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圍，環繞著3798個貧困村、32個貧困縣，272.6萬貧困人口。8月17日，亞洲開發銀行公布的《河北省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報告首次提出：“環京津地區目前存在大規模的貧困帶。”該報告認為，這會對京津冀地區的現代化和生態安全造成一系列負面影響。

　　為消除環京津貧困帶問題，報告首次提出“建立京津冀北生態經濟特殊示范區”的措施。國家發改委有關人士表示，京津冀規劃已納入“十一五”期間加緊推進的區域規劃之列。

　　興隆村是個“隨風飄移”的村莊。“風沙一過來，整個村子就被掩埋了。基本上每過七八年，這個村就得搬一次家。”河北省科學院研究員宋樹恩說。

　　興隆村隸屬河北省張家口市康保縣，距離北京256公里，地理位置正處西北部風沙進入北京的第一道風口上。從10年前關注冀北貧困問題開始，宋樹恩不定期來該村考察。

　　“我見到一個4口之家，房子是土泥房子，屋頂用柳條糊住。家具是一個水泥柜、一口鍋、幾個碗，另外還有幾只羊。家中全部資產不值1000元。”

　　每次從北京驅車行至興隆村，強烈的貧富差距令宋樹恩震撼。“那不是一個時代的差距，而是三十年、五十年的差距。每次去，都像回到了解放前。”

　　類似興隆這樣的貧困村，在河北省與京津接壤的6個設區市中，有3798個，貧困縣則有32個，占該地區縣(區)總數的44%.8月17日，亞洲開發銀行公布的《河北省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報告提出：“環京津地區目前存在大規模的貧困帶。”按照執筆人的說法，這是國內第一次提出“環京津貧困帶”的概念。

　　“環京津貧困帶的提法的確很猛”，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汪文祥說，此前，京津冀地區能否協調發展一直廣受關注，這一提法契合了國家“十一五”計劃中關于區域規劃發展的思路。

　　京畿之困震驚亞行官員

　　興隆村是河北省最北部的村莊。村民有諺云，“興隆不興隆，風沙半腿深；白天起風點油燈，黑夜起風沙埋人。”

　　興隆村所屬的康保縣是國家級扶貧重點縣，“天干、地旱、水少、風大”，生態環境十分脆弱。2000年以前，全縣沙化土地和潛在沙化土地面積達419萬畝，占全縣總面積的83%.惡劣的生態環境制約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全縣年均財政收入不足2000萬元。

　　《河北省經濟發展戰略研究》稱，根據中國的貧困標準，河北省與京津接壤的6個設區市中，32個貧困縣的面積達8.3萬平方公里，占該地區總面積的63.3%；其中，貧困人口達到272.6萬。

　　“像河北省這樣在距離首都不到100公里的區域內還存在著大面積貧困化地區的現象在世界上也是極為少見的。”“消除環京津貧困帶促進京津冀區域協調發展”報告(以下簡稱“環京津貧困帶”報告)專項課題組負責人之一、河北省發改委宏觀經濟所所長李嵐告訴記者。

　　2002年，冀北貧困問題引起了亞洲開發銀行專家組人士的注意。

　　當年7、8月份，河北省副省長郭庚茂在一次與亞行官員會面時，談起冀北地區貧困問題。當時，郭庚茂認為，河北實施的“兩環開放帶動戰略”(環京津、環渤海戰略)效果不明顯，與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差距較大，希望亞行專家幫忙診斷“病情”，協助河北搞一些戰略研究。

　　“后來，亞行的人來張家口考察，一看，非常驚訝，離首都北京這么近的距離，居然還有這么窮的地方！他們投入60萬美元，成立課題組，從‘貧困’問題出發對河北經濟進行整體調研。”李嵐說。

　　據課題組另一負責人宋樹恩回憶，2002年10月，河北省成立亞行項目辦公室，由常務副省長郭庚茂掛帥領導項目進程，河北省財政廳副廳長陳金城任項目辦主任。

　　2003年3月，亞行項目辦公室經國內國外雙項公開招標，選定加拿大科瑞澳公司、上海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兩家公司作為專家咨詢團隊，分別牽頭組織國內、國外專家研究河北省經濟戰略發展課題。

　　2003年6月，上海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上海市社科院會同河北省財政廳、河北省發改委、河北省社科院及河北省科學院等部門對《河北省經濟發展戰略研究》課題國內部分9大專題進行分工并正式投入調研。

　　專項調研的第一部分“環京津貧困帶”課題落在李嵐、宋樹恩頭上，兩人憑借對河北貧困問題多年的關注，迅速組成一個5人課題組，展開深入調研。

　　“接到這個課題后，我的腦子里一下子蹦出‘環京津貧困帶’這個概念”。67歲的宋樹恩曾在國家環保部門從事過30多年的環保經濟工作，對冀北貧困區問題也有過10余年的跟蹤研究。這個概念得到了整個亞行項目組人士的贊賞。

　　2004年年末，整個報告完成，亞行駐北京代表處副代表湯敏非常驚喜。“他跟我說，‘環京津貧困帶’、‘生態經濟特別示范區’是整個報告中的亮點！非常好！”李嵐回憶。

　　2004年11月，湯敏以亞行的名義在北京召開專家論證會，對“生態經濟特別示范區”議題進行可行性論證，得到了與會的國家及北京相關部門官員、學者的首肯。

　　3798個貧困村包圍京津

　　“調研之初，為了突出重點，解決突出矛盾和問題，我們有代表性地選擇了24個縣(區)作為研究對象。”李嵐說。

　　2003年9月，課題組完成環京津24縣及其相鄰和類似地區的實地考察和研究，進入撰寫報告階段。眾多數據、資料綜合在一起，課題組發現，“環京津貧困帶”在貧困程度上與京津地區拉開很大差距，已成為我國東部沿海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環京津貧困帶甚至與西部地區最貧困的‘三西地區’(定西、隴西、西海固)處于同一發展水平。有些指標甚至比‘三西’地區還要低！”李嵐說。

　　“環京津貧困帶”報告顯示，改革開放初期，環京津地區與京津二市的遠郊縣基本處于同等發展水平，但20多年后的今天，二者之間形成了巨大的經濟落差。2001年，環京津貧困帶24縣的農民人均純收入、人均GDP、縣均地方財政收入僅分別為京津遠郊區縣的1/3、1/4和1/10.其次，從反映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和實力的兩項指標：農民人均純收入和人均地方財政收入看，環京津貧困帶24縣與“三西”地區5個縣相比，基本處于同一發展水平。

　　另外，從反映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貧困人口發生率看，2001年，我國東部沿海的北京、天津、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等省市的貧困人口發生率均小于1%，遼寧省也只有2%，河北省則接近5%，而河北省的貧困人口中超過一半分布在環京津地區，三分之一分布在環京津24縣。

　　“目前，環京津貧困帶不僅威脅京津冀地區的生態安全，更重要的是，對北京作為國際大都市的形象造成損害。”宋樹恩說。

　　宋認為，北京正在全力籌辦2008年奧運會，并提出科技奧運、綠色奧運和文化奧運的辦奧運宗旨。但北京本身存在空間上的局限性，無法實現綠色奧運和人文奧運的辦奧運目標，它必須依賴于周邊生態環境的改善，而環京津貧困帶的持續貧困，直接影響首都辦奧運目標的實現。

　　更值得注意的是，首都周邊地區大量貧困人口的存在，將使部分低素質勞動力涌入城市，形成城市貧困階層和貧困住區，不僅直接影響國際城市形象，也對社會安全造成不穩定因素。

　　“現在來看，消除貧困、加速生態經濟發展有很多機遇。但由于主客觀原因，大規模貧困帶的存在，仍使該地區走出經濟低谷的任務面臨很多挑戰。”李嵐說。

　　“環京津貧困帶”報告稱，由于環京津地區緊鄰京津，區位特殊，是全國生態安全保證程度最低、特大城市周邊貧困程度最嚴重的地區，同時也是省貧困和生態問題造成的政治影響最大最敏感的地區，其貧困和生態問題的雙重存在事關整個區域現代化和生態安全全局，具有重大的經濟和政治影響。

　　國家要生態地方要財政農民要吃飯

　　“‘國家要生態、地方要財政、農民要吃飯’這三方面的關系沒有處理好，導致該地區持續貧困。”宋樹恩認為，這也導致了國家很多生態工程投入大、成效低，未能取得實效。

　　“環京津貧困帶”報告認為，環京津貧困帶形成的原因有歷史因素、現實因素、自然因素，也有人為因素。

　　環京津貧困帶的生態環境十分脆弱，是極易遭受人為破壞并且難以得到恢復的地區。從歷史上看，從明朝以來的大規模毀林建城等多次重大決策失誤，導致了這一地區人口過密、草畜失衡和林糧矛盾突出。

　　環京津貧困帶地處京津冀眾多城市的上風上水位置，是京津冀平原地區的生態屏障、城市供水水源地、風沙源重點治理區。為保護首都及其他城市的水源和防止風沙危害，國家和地方政府不斷加大對這一地區資源開發和工農業生產的限制，不斷提高水源保護標準。

　　另一方面，環京津貧困帶又有著敏感的區位條件。作為京津的水源地，為給京津提供充足、清潔的水資源，這一地區大規模壓縮工農業用水，關停眾多效益可觀而耗水嚴重和排污標準低的企業。

　　“那么窮的地方，上一個項目，就有利稅，光就業也能帶動一大批人，但是它們不能上。”河北省財政廳一位人士說。

　　報告顯示，在承德潮白河流域，迄今為止，先后禁止的工業項目達800多項，造成每年損失利稅10多億；張家口赤城縣從1996年至2002年間，因未上馬的項目損失利稅10億元。

　　同時，作為京津的風沙源治理區，為保護京津大氣環境而實施的封山育林、退耕還林還草工程也使得環京津貧困帶的農業和畜牧業蒙受了巨大的損失。

　　報告顯示，近年來實施的“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要求區域內大范圍的封山育林，客觀上造成了區域畜牧業生產成本的提高，影響了農民發展畜牧業的積極性，使得當地農民原來賴以增收的畜牧業嚴重滑坡。

　　“環京津貧困帶的根源不在貧困本身，而是決策、管理、政策上如何協調一致的問題。”李嵐說。她認為，在導致貧困帶形成的眾多原因中，決策管理者各執一方，政策單一、不協調是導致貧困帶形成的決定性因素。

　　“眾多政策措施作用互相抵消，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宋樹恩說。

　　報告認為，環京津貧困帶是全國省級行政區劃切割最嚴重，也是體制性障礙最突出的地區。

　　該區域隸屬河北、北京和天津3個省級行政區、11個地級行政區和24個縣(區)級行政區。北京作為首都，在全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具有特殊地位，與河北和天津相比有較大差異。

　　“退耕還林、還草，禁止放牧、必須圈養。這些政策很好，但是過于單一，并且沒有配套政策，導致很多政策流于形式，達不到應有的效果。”李嵐說。

　　禁止放牧后，靠畜牧為生的多數農民將山羊圈養起來，但是，越養發現山羊越瘦。后來，人們才知道，山羊是不能圈養的，只能放養。

　　“也就是說，當你執行一項政策時，必須給百姓一個出口去疏導，而不是一味地去限制。”宋樹恩認為，關鍵要各區域、各部門形成合力，從整體上拿出一套政策，從經濟、生態角度統一考慮、統一執行。

　　“京津冀北生態經濟特殊示范區”

　　貧困帶問題正引起京津冀地區高層的關注。

　　“冀北地區生態安全關乎京津安全，現在京津一些領導都意識到這個問題。

　　很多官員也知道，發展周邊就是發展自己的道理。“李嵐說。

　　她告訴記者，8月11日，在張家口召開的“河北省‘一線兩廂’戰略暨‘北廂’發展研討會”上，北京市市長王岐山與會并捐贈500萬元。

　　“這是個很好的信號，聯合治理，協調用力，是解決貧困帶問題的根本之道。”

　　在報告中，課題組為消除環京津貧困帶問題，首次提出“建立京津冀北生態經濟特殊示范區”的措施。

　　據悉，課題組成員曾參考國際國內同等情況區域的處理方式來解決區域性貧困與生態交織問題。報告顯示，美國的田納西流域和阿巴拉契亞地區，意大利的南方地區和西西里島，日本的北海道地區，都曾經是該國貧困人口集中和生態環境破壞比較嚴重的地區，這些國家通過采取綜合性和區域性戰略舉措，不僅消除了貧困，縮小了與發達地區的差距，而且，改變了區域生態環境，走上了良性循環的道路。

　　在國內，改革開放以來，廣東、浙江、福建、山東、上海等東部沿海省區，創造性地制定并組織實施特殊的區域政策，使部分沿海欠發達地區迅速發展成為經濟發達地區，為消除貧困提供了許多有參考價值的經驗。

　　在此基礎上，課題組提出，在京津冀北地區率先建立起具有國家試點和示范意義的生態經濟特殊示范區。

　　特殊示范區的范圍包括北京、天津和河北省北部全部生態敏感區(具體范圍見右圖)。總土地面積99798.9平方公里，2001年區內總人口1268.47萬人。

　　同時，報告對生態經濟特殊示范區具體的產業發展提出框架設計。比如，對該區域工業發展，提出了具體分階段的措施，“分期分批明確每個時段重點支持鼓勵、改造提升、限制發展、逐步淘汰的產業。”

　　“這和以前政策執行過程中一味限制，或一味提倡的做法形成了對比。現在的政策給百姓留下了一定空間，限制一部分產業的同時，鼓勵另外一部分，真正做到生態和經濟協調發展。”宋樹恩說。

　　據宋樹恩透露，8月初，國家發改委在長沙召開京津冀區域規劃啟動調研會，當時，郭庚茂省長在講話中特別提到‘生態經濟特別示范區’方案。

　　“這不是河北一個省可以完成的工作，”宋樹恩說，“希望國家能夠批準該方案，那樣，我們也可以進一步深入研究，進入具體操作層面。”

　　“環京津貧困帶的提出，就是希望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提出生態經濟特區，也是希望與北京城市規劃中‘兩帶’發展融合起來。”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汪文祥說。

　　2004年3月，《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修編工作提出“兩軸、兩帶、多中心”的空間布局調整思路，其中“兩帶”即強化“東部發展帶”，制定順義、通州、亦莊等重點新城規劃，疏導首都經濟的產業發展方向；整合“西部生態帶”，確定昌平、沙河、長辛店、良鄉、黃村等新城的定位與發展策略，創建宜居城市的生態屏障。

　　汪文祥表示，國家發改委地區司已經將京津冀規劃納入“十一五”期間加緊推進的區域規劃之列。

　　(來源：新京報；范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