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1月21日電 最新一期《瞭望》周刊載文稱， “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胡錦濤用這短短20個字概括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內涵。國內外觀察家對此評論說，這不僅勾勒出一幅令人向往的現代化的美麗圖景，也契合中國傳統文化對于鄉村社會的想象。參與中共中央“十一五”規劃建議文件起草的一些人士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則表示，這一提法的形成和最終提出，實際上表明了中共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解決“三農”問題上已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思路。

　　“社會主義新農村”提法出臺之前，為破解“三農”難題，一些地方已進行了鄉村建設的實踐。如上海的郊區城市化，城市郊區化，郊區農村的收入甚至超過城市收入；浙江的“千村示范，萬村整治”等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對《瞭望新聞周刊》解釋說：“我國經過多年的經濟發展，客觀上已進入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農村’的階段，這是‘社會主義新農村’被提出的一個重要背景。”

　　他指出，從國際上看，許多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都經歷了由農業為工業化提供積累轉向對農業進行保護的過程。改革開放前，國家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從農業部門取得巨額資金；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加速后，農地在低水平估價下大量轉為非農地，農民工又長年保持極低的工資水平，這二者對城市化和工業化的貢獻都是巨大的。可以說，中國農業為工業化提供的積累，無論是資金之巨還是時間之長，都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所沒有的。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綜合國力的明顯增強，對農業提供支持和保護的條件已初步具備。這從一些重要的經濟數據可以一目了然：2003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按當前匯率計算達1000美元以上；農業和非農業的產值結構約為15：85；農業與非農產業的就業結構大約為50：50；城鎮化水平為40.5%。這四項指標表明，我國已進入了工業化中期階段。國際經驗表明，進入這一階段，不同的國家都根據各自的國情對農業進行反哺。

　　另一方面,從財政收入來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也不是無源之水。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直到1997年之前，財政占GDP的比重不斷下降到只有10%左右，在這種情況下，完全由財政來承擔農村公共品投入是不現實的。而到2004年,中央稅收和地方稅收加總，已占到GDP的近20%，加上預算外財政,整個財政規模占GDP的比重近30%。這樣，由國家財政主導提供農村公共品就具備了一定條件。

　　近幾年，國家已經開始加大對“三農”的支持力度。農業稅逐步取消，“皇糧國稅”退出歷史視野。2004年的“兩減免、三補貼”政策使農民直接受惠451億元。2005年政策力度加大，農民直接受惠比上年又增加251.4億元。這都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渴望富饒文明的農村，要迎來一個公共財政陽光普照的時代。(黃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