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婚姻的沉重負擔、令人擔憂的心理健康狀況……這些字眼與同性戀的聯系日益緊密，而3000萬這個龐大數據更表明同性戀群體已成為我國一個極其復雜的社會問題，必須引起各界高度重視。

　　記者在采訪時了解到，“社會尊重、家庭認可才能徹底改善同性戀面臨的困境”是專家和同性戀者的共同看法。

　　生存艱難的3000萬同性戀者

　　同性戀是以同性為對象的性愛傾向與行為。從犯罪、絞刑架處死，到性變態，再到歐美一些國家認同的正常現象等，社會對待同性戀的態度變化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

　　1997年，中國新《刑法》刪除了過去被用于懲處某些同性戀性行為的流氓罪，這被認為是中國同性戀非刑事化的另一個標志。

　　2001年4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把同性戀從精神疾病名單中剔除，實現了中國同性戀非病理化。這比美國同性戀非病理化晚了整整19年，比世界衛生組織把同性戀從“ICD-10精神與行為障礙分類”名單上刪除晚了7年。此前，同性戀被歸類為性變態。

　　長期致力于同性戀問題研究的青島大學教授張北川說，在生物學的概念上，不分國家、種族、文化和貧富的差距，同性戀占總人口的比例一般為2%～5%。

　　據他估計，目前，我國15歲至60歲的同性戀人數約為3000萬，其中男同性戀和雙性戀2000萬，女同性戀為1000萬。當然也有部分同性戀是臨時性的，會轉為異性戀。

　　近年來，我國同性戀者的社會地位逐漸改善，但是，專家普遍認為，這個特殊群體的生存處境依然很艱難，遭受嚴重的社會歧視。

　　長期以來，處于社會的邊緣地帶的同性戀者，大多生活在恐懼和愧疚之中。

　　專家曾對生活在大中城市、受過良好教育、相對年輕和“活躍”的男同性戀者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同性戀者的心理健康狀況十分令人擔憂。因為受歧視，30%～35%的同性戀者曾有過強烈的自殺念頭，9%～13%的人有過自殺行為，67%的人感到“非常孤獨”，63%的人感到“相當壓抑”。超過半數人由于不被理解，曾感到很痛苦并嚴重影響生活和工作。

　　一位同性戀者對《環球》雜志記者發出這樣的感慨：“我們也渴望在陽光下自由地生活，可是太難了……”云南省健康教育所副所長、昆明男男性行為者性病艾滋病綜合干預項目負責人段勇說，大中城市的同性戀者尚且如此，那些生活在中小城市和農村的同性戀者，則在貧困和屈辱中掙扎，處境更為悲慘。

　　正是因為歧視同性戀，導致了很多社會不穩定行為的發生。張北川通過跟蹤調查得出一組沉重的數據：男同性戀者由于被歧視和缺乏正常的、良好的交往環境，3 8%曾因自己的同性性活動遭遇傷害，21.3%遭遇過異性愛者傷害，21%的同性戀者在身份暴露后，受到異性戀者的侮辱、毆打和敲詐等。

　　“只有在一個群體普遍被嚴重排斥時，才會出現如此多的相互間的傷害行為，而并非該人群普遍存在人格問題的結果。”張北川說。

　　棘手的社會問題

　　由于生存的艱難，這個龐大的沉默群體隱藏著一系列復雜的社會問題。段勇告訴記者，目前，男同性戀者艾滋病感染率高達2%～5%，遠高出普通人群0.4%的感染率。高感染率使得本應單獨使用的“同性戀”和“艾滋病”兩個名詞，從某種意義上講，已經合二為一了。

　　20世紀80年代初，世界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就是美國一位男性同性戀者。在許多國家，艾滋病正在男性同性戀人群中高速蔓延。“男同性戀者已成為艾滋病傳播高危人群”已是盡人皆知。

　　我國同性伴侶的關系由于一直處于地下隱蔽狀態，得不到與異性戀者平等的社會保障和約束，他們的伴侶關系易碎而短暫，這就導致了同性戀者頻繁更換性伴侶，增加了性病、艾滋病傳播的機率。

　　一名致力于預防艾滋病宣傳的同性戀者說，“多性伴侶”是艾滋病感染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由于各種巨大壓力和負擔，同性戀者沒有辦法通過正常的、相對穩定的渠道宣泄自己的感情，不能與普通人群一樣，和所愛的人共筑‘愛巢’，頻繁更換性伴侶也就成為圈子里死可奈何的普遍現象。”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就是，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80%以上的同性戀者被迫選擇結婚。“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間接地剌中了同性戀者的要害。

　　張北川認為，目前我國同性戀者承受的壓力主要來源于社會，尤其對男性而言，因為他們承擔著傳統觀念中傳宗接代的責任。在3000萬同性戀者當中，至少8成迫于傳統和社會的壓力，已經或即將進入異性婚姻，也就是說至少2400萬同性戀者要建立家庭。

　　毫無疑問，這種行為只是把社會壓力轉嫁給了個體的婚姻家庭，其后果是，由于同性戀者很難履行婚姻的義務，如夫妻性愛等，這種婚姻使當事雙方都痛苦不堪，甚至釀成悲劇。

　　今年3月，江蘇如東縣沿南村就曾發生一起震動社會的女同性戀者活埋異性戀丈夫的慘劇。這也是全國首例女同性戀者殺夫案。專家對此發表觀點說，在江蘇這個慘劇中，正是由于丈夫對妻子同性戀行為的阻止，才引發了同性戀人的過激報復行為。

　　今年28歲的凡浩(化名)是一名同性戀者。原本他和女同性戀者(圈子中稱為“拉拉”)李華(化名)只是要好的普通朋友，由于雙方父母都逼迫其找對象結婚。兩人便扮成彼此的男女朋友，應付家里的壓力。

　　“我在單親家庭長大，又是家里的獨子，寧愿委屈自己也不能讓媽媽傷心，所以我將來只能走結婚這條道路。”凡浩的心情極為復雜，“先把女朋友這一關熬過去吧，結婚再拖兩年。”

　　已經有“男朋友”的凡浩和李華這樣約定：將來建立家庭時互相不干涉對方的生活，可以帶各自的朋友回家。為了將來融洽相處，他們現在找朋友時都要先通過對方“審查”。

　　“我們四個人將來要生活在一起，當然得互相滿意。”凡浩笑著說，“其實這是萬不得已的選擇，但同與異性戀者結婚相比，至少我們沒有欺騙對方，不會受到心靈的譴責，能給自己一點點安慰。”

　　盡管凡浩是圈子里為數不多的“幸運兒”之一，但他仍然感到非常痛苦：“其實我們是正常人，卻被當作‘怪物’，過著不正常的生活，自由選擇生活的權利都沒有。”

　　據介紹，更多的同性戀者隱瞞自己的性取向，違心地和異性配偶組成家庭，以減少自己因為性取向與異性戀者不同而受到的社會壓力。

　　張北川說：“家庭是社會穩定的細胞，但是這些被迫建立的家庭大多是有名無實或是畸形的，其穩固程度要大打折扣，離婚時有發生，對社會穩定構成威脅，而異性配偶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昆明市民孟基志有一位朋友羅美玲(化名)今年1月剛結婚，但是，婚后夫妻生活一直不正常，經過找資料對比，羅美玲確定丈夫是一名同性戀者，隨即結束了自己短暫的婚姻生活。

　　段勇接觸過許多同性戀者，其中大部分人與異性建立了家庭，并有了孩子。但許多人對妻子隱瞞，在外與同性發生性行為，也就是所謂的婚后“雙重生活”。這在圈子里是司空見慣的。

　　“一個潛在的危險隨之而來，如果丈夫與同性戀者發生性行為時，被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傳染給妻子的概率就非常高。”段勇說，“一旦這個病毒擴散到眾多家庭，那么在社會大眾中間的影響就非常大，也就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同性戀問題，而是演變成為一個社會問題。”

　　給他們營造一個和諧的生存空問

　　在采訪中，同性戀研究專家和同性戀者普遍認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途徑就是，客觀正確認識同性戀，消除偏見，社會尊重、家庭認可才能扭轉3000萬同性戀者面臨的困境，解決這個特殊群體帶來的許多社會問題。

　　段勇說，改善同性戀者的生存環境，最關鍵的是，政府和新聞媒體要向大眾普及有關同性戀的科學知識，給予同性戀相應的重視，促進這個群體勇于站出來，讓公眾了解同性戀。

　　“同性戀者走出來的前提是要有相應的政策保障，比如就業等方面不能受到歧視，避免他們剛公開自己的身份就遭到各種傷害行為。”段勇說。

　　大多數同性戀者對此表示認同。陳亮(化名)是昆明男男性行為者性病艾滋病綜合干預項目的志愿者之一，兩年多時間里，他通過互聯網、聯誼會以及心理健康熱線為圈子里的人傳播預防艾滋病基本知識。陳亮說：“社會大眾對同性戀的態度需要轉變的同時，同性戀者自己也要通過自身努力，在大眾中間塑造良好、健康的形象，嘗試者走出‘柜子’。”

　　與此同時，我國對同性戀、同性婚姻家庭、同性性侵犯行為的規范尚處于空白。“盡快通過立法的形式保護同性戀者的合法權益也顯得尤為重要。”張北川說，“目前，我國在保障婦女兒童權益方面都有專門的法律法規條款，同性戀者作為一個龐大的群體，也應享受平等的權益，比如，同性伴侶共有財產的處置權和饋贈權利。”

　　張北川還指出，同性愛者與異性愛者一樣，都是為社會發展積極貢獻力量的人群，所以具有享受社會進步所帶來的種種成果的權利以及要求與他人共同發展的權利；有不受歧視的權利、免于非人道的對待和懲罰的權利、結婚和建立家庭的權利等。

　　昆明市民葉麗馨曾在玩網絡游戲時認識了一名同性戀者，后來還在現實生活中見了面，成為好朋友。

　　“過去對同性戀一直有誤解，很排斥，但是通過接觸后發現，同性戀者和普通人群沒太大區別。”葉麗馨用同情的口吻說，“同性戀者的性傾向不是他們自己能夠控制的，也不是他們愿意的，他們已經非常痛苦了，還要遭受各種壓力和指責，很不公平。”

　　一名同性戀者對記者說，如果社會上大多數人與葉麗馨一樣“寬容”，同性戀者的生存環境將大大改善。 (來源：《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