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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祖國發生危難的時候，他們志愿回國，將一腔熱血灑在海拔3000多米的山脈、水流湍急的江河和人煙稀少的“煙瘴之地”之中

　　1939年，中國抗戰進入了最艱苦階段——沿海港口全部失守，主要鐵路線全部失守，主要工業區域全部失守。當其時也，中國的實際控制區域，是組織結構、經濟能力和交通狀況還“停留在明朝”(黃仁宇先生語)的西部，沒有汽車、飛機、重型軍械等現代化機械的制造能力，幾乎所有軍需品還都依靠進口。

　　眾所周知，自此開始滇緬公路成了中國繼續抗戰的生命線和唯一輸血管。

　　南僑機工：刻在紀念碑上的歷史

　　滇池邊，著名景點西山的半山坡上，立著一面紀念碑。上書“南洋華僑機工抗日紀念碑”十一個大字。“南僑機工”，一個絕大多數中國人已經很陌生的名詞，全稱為“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是指3200名來自南洋的華僑司機與修理技術人員。

　　1939年1月10日，滇緬公路正式通車，急需大批熟練的機工。而當時國內駕駛人員嚴重匱乏，于是國民政府將目光投向海外，致電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希望代為招募華僑機工。

　　2月7日，陳嘉庚發表《南僑總會第6號通告》，號召南僑機工回國服務。僅半年，就有先后9批、共3200余人回國。他們成為滇緬公路運輸的主力，占到運輸線司機總人數的1/3以上。

　　他們中，有的人是放棄200元新加坡元(合當時中國貨幣700元)的月薪，回來拿30元的薪水，甚至還有喬扮男裝前來報名的熱血女子。

　　坐在《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面前的王亞六，現年87歲，他是目前昆明尚健在的機工中，最年輕的一個。

　　汽車與飛機的較量

　　1939年，王亞六22歲，屬于第三批回國的華僑機工。他說剛回國的時候，看到昆明和下關(即大理市區)之間用的還是一戰時期的德國奔馳柴油車。而他們到來后，在滇緬路上開的是數千臺剛剛支援過來的最新式的美國道奇貨車。

　　據史料記載，1939年7月至1942年7月，滇緬公路運輸的軍需品和其他物資共計452，000噸，而南僑機工的平均每日軍事物資輸入量保持在300噸的水平以上，被譽為抗戰運輸線上的“神行太保”。

　　如此的運輸效率，使滇緬公路成為1939年以后日軍的眼中釘，尤其是1940年日軍占領越南，開始使用越南的空軍基地后，這里成為日本空軍的重點轟炸目標。

　　讓王亞六等最為自豪的經歷，就是與日本空軍的斗智斗勇。

　　1941年1月23日，王亞六等駕駛著15輛軍車剛到瀾滄江上的功果橋橋頭，日軍飛機即來空襲，守橋的憲兵封鎖橋面。王亞六等機工只能下車鉆進路邊石崖上鑿好的防空洞中。“很快，我們就聽到由遠而近的爆炸聲，是27架日機一路轟炸而來。敵機分三批輪番轟炸。”王亞六回憶道。

　　他記得炸彈爆炸之后激起的水柱高達好幾丈，連江中的魚也被炸死，翻起肚皮浮在水面上。功果橋橋身一邊的鐵索全斷，整個橋面吊板往下墜。

　　當時，日本廣播幸災樂禍地說：“功果橋已經被炸斷，滇緬公路三個月之內沒有通車希望。”

　　橋斷后，數百輛汽車排起長龍，在功果橋兩側隔江相望。聰明的機工們很快想出了對策。他們利用幾百個空油桶，用鋼絲栓在一起，數個一排做成了“渡輪”。

　　一開始，是用油桶做的渡輪擺渡汽車：每次運送一輛卡車，由兩岸的機工拉著“渡輪”上的鋼纜，擺渡過江。后來嫌這個方式太慢，干脆就用數個空油桶一列，在江上鋪設了好幾列，再鋪上木板搭建成浮橋。

　　王亞六是第一個把車開過浮橋的司機。

　　“當時你害怕嗎？”記者問。

　　王亞六笑著說：“當然還是有點怕的。我那回運的是汽油。道奇車的載重量是3噸半，貨物加上車子的自重差不多是7噸。我們估計了一下，大概5噸的車過這個橋應該沒有問題，所以我卸下了5個汽油桶慢慢開。而且，我是開著車門過江的，萬一橋塌了的話，我還可以游出來。”

　　他記得自己把車速控制得很慢，人也很緊張，車輪距離水面大概一直只有不足一尺的距離。在一片歡呼聲中，王亞六的卡車順利抵達彼岸。之后的司機干脆連汽油桶也不卸，整車開了過去，居然也沒有問題。

　　消息傳到重慶，國民政府的交通部正在為日方“滇緬公路將中斷三個月”的廣播而焦慮不安，剛剛發出急電要求不惜一切代價修復大橋。蔣介石聞訊大喜，要求在江上再多建幾座類似的浮橋。

　　在滇緬公路的歷史上，由于日機炸橋而造成的道路中斷有好幾次。而修復一座橋最短的時間是一個小時，最長紀錄也不過是5天又10個小時。今年已經91歲的老機工楊保華記起的一幕，發生在一個軍用機場。當時，空襲警報剛響，日本飛機已經到了頭頂上。

　　“這時，一輛裝滿軍火的大卡車剛開進機場。這位機工卻調轉車頭向外沖，目的是將敵機引開，保護機場和其他車上的物資。”

　　楊保華眼看著那位機工加大油門向外飛馳，黃土塵煙像一條黃龍翻滾。敵機發現目標立即尾隨追擊。當敵機追上“黃龍”開始射擊的時候，機工卻來了一個急剎車，車停了，“黃龍”還在滾滾向前。飛機追著“黃龍”瘋狂掃射，以為汽車肯定會被炸爛。其實司機已經把車開到一棵大樹下隱蔽起來。

　　可惜的是，這位智勇雙全的機工卻沒有留下姓名。

　　被傣族人認作“親戚”

　　老機工們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他們并沒有受過什么苦，仔細想來，最危險的經歷，“只不過”是瘧疾和饑餓的困擾而已。

　　楊保華當時屬于西南運輸處第13大隊37中隊，任務是在畹町、芒市至保山之間搶運軍用物資。有一次遇到暴雨，道路被沖垮，車隊被困在芒市附近的荒山野嶺中。

　　“每次出車，我們都是帶三天糧食充饑。這次可就慘啦，糧食早已吃完，我們只能冒雨到山上找野菜挖竹筍充饑。偏在這個時候，我們幾個又染上了瘧疾。發熱的時候像火燒，冷的時候像掉進冰窟里，蓋上幾件棉被仍然發抖。好容易出一會太陽，大家只能歪三斜四地靠在車輪邊曬太陽。”

　　他說停車的地點靠近傣族村寨，可是以前過路的國民黨軍隊士兵軍紀不好，傣族老鄉被搶怕了，不肯賣東西給過路的“漢人”。直到第七天，終于有兩三個傣族小孩慢慢走過來，看著機工們問：“車上的人為什么不吃飯？”

　　楊說：“我回國前在泰國、緬甸都跑過，會說一些泰國話和傣族話。所以我馬上用半生不熟的傣語說：‘小孩過來’。小孩很驚奇地問：‘大哥是傣族？’我說我是廣東的傣族。他們的臉上馬上就有了笑容，和我談了起來。”于是，靠著這層冒充的“傣族”親戚關系，整支車隊得到了糧食補充。

　　類似的機工和當地少數民族間的互助故事還有很多。最有名的，是機工陳團圓的故事。陳團圓在滇緬路上瘧疾發作，戰友用一個竹編的擔架把他往醫院送。碰上一個傣族少女，說他病了你們也給蓋一下啊，拿自己的舊毛毯蓋上了。

　　陳團圓病好之后，為此帶著禮品到傣族女孩家登門致謝。這一行動卻被理解成了上門求婚，雙方也就默認了。于是，陳團圓就把家安在傣族村莊里，主要工作依然是在滇緬路上跑運輸。

　　1942年5月，怒江上的惠通橋被炸后，陳團圓等大批南僑機工滯留在怒江西岸。

　　陳團圓是被漢奸出賣而被捕。當時日軍要求陳指認尚在滇西的其他機工，被嚴詞拒絕。最后，陳被活埋。

　　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個故事的，是昆明的一位導演王岳。他在講完后，突然撲到另一張桌上，問咖啡館里的大學生們：“你們知道南僑機工嗎？”七名大學生都搖頭。當他簡要陳述之后，記者問他們：“對這段歷史，你們有興趣嗎？”

　　“很有趣，也很感人。”大學生們說。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朱雨晨)

　　后記

　　在1942年5月3日因日軍進攻滇緬公路中斷后，南僑機工們被遣散，除了少數被選中到印度等地參加駝峰航線運輸，大量機工貧病交加，有家難回。

　　直至抗戰勝利，由于陳嘉庚先生的督促，這批機工才被國民政府重新想起。其實，想起他們的另一層原因是為了打內戰，還是需要熟練的司機和機械工人。但是沒有一名南僑機工參加。

　　當年的3200名南僑機工，犧牲1000余人，留在國內1000余人，另有不足1000人在抗戰結束之后回到了南洋各國。

　　這只是全球的華人華僑們為抗戰做出貢獻的一部分。據史載：1937年～1945年，8年中華僑抗戰捐款共達13億多元(國幣)，截至1940年10月，華僑共捐獻飛機217架，坦克27輛，救護車1000輛，大米1萬包，以及大量生活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