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8月6日，是北京大學教授季羨林的94歲生日。當天，由山東省中國孔子基金會發起的季羨林研究所在京成立。季羨林是我國著名的梵文學家、翻譯家、教育家，他博古通今，熟諳六七種外語，受到世人的欽佩和敬仰。

　　7月29日上午，溫家寶總理來到解放軍總醫院康復樓，看望了季羨林，并向他祝賀生日。在交談中，溫總理還特別提到了最近出版的與季老有關的兩本書：《學海泛槎———季羨林自述》和《非凡人生———季羨林先生》。

　　這次由華藝出版社再版的《學海泛槎———季羨林自述》，內容新增了《我的小學和中學》、《我的高中》。新世界出版社編輯張世林告訴筆者，他曾在中華書局工作，與季羨林先生有過長期接觸，在2000年和2001年先后出版過季羨林的《千禧文存》和《新紀元文存》。這次，張世林以最快速度搶在季羨林生日前夕出版了王樹英的《非凡人生———季羨林先生》。張世林說，應該把老先生們當作文化財產來搶救，“季先生是一面鏡子，他桃李不言，他筆耕不輟，對年輕一輩也是一種鞭策。”張世林介紹，《非凡人生》的作者王樹英教授是季老60年代的學生，畢業后在北大任教，后來調到中國社科院南亞研究所工作。

　　在季羨林生日前夕，筆者采訪了王樹英教授和季羨林的秘書李玉潔。

　　季先生一般不大看別人寫他的傳記

　　問：季羨林先生著作等身、成就卓著，應該有不少人想為他寫傳記。有報道說，《非凡人生》是“第一本真正的季羨林傳記”，請問，你們怎么看？季先生本人對為他立傳持什么態度？

　　王樹英：我寫的是季先生的人生，未提傳記，當然實際上是傳記。這本書出來后，我接到很多讀者的電話。有讀者說，“這是幾代人的鏡子”，可以從中看到他年輕時、中年時和老年時都是怎么做人的。我是研究印度問題的，接觸國內外的學者比較多，與印度學者接觸時，他們都大吃一驚，說“你們中國還有這樣的人物？！”季先生為中國爭了光，印度人也覺得他為東方爭了氣。我畢竟是他的學生，也曾經與他同事，覺得有責任向大家介紹我所了解的季先生。

　　李玉潔：其實，季先生的傳記以前也有一些。1996年，江蘇文藝出版社用季先生自己的文章編成了一本季先生傳記《季羨林自傳》，后來還有《季羨林傳》、《東方宏儒：季羨林》、《季羨林先生》。這四本書的共同點是沒太多涉及季先生的業務，王樹英這本則是重點寫季先生與印度學的關系。

　　季先生一般不大看別人寫他的傳記，他說溢美之詞太多。王樹英這本他是看過目錄的，王樹英的所有材料來源也是我們知道的，我認為他比較踏實。

　　他就是想當他的教書匠

　　問：季先生于1935年秋去德國留學，當時留德的學生似乎不多，我記得只有宗白華、馮至、周子亞等少數人，而當時留學英美的最多。一般認為留日的學生歸國后大多傾向革命，而留學英美的比較傾向自由主義，留德的背景對季先生以后的學術人生有什么影響？

　　王樹英：留學德國的作用很多，對他以后研究印度問題幫助很大。之前，他在清華，選課時對印度有興趣。后來去了德國，他如魚得水。開始在德國沒想到留那么長時間，但因為戰爭延長了時間，吐火羅文也是在那時學的，打下了基礎。

　　李玉潔：“文革”后，有人建議季先生去中國社科院當副院長，但他不去，可是1978年讓他兼任北大副校長，他卻答應了。有人不理解地說為什么放著副部級的職位不去當，他說：“什么級別，我腦子里沒想過這個！”他就是想當他的教書匠。

　　他對時勢的判斷也有不清楚的地方

　　問：季先生在“文革”前后也經歷過大起大落，在晚年撰寫的《牛棚雜憶》中，他回望往昔，是不是對“文革”看得比較透徹了？

　　王樹英：“文革”這個悲劇，他認為很多人是受害者，他自己也是受害者，真正的壞人是少數。“文革”中，季先生雖然大名鼎鼎，但是，比他“資格”老的，還大有人在，學術成就或社會影響更大的，有他的老師或前輩，如陳寅恪、朱光潛、俞平伯等，所以，在歷次運動中，他“被批、被斗”并不嚴重，在運動中做“檢查”也是必然的，他自己也承認，“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個蠢材。對這一系列的批與斗，我是心悅誠服的，一點沒有想到其中有什么問題。我雖然沒有明確地認識到，在我靈魂深處，我真認為中國老知識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經地義的。”他對時勢的判斷有時也有不清楚的地方，但至少不會亂來。

　　季先生對恩師特別重情誼

　　問：我看到季先生有文章回憶胡適、陳寅恪等老師一輩的人物，在季先生和你們的接觸、講述中，他講到哪位老師比較多一點？

　　王樹英：有時他提到胡適，也不是頂著風頭，也不像當時的極端看法那樣認為胡適“反動”，該肯定的還是肯定的。季先生還回憶過他的老師陳寅恪先生，他說：“一旦批到陳寅恪先生頭上，我心里就感到不是味，雖然經人再三動員，我卻始終沒有參加到這一場鬧劇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愿意厚著臉皮，充當事后諸葛亮，我當時的認識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畢竟沒有行動。現在時過境遷，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沒有出賣自己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夠對得起老師的在天之靈了。”

　　李玉潔：好些年前季先生寫過《為胡適說幾句話》，當時還很敏感，我勸他別寫，寫了也沒地方發。但他堅持要寫，他說這是他的真實想法，對人不能主觀、片面，他還說當時與胡適在一起工作的人剩下的不多了，我要不寫出來就不舒服。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季先生對恩師特別重情誼。

　　1999年，季先生88歲高齡時還去了臺灣。我說，你不是不輕易出門嗎？他說這次對方邀請，開會的主題“人的素質教育”他很感興趣，去臺灣第二個目的就是想給胡適先生、梁實秋先生掃墓。我問他，這合適嗎？他說：“有什么不合適的？”到臺灣后他高燒39度多，他還是堅持去給胡適掃墓，還寫下了《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

　　他畢竟是那個時代的人

　　問：您書中的第120頁提到季先生的封建包辦婚姻時寫道：“(夫人德華)天資確實不是太高，只念過小學。她到了晚年，連早年能認的千八百字也都大半還給了老師。因此，她對季先生一輩子搞的什么研究，有什么意義，根本不知道，她似乎從來也沒有想知道過”。這種“夫妻二人毫無共同語言”的婚姻是不是一個悲劇？

　　王樹英：留學生的婚姻狀況比較復雜。據我了解，留學生后來離婚、再婚的不少。季先生的包辦婚姻是既成事實，他是尊重既成事實的。恐怕有很多人不理解他們的婚姻，但他對老伴兒還是肯定的方面多。季先生說，在道德上，“她卻是超一流的，上對公婆，她真正盡了孝道，下對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做的一切，中對丈夫，她絕對忠誠，絕對愛護，她是一個極為難得的孝順媳婦，賢妻良母。”

　　季先生的老伴兒確實很賢惠，他們老倆口幾十年沒拌過嘴，都為對方考慮。季先生不會做飯，到家就吃老伴兒做的現成飯。季先生的老伴兒把嬸母也接過來養著。現在年輕人可能難以理解他們的婚姻，他畢竟是那個時代的人。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問：“21世紀是東方文化的世紀”、“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似乎是季先生引起較多爭議的觀點。請問，你們怎么理解和評價他的這個觀點？

　　王樹英：季先生常說：“文化交流能推動人類社會前進，如果沒有文化交流，人類社會的進步恐怕不是現在這個樣子。”季先生認為，到了21世紀，“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將逐步讓位于“三十年河東”的東方文化，人類文化的發展將進入一個嶄新的時期。

　　我認為季先生的意思是說，21世紀在學習西方文化的同時不要忘記東方文化，而且要以東方文化為主，發揮東方文化的作用。用季先生的話說，以東方文化為主導，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華，把人類文化發展推向一個更高的階段。

　　李玉潔：他從不跟人爭論，他提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觀點，遭到很多人的批評。他就舉了個例子，有個地方蓋廟，第二天要掛匾，有兩個近視眼的人約著去看。一個近視者說看見匾上寫著“正大光明”，結果旁邊有人說匾還沒掛上呢。他當時的意思是21世紀還沒來呢，所以大家都可以預測。(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張彥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