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石家莊的平安公園，每天有很多人在此樂而忘返，然而很少有人知道，60年前，這里曾是日軍建立的中國軍民的煉獄之地———“南兵營”；日軍在濟南的集中營“新華院”，如今也成了濟南幼兒師范學校校址。與這兩個集中營一樣，北平的“西苑盨生隊”等數以十計的日軍殺人魔窟，現在都難復史跡。

　　每一年的春天，世界各地都會念起波蘭的小鎮奧斯威辛，并視其為人類苦難的象征，但是卻沒有人注意到我們的先輩也曾在暗無天日的集中營中遭受屈辱、迫害和死亡，甚至他們曾經流血的土地就在我們腳下。

　　一位集中營幸存者、198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威塞爾說過：“忘記大屠殺，就是第二次屠殺。”二戰期間，日軍在中國建立的集中營遍布全國各地，初步調查，已有20多個集中營的舊有輪廓顯露出來。今天，通過幸存者的口，我們終于能夠看到那遠去史跡的輪廓以及那不該忘卻的苦痛和罪惡。

　　有的人越睡越涼，用手一推，已經死了

　　88歲的張永順永遠也忘不了他在洛陽西貢集中營的日子。1944年4月，日軍攻陷洛陽，俘虜國民黨軍萬余人，張永順亦在其中。為了便于管理和就地利用，日軍在洛陽舊城西關外改建西貢軍營而成集中營。地獄的大門從此向張永順們打開。“日本人每頓飯就給我們發一把谷子，或者一把黑豆，一把玉米粒，有一次我數了一下發了27顆玉米粒。”張永順回憶說。同樣是27顆玉米粒，卻是唐金安3天的食糧。在押送途中，日本人一周只給一把高粱，一滴水不給喝，很多人干渴倒地，河南人白祺華是靠舔牙膏活下來的。

　　吃不飽，沒水喝，這是日軍集中營中最普遍的事兒，尤以西貢集中營為甚。日軍原一一零師團一六三聯隊長、戰犯上坂勝曾到過西貢集中營兩次。他在認罪交待中提到：“我看見俘虜因收容所的給養極為粗劣，大部分都很瘦，衣服寢具的供給又不夠充分，幾乎全部穿著原有的衣服……在收容所南側田里的干井中有五六具尸體。這些尸體瘦得皮包骨頭。顯然，他們不是因營養失調致死，就是被餓死。”

　　到了秋冬，戰俘要忍受的還有寒冷。因為集中營里發的牢服根本難以遮體，再加上營房四處透風，很多人扛不住就活活被凍死。一個名叫趙天的戰俘在去廁所的路上撿了一個裝石灰的草袋，晚上睡覺就鉆在里面擋風寒。不巧來了一個日本兵查房，用刺刀挑開草袋不讓他睡，隨后把他拉到井口，提起兩腳就向井里拋。有些戰俘為了御寒常常兩三個搭伴兒擠在一塊兒睡。睡覺時人都好好的，可是有的人越睡越涼，用手一推，已經死了。

　　僅就吃住而言，其他集中營的情況甚至更差。河北人康慶和原是山海關“鐵矛隊”警衛班班長，因為叛徒出賣而被押入塘沽集中營。日軍按地區將他和其他71人編成一個中隊。晚上怕他們逃跑，“鬼子就讓我們脫光衣服睡覺”。由于地方小人多，“鬼子強迫4～5人壓摞睡覺，誰不躺下就挨打。下邊的人壓得難受還不準出聲，誰出聲立即被拉出來用棒子打死。體質不好的在下邊被壓死，在上邊的被凍死。”

　　康慶和們吃的是鹽堿地長的草籽和橡子面烙的餅子。沒有水喝就得喝尿。“喝尿，讓日本人看見了也得挨打。”冬天房檐上有冰溜子，用石頭鑿下來用手擦兩下就吃。“冰溜子哪來的？我們睡的是冷凍倉庫，一兩千人往上哈氣，上面是鐵板，熱氣到鐵板上就變成冰溜子了。”

　　老鼠吃紅了眼，有身體不靈便的病人被活活咬死

　　在各個集中營大都流傳著“只要進病棟，就難逃活命”的說法。抗戰時期任河北省廣宗縣四區區長的姜化民被捕后關在“南兵營”。他回憶道，“南兵營”內設有3個病棟，一病棟是外科，二病棟是內科，三病棟是把病人放進去等死。“狹小的病棟經常擁擠著三四百人，室內臭氣撲鼻，而且并不醫治，也無藥品，有的只是醫生的棍棒。”戰俘們都把病棟稱為“閻王殿”，有進無出。

　　1946年3月至4月，勞工協會職員到青島日軍第二勞工訓練所去幫忙并留存了一份日報，從中不難看到戰俘勞工患病后的遭遇：“因飲食不足，每日只二餐，早晨每人小米粥二碗，午飯及晚飯(合為一餐)四人分棒面窩頭一個……且無飲料(水)，致彼等因饑渴成疾者較近日為多……勞工患病者太多，皆因睡洋灰地所致，請小野先生買稻草鋪地，不允……小野先生數次叫廚房熬面粥要薄些……查各病舍空氣污濁……”

　　雖然集中營分散各地，但是進入病棟的結果卻是一樣的，那就是死亡。盡管“南兵營”的膠皮運尸車從早忙到晚，但仍有很多尸體來不及運出，而成為老鼠的食物。不管白天黑夜，身長約20公分長的老鼠在病棟里竄來竄去，撕咬死人的耳朵、臉、腳趾等。慢慢地膽子吃大了，它們就紅著眼睛咬那些還活著的病人，有身體不靈便的竟被活活咬死。

　　戰俘死后就被拖到外面埋掉。“南兵營”里干這活的是休門鎮的拉尸隊。拉尸隊最忙碌的時候一個晚上要拉290多人，平板車拉不過來，就用汽車。有一些病人被赤身拋進拉尸車上時，還在不斷地呻吟喊叫：“我還沒有死……”。

　　由于砍得又快又兇，人頭上的眼睛還在眨動，嘴巴一合一張

　　河南南召人景云祥當年在國民黨湯恩伯屬下當兵，“河南戰役”被俘后被押送到濟南“新華院”集中營。回憶起當年的慘景，他至今仍感到毛骨悚然：一天傍晚，3個喝了酒的日本鬼子嘻嘻哈哈地來到我們住處，拉出了原在我們營部當勤務兵的一個小鬼，叫他成“大”字形站著，兩個鬼子一個人拉直他的一只手，另一個鬼子站在他的背后，先用東洋刀比劃了一下，接著只見他嘴一咧，舉刀嗨嗨地吼叫了3聲，那個勤務兵的兩只胳膊就被砍落在地，第三刀是從天門頂上劈下去的，一直劈到了腰部。那兩個鬼子見此拍手哈哈大笑起來，又是搖頭又是擺手，看樣子是說這個鬼子不行，最后一刀沒有把人劈成兩半。還有一次，我們同組有個從軍校來的學生兵，在刨枕木時將一塊石塊砸得飛起來，不巧將一個監工的鬼子軍官的眼鏡打碎了。只見這個鬼子猙獰著臉走過來，刷地拔出東洋刀，寒光一閃，那個學生兵的頭就滾落到我腳下。由于砍得又快又兇，我看到人頭上的眼睛還在眨動，嘴巴一合一張。

　　河北康各莊農民安老北的莊稼地緊挨著保定集中營，他在地里勞動經常看見日本兵殺害戰俘勞工。1942年春天，他正在鋤地，看見4個日本兵押著一個穿黃綠色軍服的八路軍戰俘，從集中營南邊小門內走出來。走到附近的土崗子上，日本兵用槍逼著這個戰俘在土崗子上挖坑，挖了一會兒，就推在坑里試一試，上來又強迫挖，不一會兒，那4個日本兵惡狠狠地喊著呀呀的口號，向這個戰俘亂刺，刺死后，就埋在剛挖的那個坑里。

　　在北平集中營，一位中國老人，不知什么原因被日本兵打得死去活來，最后又被扒光衣裳，捆綁著塞進一個釘滿鐵釘的破木桶中，木桶里全是長長的釘子尖兒，日本兵還用釘子把木桶釘上蓋兒，然后把木桶放倒，幾個日本兵輪流用腳踹，隨著木桶在地上來回滾動，桶中傳出老人聲嘶力竭的慘叫聲。

　　屯住濟南的日軍防疫給水部是和731部隊一樣的細菌部隊，組建于1938年，主要任務是研究和培植傷寒、霍亂、赤痢病菌等。在濟南“新華院”，該部隊常常以為戰俘治病為名，將細菌、病毒注入其肌體，檢驗病菌效力，并進行活體解剖。

　　據濟南防疫給水部軍醫竹內豐供述，1943年8月，他們為試驗傷寒病菌，從“新華院”要來11名中國戰俘進行人體試驗：“給他們注射我們培養的傷寒菌，或將細菌投在食物里讓他們吃下。不久，癥狀便出現了，持續高燒、呻吟、苦悶，甚至說胡話……首先將一個人抬進解剖室，瀕臨死亡的俘虜發現解剖臺旁已經準備好解剖所必需的大小手術刀及其他各種器械，立即在極端痛苦之中發出哀鳴：“軍醫啊！軍醫啊！”我便拿起手術刀……打開了腹腔……我從擴開的腹腔里，將內臟拿出，放在一個搪瓷面盆里，然后，同木村軍醫一同開始檢查病變……我把被細菌侵蝕變化明顯的部分腸管切斷，又將脾臟摘出，裝入標本瓶，以便制作切片標本……當我們的一切目的都達到以后，向他的肘部靜脈注射了兩毫升嗎啡，他的心臟終于停止了跳動。”

　　南兵營爆發5次大暴動，第一次逃走30余人，其余4次被殘酷鎮壓

　　集中營內死尸遍地，卻嚇不住有勇氣生存的人們，反抗的星星之火燃燒在每一個角落。

　　在南兵營，戰俘勞工通過把反動口號變成革命口號、磨洋工、有意識地破壞等方式和敵人斗爭，并不時發生有組織、有計劃地逃跑和暴動。1943年以前，“南兵營”曾發生過數次逃跑事件，多是在外出做工或者外送途中，每次幾人、十幾人、幾十人不等。1944年春，因日軍第一一零師團調洛陽作戰，集中營管理放松，接連發生了5次有組織的暴動。

　　第一次暴動是1944年2月，冀南滏西大隊的40多人，送進集中營后被關在一起。他們看到集中營環境惡劣，心想與其被敵人折磨死，不如暴動越獄與敵人一拼。張喜來等人找到一根五六尺長的木杠子，每人又從屋里地上揭下4塊磚頭作武器，趁半夜天黑，警戒麻痹，砸倒門口的日軍警衛沖出。等敵人開槍還擊時，他們已沖出二三十人。此次暴動，逃走30余人，有11人被敵人殺害，敵人還把一名暴動者的人頭割下來，掛在電桿上示眾。

　　此次暴動大大鼓舞了戰俘勞工們的斗志，但也引起了日本看守軍的注意。日軍又在集中營內東西院之間挖了一條深溝，并架設了鐵絲網。結果這之后的4次暴動都遭到沉重打擊，不少暴動骨干被用各種殘忍手段殺死。

　　“六月特支”與地下工作小組

　　在南兵營內，被俘黨員的斗爭活動始終沒有停止，有組織的支部活動開始于1942年夏天。當時，有兩支共產黨的力量比較活躍，一支是以中共冀南五地委書記王泊生為首的地方干部，一支是以谷自珍為首的抗大二分校直屬的抗三團的軍隊干部。

　　王泊生被捕后，在老部下的掩護下，很快與徐學俊(王一夫)、史寒光(史子榮)等人取得聯系。當時徐、史二人已擔任了集中營干部班的正、副總班長，利用這個便利條件，又聯洛了幾個被俘的管理干部成立了“黨的同情小組”。與此同時，抗三團組織股副股長谷自珍(化名劉旺)被捕入營后，考查聯系了一批抗三團的黨員，成立了一個秘密支部，取名“六一小組”。后來，兩股力量合成一股，統稱“六月特支”。

　　此時戰俘管理干部除個別科室，多數都在“特支”的掌握下，斗爭也從自發變為自覺，由個別現象成為普遍現象。外出勞動不是“磨洋工”就是“小破壞”。地基挖了又填，填了再挖；成堆的新磚新瓦，轉眼間碎了一地……勞動休息時，還同警戒的日本下層士兵談天論地做爭取工作。因為多數日本兵不懂中國話，勞動休息時，日本兵讓戰俘們唱中國歌時，“特支”的黨員們就組織難友們給日本兵唱《犧牲已到最后關頭》、《救亡進行曲》等革命歌曲。一些受到影響的日本士兵值勤時，只要當官的不在，就比較隨便；當官的來了，他們打個招呼，戰俘勞工就干一會兒。一些非黨群眾都感覺到“南兵營”的氣氛“不同一般”。

　　除“六月特支”之外，張子元領導的地下工作小組也在秘密開展活動。1943年，他主動向黨組織請纓到石家莊做情報工作，在華北勞工協會任職，并兼石門勞工訓練所副所長。

　　張子元利用自己的便利身份，努力改善集中營生活條件，并借助各種機會保護同志營救干部。當時，日偽機關經常要到集中營挑選人員充當漢奸和雜役，張子元就趁機把我方被俘的黨政干部送出去，為他們返回根據地創造條件。他曾借口為日偽邯鄲大眾公司要人搞經濟，分兩批把我冀中、冀南一批干部20多人送出集中營。借日軍第一一零師團在洛陽作戰，要調兩批人隨軍服務，趁機送出共產黨干部兩批80多人。1944年，日軍華北特別警備隊駐石甲字一四一七部隊，仿效我軍敵后武工隊的形式，在石家莊市郊成立特務組織興亞工作隊(又稱特別挺進隊)，專門針對晉察冀根據地開展工作。張子元小組便趁機選了些立場堅定的戰俘干部帶隊，分3批送去90人。后來，特別挺進隊的被俘黨員同我黨打入的地下黨員密切配合，利用這個組織，打擊漢奸特務，向根據地傳送情報，最后組織特別挺進隊起義，拉回了太行根據地。

　　集中營里的“國共合作”

　　1943年11月，清河軍區共產黨員夏方明在反“掃蕩”中不幸被俘，關押在濟南“新華院”。一進去他就想發動難友暴動，但是勢單力薄終難成事。慢慢他發現，國民黨第十五旅特務營因為不滿官長投日被全部關押在集中營內。這些人眼看求生無望，多有越獄逃生的念頭。于是，夏方明就千方百計接觸他們，串聯了張德才等20多人，商定了暴動計劃和行動暗號。但因有人告密，致使暴動失敗。

　　在北平集中營，“國共合作”則結出了果實。1942年8月，一支由在中條山戰役中被俘的國民黨官兵組成的戰俘勞工隊被關押到北平集中營，和他們關在一起的是200多名八路軍戰俘。相同的命運和血脈很快讓兩支隊伍走到一起。八路軍戰俘與他們秘密商定組織暴動以求生路。因走漏風聲，未能如愿。兩天后，日軍又送這批國民黨戰俘去天津做工。臨行前，八路軍戰俘還提醒他們：要尋找機會打死押車的鬼子，跳車逃跑。在八路軍戰俘反抗斗爭精神的啟發下，他們下定了逃跑的決心。當時押車的敵人只有10人，而他們有90人，都在一個車廂里。經過周密部署，他們出其不意地殺死了9個敵人跳車逃走。后來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投奔了八路軍，到了延安。

　　這樣的事情同樣發生在太原集中營。雖然日軍有意識地采用“以俘治俘”、“以華治華”的策略，區別對待閻錫山晉綏軍、國民黨中央軍和共產黨八路軍俘虜，但是共產黨人劉侵霄和李滋組建的秘密支部還是很注意團結國民黨普通士兵，并在其連排干部中培養了一批窮苦人出身的骨干，啟發他們利用各種機會組織暴動嘩變，投奔八路軍。一次，日軍押送1500名戰俘勞工到唐山。途中在一個車站，先由幾個人嚷著要解手，日軍只好解開捆在戰俘勞工胳膊上的繩索，一聲哨起，1000多人朝四面八方跑開，日軍只抓回200多人。他們中的不少人跑到了抗日根據地。(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何天義、董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