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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必須旨在將德國變成一個更加鼓勵競爭的國家。但在效率與公平之間的獨木橋上，無論是保守派還是自由派，都舉步維艱

　　文/覃里雯

　　9月18日，又一輪德國大選即將來臨。德國人忽然意識到，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席安吉拉·默克爾換了一個形象設計師 自從她被視為替代施羅德的未來總理，這個不修邊幅的保守派女博士開始變得干練了。她精心修剪過的俏皮短發和淡玫紅的嘴唇非常合適她小女孩般的嗓音，衣服的顏色也鮮亮起來。

　　“你是個強勢的人嗎？”一個記者曾這樣問安吉拉·默克爾。

　　她答道：“不如這么說，我很有恒心。”

　　“科爾女孩”的崛起

　　安吉拉·默克爾生于漢堡，其父親是一個新教牧師。默克爾隨父親前往柏林北部屬于東德的小鎮滕普林，并在那里長大，然后在萊比錫的東德科學院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只是在東德政府倒臺之后，她才對政治產生興趣。

　　1990年，這個曾經贏得學校俄語演講冠軍、購買披頭士唱片的前女共青團員加入基督教民主聯盟。當她第一次在政治舞臺上出現時，她的身份是東德的第一個民主政府的副發言人。

　　“當時，當然沒有誰注意到她，”慕尼黑的實用政策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雅尼斯·伊曼努伊利蒂斯說，“她是不為人覺察地出現在權力中心的。”

　　此后，默克爾的事業開始起飛。她被當時的德國總理科爾任命為婦女青年事務部長。科爾1982至1998年先后擔任西德和統一后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理，是德國二戰后政壇上無人能夠替代的人物。科爾的保護和教導為這個來自東德的年輕女性提供了非同尋常的機會，媒體稱之為“科爾的女孩”。

　　安吉拉·默克爾不是一個從黨派底層拼搏到中心的戰士，在重要位置上也沒有建立自己的網絡和支持者，更讓人迷惑的是，她既不是能言善辯，在媒體面前更是毫無魅力可言。

　　《德國之聲》說：“安吉拉·默克爾沉默地、但卻是堅定地崛起于德國政治頂層，說明被政治對手或者黨內對手低估，未必是件壞事。”

　　1998年，科爾在大選中敗給現任總理、社會民主黨主席施羅德。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席沃爾夫岡·紹伯勒任命默克爾為該黨秘書長。接下來，科爾被卷入一場政治捐款丑聞，默克爾在《法蘭克福匯報》發表聲明，與科爾劃清界線。

　　這場丑聞使基督教民主聯盟陷入混亂。默克爾于是被請來領導該黨。后來，默克爾成功地修復了與科爾的關系，并因此重建了黨內至關重要的內部平衡。

　　耐心也使她等到了運氣。在2002年的德國大選中，默克爾沒有急于爭鋒，而是讓位給姐妹黨派——基督教社會聯盟的主席埃德蒙德·施托伊貝爾。施托伊貝爾在與施羅德的對陣中以很少的票數差落敗，默克爾成了最大的勝利者，成為總理候選人，并被予以了改革的希望。

　　一個非典型的基民盟政治家

　　就像在20世紀80年代的英國，在今日德國，人們都在期待一個強勢的領導人。5年來，這個國家的經濟在停滯和微小的回升之間徘徊。比經濟指數更重要的是，失業率高居不下。高福利政策雖然保證了失業者的生活底線，但是卻無助于失業者的沮喪情緒。為了逃避政府的高稅率和強大的工會所強加的高福利待遇，德國公司紛紛選擇轉移國外，工作機會不斷外流，也使得留在德國的創業者難以生存。

　　強大的利益集團的阻力和德國人對舒適生活的留戀，使改革舉步維艱。德國的教育水平急劇下滑，許多指標在經濟合作組織國家中排在倒數位置，在高科技創新領域也毫無競爭力。人口增長為負數，一個不斷衰老的高福利社會正在壓垮國庫。

　　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保守黨比執政的社會民主黨多獲得14個百分點。但安吉拉·默克爾是否是德國的撒切爾夫人？這個同樣屬于保守派的女政治家是否有相似的“鐵腕”將德國從守舊的溫室中搖醒？迄今為止，安吉拉·默克爾并沒有體現出這樣的力量和眼光。

　　默克爾是離過婚又再婚的新教徒，來自東德，沒有孩子——這些都不是基督教民主聯盟成員的典型特征。基督教民主聯盟以它的保守派天主教傳統著稱，而且一直都由來自西德的男性所主宰。

　　今日德國的戰后一代，將默克爾視為同代人，但是默克爾卻和她那些曾經信仰無政府主義、反戰、反傳統、反宗教、嘗試過嬉皮生活后又回歸主流社會的西德同齡人不同，她一直強調她的宗教自豪感。

　　“我不認為我們可以完全忽略猶太-基督教傳統對歐洲的根本影響，大部分的歐洲之根都來源于這兩個宗教。”她說，“大部分的歐洲都經歷了啟蒙運動時期，那是基督教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我們不能夠這么忽視這個事實，說我們是中立的。否則，我們的價值觀來自哪里？”

　　這種并不十分性感的姿態自然會引起反感。美國《新政治家》雜志以近乎失常的惡意探討她“究竟有多么共產主義”：“她的本能、她對男人的不信任、她對陰謀的嗅覺，在她35歲東德解體之際就已經形成了。甚至連她的事業似乎都遵循一個非常個人化的五年計劃。”

　　保守的信仰和保守的政策

　　保守派的價值觀和現實的政治考慮使默克爾在伊拉克問題上采取了親美路線，與施羅德的反戰立場區別開來。默克爾保證將改善與華盛頓的關系，但是她也知道，德國選民不會贊同任何軍事行動，因此她保證在當選后不會向伊拉克派兵。她反對讓土耳其加入歐盟，這為她贏得了許多害怕社會向移民開放的保守派的支持，但是這對德國的未來毫無助益。

　　在國內，默克爾想在改革中擔任先鋒角色。迄今為止，她已經就健康保險改革對她的聯盟黨派——基督教社會聯盟發起了一場艱苦的斗爭。默克爾成功地獲得了改革先鋒的形象，但是她的改革計劃卻在阻力下不得不有所妥協。

　　德國的選舉制度決定了任何黨派想要執政，都必須和小黨派聯盟，這使得德國總理不會像英國首相那樣擁有足夠的權力推動改革。德國《時代》周報主編約瑟夫·尤夫說：“德國是一個集體主義結構，權力在社會各種力量之間達成了非常好的平衡。社會總是尋找共識，因此總是不斷否決(新提議)。”

　　“默克爾不會是另一個瑪格麗特·撒切爾，更不會是一個激進的改革者。”哥廷根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彼得·洛什說。人們選擇保守黨，更多地是因為對執政的自由派和綠黨感到厭倦，而不是因為他們愿意放棄舒適的生活。

　　默克爾本人似乎也并不想成為撒切爾，英國《金融時報》打聽到了默克爾的改革計劃的重點，包括增加增值稅來支撐衛生保健系統，這只是施羅德改革的一個延伸。“默克爾的改革會比施羅德的稍微猛一些，但是底線依然是保持改革的連續性。”洛什說。

　　“我們需要增長，我們需要工作，我們需要安全。”默克爾在基督教民主聯盟的慕尼黑黨員大會上說。她的競選綱領主要集中在創造就業、減少高達12%的失業率上，她計劃改革德國僵硬的勞工法，這意味著她必須和德國強大的工會對抗。

　　無論是有望上臺的默克爾還是即將下臺的施羅德，都非常明白：改革必須旨在將德國變成一個更加鼓勵競爭的國家，缺乏競爭力和競爭意識正是德國的根本問題。需要克服的是對“殘酷的”美國市場經濟規則的反感，在效率與公平之間的獨木橋上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在這潭沉重的池水中，無論是保守派還是自由派，都很難攪起足夠的波瀾。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