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現代化所到之處，傳統文化必有消弭——這在全球范圍都是如此，即使是在海拔4000米的西藏。

　　今天的西藏人，開始用洗衣機和攪拌機來打酥油茶；開始用汽車來實現牧場搬遷；拉薩的年輕人更多穿的是牛仔褲而不是藏袍，哈日哈韓泡酒吧唱卡拉OK，看上去他們和全國所有大城市人沒什么區別……

　　但也有人類學家根據調查結果提出了“文化復振運動”的概念，意思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一些傳統文化未來不但不會衰落，反而可能有所復興

　　發展經濟，還是保持文化傳統？今天的西藏也面臨這個問題

　　“a——o——e”一個稚嫩的聲音從窗戶里傳出。這面窗戶，在山坡上露出半截，人只有趴下身子，才可以透過繚繞的香火看到里面是一個很大的宮殿的后室。

　　這里是拉薩三大寺院之一的色拉寺。寺廟依山而建，山坡上錯落著大大小小的殿宇。下了山坡，走進幽深的大殿，殿里，三面墻上都是佛像，數不清的酥油燈靜謐地跳躍著。大殿里空落落的，只有一位喇嘛在低聲誦經，不遠處的觀音佛像下，兩個孩子手里托著一本書并排坐著，稍大一點的男孩正在教比他小的男孩子讀拼音。

　　顯然，這是一對兄弟。大一點的孩子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他把記者帶到殿宇的后室，里面盤腿坐著一位年輕的喇嘛，他說“這是我舅舅”。他用鉛筆很工整地寫道：我叫格念旦增，拉薩師范附小三年級三班的學生。

　　說話間，在一邊俯身良久的年輕喇嘛將自己寫的藏語句子交給格念旦增，讓他照著去抄寫。簡短的交流中，格念旦增成了記者和這位喇嘛的翻譯。

　　“學會漢語就相當于搞到了全國糧票”

　　和格念旦增一樣，新一代的西藏孩子，只要讀過書，基本上都會兩種語言：藏語和漢語。

　　就在記者邂逅格念旦增的時候，來自內地12所初中西藏班、11所高中西藏班、兩所中專院校的負責人和學生代表，飛赴拉薩，參加內地西藏班(校)辦學20周年的座談會。

　　官方數據表明，從1985年9月，1300余名西藏小學畢業生進入內地西藏班(校)開始，到2005年8月，內地西藏班累計招收初中生29000余名，中專、中師、高中生21000名；內地高校招收西藏本、專科生6500余名。

　　在西藏，許多人家都以孩子能考取內地的西藏中學為榮。在西藏電視臺工作的多吉家的孩子今年考取了北京的西藏中學，孩子開學前，他連續十多天精心籌備家庭歡暢會——在拉薩，這種歡暢會規模大一點的，在院子里擺七八十桌酒席，親戚朋友聚在一起，吃飯喝酒打麻將。

　　漢式教育在西藏的歷史已經很久遠了，甚至可以追溯到松贊干布迎娶唐朝文成公主的時代。

　　自治區政府前副主席龔達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國民黨執政時期，在西藏的回族人學漢語的特別多，藏族人也有，但不是很多，當時的西藏教育還很落后。1965年自治區政府成立后，藏漢雙語教育全面推行，通常是小學3年級前學藏語，3年級后漢藏語都學。

　　1987年，自治區人大頒布了《西藏自治區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若干規定》，隨后又頒布了這一規定的實施細則，強調重視學習西藏的民族語言文字。

　　到上世紀90年代，這里的人認識到，不學漢語就沒法考內地的大學，也不方便去內地的大城市工作和生活，“學會漢語就相當于搞到了全國糧票”。漢語的學習高潮此時出現了。

　　今年17歲的單增克珠，是堆龍德慶縣郎嘎村人。由于小學階段的學費全免，家里姐弟三人都上了學，都會說漢藏兩種語言。現在他的姐姐是拉薩市的化妝品銷售員，妹妹正在拉薩第二高級中學讀高中。

　　單增克珠從堆龍中學畢業以后，考上了一所拉薩財經學校(中專)，由于無法承受一年3000多元的學費，一年后退學了。盡管如此，在擇業時，他仍有了一定的優勢，今年4月，他家所屬的東嘎鎮鎮政府在搞桑木村民俗旅游項目時，要普通話比較流利的人當導游，他被選中了，每月有450元的工資。

　　當了導游后，第一次接待的游客是20多名湖南客人，單增克珠表現得有些害羞緊張，說完了就覺得有說錯了的感覺。他介紹青稞酒時，把“三口一杯”說成“三杯一口”，把客人嚇壞了。

　　他說，后來在和外界的接觸中，逐漸得到了鍛煉，他模仿客人們說話，也效仿他們穿衣服。現在，做導游時，他的上身穿著藏服，下身穿的卻是牛仔褲。

　　近代藏族人始終有著改良教育的想法。早在1912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就曾派出4名學生去英國接受西方教育，也曾嘗試辦西式學校，但當時那種試驗性的教育并沒有促進西藏社會的整體教育。

　　隨著漢語的推廣，內地和藏區的經濟文化出現了多元化的交流渠道。許多藏族家長說，從內地西藏中學讀書回來后，孩子比周圍的同齡人以及一些大人都顯得“成熟聰明”；而西藏也由此打開了通往內地的大門，并形成一系列的“西藏熱”現象——藏醫熱，藏畫熱等。

　　當人們開始用洗衣機打酥油茶……

　　現代化所到之處，傳統文化必有消弭的狀況，這在全球范圍和中國其他地方都是如此。

　　從姓氏上說，以前，只有占西藏總人口5%的貴族和高僧活佛才有姓氏，95%的普通民眾只有名字沒有姓氏。西藏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長巴桑旺堆說，當時姓氏是一種特權，一些姓氏是莊園的名稱，沒有莊園的大多數，當然也就沒有姓氏權。

　　后來的問題是，由于很多人沒有姓氏，加之藏人喜歡用一些吉祥的符號來命名，重名很多，所以很多藏族人開始尋找姓氏，用來顯示自己和別人不同，有的人把出生地當作姓，有的人把父輩名字的縮寫當作姓。

　　從沒有姓氏的大多數，到個性化的新姓氏的增多，折射出西藏新一代人與上輩人不同的身份變化。而姓氏只是這種變化中的一個符號，西藏年輕人就是在這樣的變化中，完成著當代人個性氣質的形成。

　　《西藏地方志·民俗志》主編張宗顯說，民俗不像別的東西，它是一個日積月累的過程，因而通常它的變遷也很慢，但西藏的一些民俗比以往時期要變化得快。

　　喝酥油茶是西藏社會千百年來的習慣，制作酥油茶的工具一直沿用一個長型的圓筒，在最近的短短幾年時間里，這個圓筒卻基本變成了展覽品。

　　起初寺院里每天早上打酥油茶時，因為僧人眾多，感覺頗費時力，于是有人洗衣服時靈機一動，把酥油放在洗衣機里攪拌，所以，洗衣機成了寺院里打酥油茶的工具。這種做法又傳到世俗人家，每當家里婚喪嫁娶要請很多人吃飯時，就用洗衣機打酥油茶。

　　后來，內地傳來的攪拌機出現了，人們打酥油茶時便用攪拌機替代了洗衣機。

　　酥油茶筒僅僅是藏民日常生活的一個工具，隨著諸如此類的大小工具的消失，附著在它們上面的文明也隨之在消逝。

　　去年和今年，張宗顯在牧區和農區分別選了一個點進行觀察。

　　按傳統，牧民每年要在春夏時節把牛從南邊趕到北邊，一般會到海拔高度和雪線交界地方的草場，放牧兩個月，直到秋天才返回來，其目的，一是“逐水草而居”，二是把冬天居住地方的草場留下來備初春之用——每到春天，母牛要生產小牛，體弱，加之氣溫寒冷，必須有足夠的草場保障。

　　上世紀70年代，政府曾一度提倡讓牧民蓋房子定居，不希望牧民游牧。就在那些年的冬天發生了很多次雪災，往往是一下大雪，因為沒有草吃，牛羊就死一大批。后來，這種政策隨著人民公社的解體沒起作用。

　　今年，張宗顯在他選的牧區點巴清縣本塔鄉看到的情況是，牧民已經定居了。他們蓋了自己的房子，把糧食和衣服以及佛龕都放進房子里，此時，他們會聯合幾家人，每家派一個代表，把不用擠奶的牛趕到另外的草場，到秋天才回來。而更多的人則留在家里。

　　張宗顯的女兒在那曲尼瑪縣工作，前不久，她打電話給父親說，“這里政府給牧民補貼5萬元，讓他們搬到馬路邊上的房子里，你要來看的話盡快，再過幾年，游牧民俗就沒有了。”

　　《西藏人文地理》雜志的主編嘉措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三四年前，他去那木措湖地區出差，正好看見那里的牧民準備把牛羊趕到夏季牧場去，成片的牛羊散落在草原上前行，很壯觀，牧人走得非常慢，大約3天才走10公里。去年同一時節，他和朋友再次去那木措湖，卻發現這里的人全部買了汽車。游牧的方式是，先用汽車花半天時間把帳篷等生活工具搬遷到目的地，第二天再返回來趕牛羊。牧民游牧的儀式感已經蕩然無存。

　　年輕的導游單增克珠說，他平時不穿藏袍，嫌麻煩，怕被人笑話，只有過藏歷年才會穿，藏歷年一過，就脫掉了。現在把拉薩的年輕人和大城市人放在一起，看上去基本沒什么區別了，這里的孩子們穿衣打扮也非常時尚，也唱漢語流行歌曲，也有哈日哈韓的，也泡酒吧唱卡拉OK；當然，還有一個現象是，比起長輩，他們有相當一部分人不太熱衷于參加寺院的儀式了。而且，他們也不再愛玩傳統的藏族游戲，如投石頭(競技項目)，投羊關節等，他們喜歡的是踢足球，撲克牌和麻將很流行，撲克前年流行“扎金花”，今年都在“斗地主”。

　　過去，由于傳統的信教習慣，西藏人很少殺生，加之物資交流的機會極少，即使拿著錢也沒地方買東西。所以，一些人家養了很多牛羊，也不賣也不殺，趕著它們游牧，覺得這是財富的展示。當時，牛肉以自足為主，牧區市面上牛肉的價格一斤只有3毛錢。

　　現在，西藏的牛肉完全市場化，貴到了18元一斤，當地人把牦牛肉加工后，遠銷到國內外。

　　“文化復振”

　　據張宗顯說，前幾年，西藏曾派一些干部去北京和其他內地城市學習，也去香港參觀。這些干部回來后激動地說，再過幾年，我們要把拉薩建設成和北京、香港一樣。“我們作為文化人感覺恐慌，那么多人來看西藏，就是看西藏文化的。如果和內地一個樣，還有什么好看的？”張宗顯說。

　　到底要突出發展經濟，還是保持文化傳統？這兩種觀點的碰撞，是發生在中國所有人文風光旅游地市場化開發過程中的。但即使是持有保護當地文化生態的觀點的后一種人，其潛臺詞中也有一句“為旅游經濟服務”——保留傳統文化是用來吸引游客的。

　　和內地一樣，比如北京，許多人痛心把四合院拆了，西藏現在也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在日喀則專門搞了藏風格的民族街，盡管是仿古，但至少說明“很多人有了這個意愿”，《西藏人文地理》主編嘉措說。

　　用嘉措的說法，在旅游市場經濟的刺激下，在西藏，一些行將消失的傳統文化也得到了及時的保護或再開發。比如，北京中國藏學中心，把《大藏經》印成裝訂得很精美(校勘)的書，定價高達1萬多元，但銷量很好。隨著旅游熱，藏民把記憶中的一些藏族傳統又拿出來，比如服飾和民間歌舞。

　　官方在這方面做的事，是保護傳統文化的 “10大集成” 工程，包括“民間故事集成”、“民俗諺語集成”、“民間歌謠集成”等，這是一次由政府主導的對西藏文化的大搜集整理，歷時10年，上千人參與，國家投入了3.3億。

　　但也有些西藏民間文化以神秘的力量流傳不止。現在，一個叫玉梅的婦女，雖然沒文憑，但在西藏社科院上班并享受著專家待遇，她的任務就是在自己覺得進入狀態的時候對著錄音機唱《格薩爾王》，有一些專家整理她的唱詞。

　　《格薩爾王》比《荷馬史詩》還長，據說，昌都地區發現了會唱《格薩爾王》100多部的年齡最小的一個年輕人。他才18歲，沒上過學，他父母親戚中沒有任何人會唱，而《格薩爾王》全是古文，還有許多修辭手法，而他唱出來還要專家翻譯。

　　在談到這個現象時，《西藏人文地理》主編嘉措說，這是個謎，直到目前都無法解釋，由此可見西藏文化的神秘性和生命力。

　　以前，西藏唐卡只有少數高僧或者有學問的人才畫。所謂唐卡，是藏族人在去世后，請喇嘛做49天法事，之后家里要把他生前的所有照片和畫像燒掉，以后再提起他也不能說他的名字，只能說“那個過去的人”。在喇嘛做法事超度后，把他皈依到了某個佛下面，然后就請一張這個佛的唐卡留給這個家庭。

　　如今，市場上開始炒唐卡，那些有才華的活佛或喇嘛們畫的唐卡被當作收藏品。據說，一張早期的西藏唐卡精品，剛開始是在尼泊爾炒，后來炒到了北京，被一個美國人以600萬美元買走了。高價之下，必有勇夫，現在市面上的唐卡稍微像樣一點的一般要三四千元，畫唐卡的人也越來越多。

　　許多畫唐卡的人被歸入西藏畫派，而在繪畫界，西藏畫派越來越受到關注，因為他們既繼承了西藏傳統的繪畫方式，又融匯了現代技法。

　　在藏族傳統中，牧民沒有固定的房子，所以他們往往把全部的財產帶到身上，在賽馬節上，他們會佩戴最好的首飾和穿最漂亮的衣服。而今天，牧民們還會把城里人覺得太花的衣服穿在身上，只要他們覺得好看。他們也買錄音機，既聽藏族歌，也聽邁克爾·杰克遜。手提錄音機邊走邊聽，成為今天西藏賽馬節上的一景。

　　按照人類學的通常理論，現代化、城市化、市場經濟等必然會讓傳統社會走向世俗化，但也有人類學家根據調查結果提出了“文化復振運動”的概念，意思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一些傳統文化不但不會衰落，反而會有所復興。(感謝堆龍德慶縣委辦公室洛次對此部分采訪的翻譯幫助)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李徑宇 唐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