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使利率對經濟既不起刺激作用也不起抑制作用，從而讓經濟以其自身的潛能在低通貨膨脹下持久穩定地增長，是格林斯潘最為人稱道的遺產

　　本刊記者/陳曉

　　2005年8月，美聯儲堪薩斯分行召開了一年一度的研討會。和往年討論經濟政策和世界經濟大勢這樣宏大的議題相比，這一屆的年會有一個特別的主題：格林斯潘世紀——對未來的指引。

　　這是一個向現任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致敬的主題。2006年1月，79歲的他將卸任美聯儲主席，結束他在美聯儲18年的“統治”。在這18年里，他經歷了1987年黑色星期天的股災，1998年俄羅斯債券延期償付的金融災難，“9·11事件”后的經濟恐慌。也在這18年里，他不斷將美聯儲利率以0.25的百分點上下浮動著。這是美聯儲的基準調整利率。在這無數個0.25的上上下下里，美國經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繁榮期。

　　在這次年會上，普林斯頓的經濟教授艾倫·布林德和里卡多·賴斯做了名為《理解格林斯潘的標準》的報告，他們對格林斯潘的評價是，“把各項打分統計起來，格林斯潘當之無愧是歷史上最偉大的中央銀行家。”

　　“格林斯潘使美國成功渡過了幾次經濟蕭條和金融危機，他在任期間，實施了有史以來最為成功的貨幣政策。”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哈維·羅森也這樣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格林斯潘的利率

　　有人說，格林斯潘18年的工作，幾乎就是決定利率的幾個數字。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素來就有以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傳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盯住利率”(盯住政府國庫券利率)甚至是聯儲惟一的貨幣政策目標。

　　在格林斯潘的領導下，自1987年以來，聯邦基金利率的走勢主要受兩個變數的影響：第一，通脹率升高時，會提高利率。當經濟漲勢強勁時也會提高利率，這要根據勞動力市場和就業人口增長率進行測算。第二，當經濟陷入衰退，或者受到重大外力沖擊時，格林斯潘會調低利率，以使更多的資金進入市場。

　　正是在這一貨幣理論的影響下，在其后的近十多年的時間里，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的貨幣政策操作體系被美聯儲奉為圭臬，并被世界各國紛紛效仿。

　　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人投資方式的改變，使得社會上充滿了大量的流動資金，而這些資金沒有被、也很難被包括在貨幣供應量之內。因此，如果繼續使用貨幣供應量作為判斷、指導經濟增長的準則，就會出現越來越大的失誤。1993年7月22日，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在參議院作證時出人意料地宣布：美聯儲決定放棄實行了十余年的以調控貨幣供應量來調控經濟運行的貨幣政策規則，改以調整真實利率作為對經濟實施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

　　1994年2月22日，格林斯潘在參議院作證時，又一次宣稱：聯邦儲備委員會將以“中性”的新貨幣政策來取代前幾年的以刺激經濟為目標的貨幣政策。根據他的解釋，所謂“中性”的貨幣政策，就是使利率對經濟既不起刺激作用也不起抑制作用，從而使經濟以其自身的潛能在低通貨膨脹下持久穩定地增長。基于這一原則，美聯儲將其作為確定和調整真實利率的主要依據轉向了真實年經濟增長率。

　　“美聯儲調整聯邦基金目標利率，考慮的不僅是物價這樣一個簡單的指標，更重要的是，美聯儲對利率調整的幅度與方向的把握，就是要保持一個較為穩定的真實利率，并且努力使聯邦基準利率與實體經濟中的真實利率大體相當，以使聯邦基準利率的調整盡可能地保持‘中性’。”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彭興韻指出。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聯邦基準利率的調整，基本上都遵循了聯儲貨幣政策的新準則。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的經濟增長率開始逐漸下降，失業率開始上升，聯邦基金利率小幅度地下降了；“9·11事件”后，美國私人部門投資的信心受到沉重打擊，失業率也大幅度地攀升，在那兩年里，美聯儲急劇地降低了聯邦基金的目標利率；2003年以來，美國經濟投資、經濟增長率和資源利用率都在上升，美聯儲于2004年6月開始，5次“平滑而有規則地逐步提高”了聯邦基準利率的目標水平，而且每次都只提高了0.25個點。

　　格林斯潘對自己對利率的調控還是很滿意的，他甚至想把這種對通貨膨脹的擔心和他的調控理想形成法則，傳之久遠：美聯儲應當保持平穩價格 沒有或低通脹率。

　　“這樣做機遇和挑戰并存。”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羅伯特·巴羅說，“就像其他一些央行所做的那樣，使程序法制化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并在長期內產生積極的影響。但如果實施的是錯誤規則，產生的后果將比格林斯潘的直覺判斷更糟糕。這意味著美聯儲的新主席將是美國政府經濟部門中一個舉足輕重的職位。”

　　美聯儲獨立

　　1987年。格林斯潘剛擔任美聯儲主席，美國便爆發了“黑色星期一”股災。股市急跌508點后，格林斯潘宣布美聯儲將向市場提供償付資金。

　　當“黑色星期一”股災的陰云漸漸被調低的利率和美聯儲注入市場的資金驅散時，1988年1月10日的美聯儲中央委員會會議上，一個以尼古拉斯·F·布蘭迪為首的政府委員會對經濟崩潰發布了長達340頁的報告。格林斯潘從這份冗長的報告中，將利率政策提煉為了重點。美聯儲希望銀行按一般低于市場利率的貼現率向美聯儲貸款，并有監控他們的權力，并賦予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及他們的決議空前重大的意義。時值美國大選將近，政府對經濟的關心有所放松。“我們將成為惟一關注美聯儲的人。”格林斯潘說，這是爭取美聯儲獨立的機會。

　　美聯儲的獨立性并不能輕易維持。正如大家給格林斯潘的綽號“通貨膨脹斗士”一樣，格林斯潘擔綱的美聯儲，18年來的主要任務拒通脹于國門之外。而由此一再衍生的調高利率舉動，成為經濟在數字層面快速增長的剎車。

　　這不是美國政府和財政部樂意看到的。兩者關于利率浮動的爭執一直持續。1988年，財政部長貝克的一個助手寫信建議利率下調，因為他們預期經濟將下行。2月24日，格林斯潘在參議院銀行委員會向貝克強烈抗議。這成為第二天《華盛頓郵報》的頭條：“格林斯潘要政府停止向美聯儲施壓。”

　　1989年8月，布什的預算官員理查德·G·達曼在一個早間的脫口秀節目“新聞有約”中，批評了格林斯潘的貨幣政策。他說，恐怕美聯儲的政策有點太緊了。(此前在6月6日，格林斯潘剛建議聯邦基準利率下調0.25個百分點。)達曼說，“如果我們經歷一場經濟衰退，我想是因為他們犯了過于謹慎的錯誤。”

　　1993年1月28日，格林斯潘警告剛上臺的克林頓要與即將到來的巨額赤字做正面交鋒。但在1994年2月4日，格林斯潘將利率上升0.25個百分點。4月18日，再上調0.25個百分點。5月17日再次提出上調0.5個百分點。這讓克林頓大光其火。他憤怒地向身邊的人抱怨，“這將使1993年以來減少赤字的努力變得毫無價值。”

　　對格林斯潘不滿的總統不止這一位。他對通脹的謹慎控制，似乎始終和政府對經濟增長的追求，是一個難以調和的矛盾。1992年布什在大選中因沒能履行經濟承諾輸給克林頓時，就曾將這個罪責歸因給格林斯潘。如果不是當時他堅持實行上調利率的措施，美國國內的失業率和經濟指標應該會更好看。“我再次任命了他，可他讓我失望了。”1998年秋天，布什在一個電視節目上這么說。

　　讓總統失望的格林斯潘，卻幾乎贏得了民間和觀察家們的一致好評。“明智地和政治過程絕緣，美聯儲在減少對投資的稅收方面扮演著最關鍵和最稱職的領導角色。”哥倫比亞商學院院長格倫·哈伯德說。

　　《紐約時報》在盤點格林斯潘遺產時，認為在美聯儲的改革上，格林斯潘增加了美聯儲和公眾的溝通。在1994年前，特殊的利率決定是一個秘密。格林斯潘上任后，公開并解釋美聯儲的利率變動。在提升美聯儲對公眾的說明義務的同時，也將美聯儲推向了一個崇高地位，市場唯他馬首是瞻。這甚至衍生出一個特別的行當：美聯儲觀察員。

　　在幫助美聯儲獨立的同時，格林斯潘也在鞏固著他自己的權力。美聯儲所有利率變動的決定，都由聯邦儲備委員會共同討論決定。幾乎每一次利率的變動方向以及上下幅度，都要經過一個漫長的學術討論。但在格林斯潘的建議和有意識的引導下，委員會一致同意在經濟穩定的脆弱期，利率變動需要更頻繁，需要更大的靈活性。格林斯潘最終獲得了在每6個星期舉行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例會之間作出小幅改變利率的權力。

　　難以繼承的個人特質

　　除了留下行之久遠的調控準則，對繼任者伯南克來說，格林斯潘還有一些成功的個人特質，這樣的遺產更難傳承。

　　通常對格林斯潘的評價是：不溫不火，不偏不倚。他惟一偏執的地方是對數據的倚賴。據《華爾街日報》副主編鮑伯·伍德沃德回憶，1989年2月，對利率的上升或者下降，格林斯潘開始了漫長的電話咨詢和數據收集。他獲取數據的對象有各家公司的購貨商，商業部經濟分析署管理全民收入，開支和財富的副局長，還包括杰克·韋爾奇。這種對數據的強烈倚賴，最終形成一個制度，由美聯儲人事部成員每個星期給這一長名單的公司打電話獲得實時數據。

　　格林斯潘對數據的辨析能力是獨一無二的。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在對繼任者伯南克的忠告中就提到：你不太可能具備格老從數據中提煉信息的驚人能力。格老曾在分析大量數據后，察覺1995年后美國的生產力大幅度提高。因此，你得更多地依靠其他人的能力和直覺。

　　能掌管美聯儲18年，除了是一名能從紛繁數字中看出玄機的優秀經濟學家外，格林斯潘還是一位杰出的政治生存者。他說過一條在公共機構中的生存法則：自己傳遞壞消息。對政治勢力表示上的服從，但通過運用接見的方法，突然使用直接手段和強烈欲望以自己的方式行事。

　　格林斯潘與政治界的任何人都建立了良好關系，總讓人以為他是自己一邊的。當他擔任福特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CEA)時，也利用他和福特總理的私人關系，將CEA在參與決策方面，帶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我覺得他身上有博愛的哲學精神。”里根的第一位預算顧問大衛。斯湯克曼于1988年的回憶錄《政治的勝利》中寫道。

　　身處高位的格林斯潘對語言表達非常警惕。他的所有公眾講話都仔細過濾和衡量，并通常以一種晦澀饒舌的方式表達。語言中包含了一系列令人發瘋的前提和條件，從而使他幾乎可以從他自己說的話中全身而退。

　　格林斯潘把這稱為“建設性歧義”。2001年1月，當他再次被克林頓提名為美聯儲主席時，美聯社資深記者向他詢問：是否堅持對股市非理性繁榮的判斷，他用了一句冗長饒舌的句子表明他拒絕回答的原因——因為“有人會從其不得不公之于眾的檢驗市場理論性的復雜問題中得到利益。”

　　格林斯潘留下的最難復制的遺產還是他的好運氣。他在位這18年，雖然有黑色星期一，有亞洲金融風暴，有“9·11”，但更有美國新科技和新興商業的崛起，這些企業家家們為美國社會創造了大量的財富。而這成為了美國經濟持續繁榮的基礎。

　　“美國經濟的穩固，和歷史性的持續上升，挽留了格林斯潘。他本人已成為解釋和理解經濟的一種標志和方法。”《華爾街日報》副主編鮑德說。

　　對伯南克來說，這樣的好年景是他無法繼承的。沒有天時地利的配合，如何將利率的抽象變化，轉化為節節上升的社會財富，是明年1月之后伯南克要緊張應對的現實。

　　不過格林斯潘的遺產里還有這樣一句名言：如果你不緊張，你就不應該來這兒。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