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參觀的中外觀眾絡繹不絕。觀眾中有不少日本人。大部分日本觀眾來此是想了解歷史真相的，他們向遇難者獻上花圈，為遇難者祈禱，同時對日軍當年在中國的犯罪表示譴責和懺悔。但是，也有一些日本觀眾帶著懷疑和否定的眼光而來。

　　近日，筆者以館長的身份接待了一個由日本經濟界高層人士組成的訪華團。那天晚上，他們執意要在南京夫子廟宴請筆者。席間，這些有備而來的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提出了種種疑問，晚宴變成了一場“鴻門宴”，成為歷時3個多小時的唇槍舌劍。使筆者震驚的是，他們的確不是日本右翼分子，卻普遍接受了日本右翼分子宣傳的歷史懷疑論點；他們希望發展日中友好，卻在情感上不愿接受過去日本加害中國的歷史；他們聲明要設法解決當前日中兩國“政冷經熱”的現狀，卻把問題癥結統統歸結為所謂的中國人“反日教育”上，等等。針對當今日本社會存在的歷史觀誤區，南京大屠殺成為拷問良知的重要題目。

　　拷問之一：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捏造和虛構的嗎？

　　南京大屠殺遇難者30多萬的數字，既不是中華民國政府，也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來的，更不是中國學者研究出來的，而是戰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南京審判日本戰犯軍事法庭(下稱“南京法庭”)的定論。

　　眾所周知，1946年1月19日，中國、蘇聯、美國、英國、法國、荷蘭、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菲律賓11國在日本東京設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下稱“東京法庭”)，對東條英機等28名甲級戰犯進行正義的審判。東京法庭對南京大屠殺進行了專案審理，確認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是現代戰爭史上破天荒的殘暴記錄，并判處甲級戰犯、南京大屠殺的主犯松井石根絞刑。值得指出的是，在1951年9月8日簽訂的《舊金山和約》第11條中，“日本國接受東京法庭及其他在日本境內和境外之盟國戰罪法庭之判決”，東京法庭及其判決的有效性自不待言，而中國顯然屬于“其它在日本境外之盟國”，南京法庭顯然屬于“盟國戰罪法庭”，日本國已經接受其判決。1952年，日本與“中華民國政府”簽訂了“日華和平條約”，該條約第11條規定：“凡在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因戰爭狀態存在之結果而引起之任何問題，均應依照《舊金山和約》之有關規定予以解決。”當年的南京法庭正是中華民國國防部軍事法庭，因而日本政府業已承認這個判決，南京法庭的判決理應是有效的判決。事隔半個多世紀后，一些別有用心的日本人出爾反爾，對上述兩個法庭當年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正義判決持懷疑態度，甚至妄圖推翻歷史的審判，試問他們眼里有無國際法準則？

　　拷問之二：“百人斬殺人比賽”是日本記者“開玩笑”編發的嗎？

　　1937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侵華日軍第16師團步兵19旅團第9聯隊第3大隊的野田毅、向井敏明兩少尉，在從上海殺向南京的途中展開了殺人競賽。當時《東京日日新聞》(即現在的《每日新聞》)，曾經連續4次以大標題刊登該報隨軍記者淺海、光本、安田、鈴木等4人，先后于11月30日，12月4日、6日、12日，從常州、丹陽、句容、南京發給東京的4篇關于兩少尉“殺人競賽”的實況報道，詳細記載了這兩名日軍少尉如何在無錫的橫林鎮、常州車站、丹陽北面的奔牛鎮、呂城鎮和陵口鎮、句容縣城、南京紫金山等地“刀劈百人”的經過，不僅時間、地點明確，殺人過程及其數字清楚，而且圖文并茂，消息來源確實可靠。2003年8月，筆者去大阪國立圖書館查閱資料時發現，不僅《東京日日新聞》，當時的《大阪日日新聞》、《大阪朝日新聞》等許多報紙，也都轉發了兩少尉“百人斬”的消息。此報道曾風靡日本島，兩少尉成為當時日本家喻戶曉的新聞人物。

　　南京法庭于1947年12月4日起訴向井、野田兩戰犯，并于同年12月28日做出判決：“被告向井敏明、野田毅系南京大屠殺之共犯，實屬毫無疑義……按被告等連續屠殺俘虜及非戰斗人員，系違反海牙陸戰規則，及戰時俘虜待遇公約，應構成戰爭罪，及違反人道罪。其以屠戮平民，以為武功，并以殺人作競賽娛樂，可謂窮兇極惡，蠻悍無與倫比，實為人類蟊賊、文明公敵，非予盡法嚴懲，將何以肅紀綱而維正義。”翌年1月28日，向井、野田和另一戰犯田中軍吉被押往中華門外雨花臺刑場執行槍決。

　　但是，2003年4月28日，南京大屠殺“百人斬”戰犯向井敏明、野田毅的遺屬向井千惠子等3人，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控告《朝日新聞》、《每日新聞》和“柏書房”出版社、本多勝一的相關報道和著作違背事實，因而侵犯了當事人及其家屬、遺屬的名譽權，要求謝罪和停止侵權行為并支付賠償1200萬日元，公然為戰犯翻案。原告方提出用一把日本軍刀砍一個人或幾個人就會卷刃，從刀的物理性能上看，不可能連續砍100多人。這是日本右翼攻擊南京大屠殺的“老問題”了。首先，“百人斬”發生在十幾天時間內的多次砍殺，不是同一時段內連續砍殺，今天砍三五個，明天再砍十幾個，完全是可以的。其次，在4篇報道中特地說明“百人斬”所用軍刀，一把是16世紀初名匠鍛制的名叫“關孫六”的日本刀，另一把“也是祖先傳下來的寶刀”，可見不是一般的普通軍刀。問題的實質并不在于用一把刀還是幾把刀，或刀槍并用，殺死了100多位中國人，而是參與侵略戰爭、屠殺俘虜與平民本身是違反國際法，構成了戰爭犯罪。

　　原告方舉證“百人斬”是虛構的，是根據戰地上“開玩笑”編發的，甚至是為了給向井、野田“找對象”而捏造的等等，簡直是一派胡言。且不說“百人斬”報道不是一篇、兩篇，而是連續4篇；報道的時間、地點又不是在一時一地，在日本嚴格的戰時新聞檢查制度下，特別是涉及前線戰況的報道，絕非幾個戰地記者以及報社能隨便決定的。本館收藏了許多南京大屠殺照片，其中就有蓋著日本軍部新聞審查“不許可”的印記。可見當時日本對來自前線的新聞審查是極為嚴格的。

　　醉翁之意不在酒。一些日本人別有用心地提出所謂“百人斬”軍刀的物理性能，指責日本戰地記者捏造“新聞”，實質上，不過是以此為突破口，妄圖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事實。

　　拷問之三：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證言是“虛假的證言”嗎？

　　歷史上曾經對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進行過4次大規模調查，留下了一批珍貴的歷史資料。1946年，原南京參議會為東京法庭對日本戰犯的訴訟，調查了伍長德、尚德義、李秀英等1000多位幸存者。1984年，南京市對10個城郊區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進行了普查，發現有1756位仍健在。1997年夏，南京有關方面發動萬余名中日兩國學生，舉行“留下歷史的見證———尋訪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夏令營活動，再次對南京15個區縣70歲以上老人進行普查，又發現1213位幸存者。

　　幸存者的血淚控訴是第一手歷史資料。每一位幸存者，都是南京大屠殺歷史的活證據。對幸存者們，日本右翼學者也不放過。1998年，日本自由歷史觀學會成員松村俊夫出版了《南京虐殺的大疑問》一書，打著“學術研究”、“檢證歷史”的幌子，污蔑幸存者李秀英是“假證人”，企圖以此為突破口，全盤否定南京大屠殺。1999年10月16日，李秀英憤然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狀告松村俊夫，要求松村俊夫等公開登報道歉，并賠償名譽損害費，經過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東京高等法院、日本最高法院的審理，李秀英均獲得勝訴。1998年，松村俊夫和日本亞細亞大學教授東中野修，著書誣陷另一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夏淑琴是“假證人”。夏淑琴對此很憤怒，2004年，她向南京玄武區人民法院提交訴狀，狀告松村俊夫和東中野修損害名譽。

　　一些煞費苦心的日本人將否定歷史的矛頭對準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他們不對過去的加害歷史進行反思和反省，反而動輒指責和誣陷受害者，試問他們的良知何在？(來源：人民日報 作者：朱成山--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