言中指出，我們要加強軍事訓練，學好作戰本領，隨時準備投入對日本侵略軍的戰斗。聽了他的講話，大家熱血沸騰，一個勁地鼓掌。

　　12月，日軍偷襲美國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這雖然使蘇聯暫時緩解了對遠東地區的憂慮，但他們認為蘇日之間早晚必有一戰。為此，蘇聯遠東軍司令部和抗聯領導協商后，制定了組建東北抗日聯軍教導團的方案，為對日作戰做準備。這一方案送到斯大林手中時，斯大林說，一個團的機構，經費有限，應擴大為教導旅，授予蘇軍正式番號，按蘇軍標準保證供應。

　　很快，南北野營合并組成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1942年8月1日，教導旅被正式授予蘇聯遠東紅旗軍第88獨立步兵旅番號。周保中任旅長，李兆麟任旅政治委員，均為少校軍銜。各營連主官基本上由原來的抗聯軍官擔任，副職由蘇軍代表擔任。我被任命為二營三連連長，上尉軍銜。當時我們只有不到700人，與一個旅的編制人數相差較多，蘇軍便把遠東地區的一些少數民族戰士和華裔戰士調進來，使全旅人數達到1500人左右。由于這個旅主要由中國戰士組成，因此也被稱為“中國旅”。

　　此時我們的訓練比以前更加緊張，不僅進行爆破作業、地形識圖等訓練，還接受了一些特殊技能的訓練，比如武裝泅渡、滑雪、空降等，每周還要上文化課和政治課。遠東軍司令部還定期派出考核團進行考核。

　　1945年5月德國戰敗后，一些從伯力市來到野營的蘇聯軍官，告訴我們大批西方前線蘇軍轉移到了遠東地區。這時，我們的伙食標準也由后方部隊改為第二線作戰部隊。黑面包變成了白面包，過去看不見的黃油，擺在了早餐桌上，午餐肉食的定量也增加了。這些使大家確信對日軍作戰已迫在眉睫，都興奮不已。

　　華西列夫斯基元帥給“中國旅”發來賀電，感謝中國戰士為蘇軍取得對日作戰勝利發揮的重大作用

　　其實，我們旅早就為蘇聯對日作戰行動做準備了。當時這是高度機密，大多數同志不知道。

　　我們旅部分同志受蘇軍情報部門和旅領導派遣，組成十幾個小部隊，經常通過陸路或空降等辦法，回國偵察敵情，破壞敵人設施。小部隊的成員，都經過嚴格挑選，一般為三五個人。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我們的小部隊摸清了日本關東軍的部署情況，還多次完成破壞、消滅日偽特務網點等任務。

　　蘇聯對日宣戰前后，我們小部隊活動更加頻繁。位于中蘇邊境的虎頭要塞，是日軍在中蘇邊境東段修筑的核心陣地。架在要塞山頂的一門榴彈炮炮身長約20余米，最大射程達20公里，號稱“亞洲第一炮”。這門大炮炮口對著蘇聯境內的伊曼鐵橋和拉佐水塔，隨時可以將炮彈打到蘇聯土地上。就在蘇軍發動總攻前，我們的一支小部隊在當地抗日組織配合下混進要塞，將這門大炮炸毀，解除了它對蘇軍的威脅。

　　我們的另一支小部隊空降到敵后，偵察發現大批日本關東軍聚集在牡丹江市。他們向上級報告了這一情況，建議蘇軍立即進攻，并炸毀牡丹江大橋斷敵后路。蘇軍接到情報后，第二天就開始對牡丹江進攻，全殲敵軍。我們旅還有近百名官兵被派到蘇軍中擔任翻譯和向導。蘇聯出兵中國東北后勢如破竹，不到兩星期就擊斃日軍8.4萬余人，俘敵59.4萬余人。日本關東軍副參謀長松村少將說：“沒有想到俄國軍隊會這樣快地越過大興安嶺、戈壁荒灘和原始森林。”很顯然，我們旅派出的向導發揮了作用。

　　蘇軍攻占我國東北各大中城市后，我們旅分為57個小組，協助蘇軍接管各地政權，各組組長還被任命為蘇軍駐各地衛戍部隊副司令員。我乘蘇聯軍用運輸機到達佳木斯市后，被任命為蘇軍駐佳木斯衛戍副司令員。我一上任，當地的黨組織、與組織失去聯系的黨員，紛紛找我聯系。依靠他們，我很快組織起一支部隊，控制住當地局勢。

　　“中國旅”官兵在蘇軍對日作戰中做出的突出貢獻，受到蘇軍的高度評價。蘇聯遠東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元帥在給“中國旅”的賀電中寫道：八十八旅英勇的中國戰士們，感謝你們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情報，為我們遠東軍進攻中國東北起了重大的作用，特別是在日本關東軍戒備森嚴的要塞、筑壘地區所進行的偵察、營救活動，高度體現了中國戰士的優秀品格和頑強的戰斗精神……我代表蘇聯人民感謝你們，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1945年12月下旬，我接到周保中從長春發來的通知：在中共中央東北局領導下，東北各省、市、縣黨組織都已建立。所有原抗日聯軍的干部，必須在各省、市、縣黨組織的領導下進行工作。至此，“中國旅”完成了自己的光榮使命。

　　(來源：解放軍報，記者周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