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從上世紀80年代起到今天，第一代外來工大都已經返回農村，而構成今天外來工主體的，是一代“新生代外來工”。他們比第一代外來工離開農村的年齡年輕近10歲，除了戶口簿上的“農業”二字，他們和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職業已經基本無關。他們不再節儉； 他們不再如父輩一樣能吃苦；他們不再愿回農村——但今天他們的根也不在城市里。
我們每天都在城市中看到他們。可我們是否注意過，20年來，他們已經更換成新生一代？
下午5點30分，19歲的袁石金騎著他的電動三輪摩托，從京郊兩公里外的“錦繡大地”農產品批發市場，回到了他的居住地，靠近北京市東五環的龔村。
這是一片縱橫都不到400米的聚居區，陳舊破敗，甚至很難找得到一間樓房。但在一條橫貫全村、約3米寬的街道兩旁，各種商店緊緊擠在一起，提供著全部生活所需：手機、小家電、衣帽、藥品、兼營化妝品的副食店……遠遠超出一個普通村莊商業活動的正常規模。僅就餐館來說，就有四川菜、重慶火鍋、蘭州拉面、東北餃子……但很少有一家餐館其店面能超過20平方米。因為缺乏足夠有效的排水系統，凹陷的街道中間，餐館和理發店排出的污水形成一條寬約一米的臭水溝，在一年里最熱的時候也不曾干涸。
這個村莊所居住的人口，早已經超過了它最初的設計。從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大量的外來打工人員涌入這里，使得這個即將被城市吞沒的村子突然回光返照。龔村西面行知打工子弟學校校長易本耀告訴記者，龔村的居住者主要為拾荒者、搬運工和批發市場的商販，其人口數量從三四年以前就已經至少超過原住民五倍以上，目前保守估計應有數千外來人口在此生活。
已與第一代外來工相差一代
“新生代外來工”——這是個經過反復斟酌才被確定下的名詞。
說這些來自農村的外來打工者們是“外來工”，而不是“農民工”或者“民工”，不僅因為后者一直含有些許的貶義，而且當下的外來工們，“許多都沒有什么務農經歷，都是離開學校就出來打工”，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王春光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除了戶籍上還被冠以“農民”，他們和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職業已經無關。
王春光在研究中發現，從90年代開始，外出農村流動人口平均年齡由80年代的30.86歲，已經下降到22.99歲，兩者相差7.87歲，非常接近于我們通常所說的相差10歲等于相差一代的情況。
袁石金們正是新一代進城大軍的主體。王春光認為，他們來到城市，不再是純粹為了賺錢以貼補家用，他們要在城市里找到工作、愛情和安身立命的方式。
由于沒有被城市承認的身份，他們一般被稱為流動人口，但這種流動其實完全是單向和只進不出的。
易本耀統計過，往往離市中心越遠，外來農村人口的聚集越為密集，其居民收入也越低。由于北京三環路以內大型農副產品批發市場整體外遷，在四環、五環附近的岳各莊、新發地、八里橋、清河等大型農副產品批發市場周圍，依托這些市場生活的外來人口就形成了大型聚居群落，呈現出“農村包圍城市”的態勢。
1997年11月1日北京市首次外來人口普查資料表明，北京地區外來流動人口已達285.9萬人，其中在城區居住的外來人口229.9萬, 而北京市的總人口為1300萬。
北京的流動人口多從事第三產業，多半集中在建筑、商飲、服務等行業。特別是個體小商販，以工時長為特點，一般需要兩個勞動力相互輪替，因此以家庭流動為主。
這與珠江三角洲以加工出口區為類型的勞動力需求，有很大的差異。
中國的廣東省，是外來工們最集中的省份之一。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這里的外來工占了全國的47%，另一個數據是，近10年，在廣東的打工者達8000萬。
與北京的相對分散居住情況不同，廣東尤其是深圳一帶的外來工，多是從事制造業，他們多集中居住在成片的工廠宿舍里。
袁石金每天的工作是用電動三輪車把食品調料送到各個酒店去，他自豪地告訴記者，“錦繡大地”農產品發批發市場80%的調料品經銷商都是他的老鄉。每天晚上6點以后，隨著袁石金們結束工作回到龔村，這個村子就迎來了它一天中最熱鬧的時候。當村外公路對面一墻之隔的別墅和小區華燈初上，村里沒有路燈的狹窄街道上也人影憧憧，冷清了一整天的商店和餐館開始忙碌，臺球室和用電話線撥號上網的網吧里擠滿了人，破敗的村子里彌漫著一種奇特的繁榮氣息。
這也是袁石金一天中最快樂的時候，他和他的室友袁杰常常會去喝一點酒，然后去打幾局臺球。和城里的年輕人一樣，他也喜歡上網，但這里3元錢一個小時的網吧實在太貴了，而且網速很慢。
袁石金抱怨說，每次用QQ發文字消息都要很久，他根本無法和在石景山當服務員的女朋友視頻聊天。
“新生代”們的個人畫像
袁杰，來自福建長汀，21歲，剛剛辭去工作，他原本在一家調料店里做電腦操作員，負責打印銷售單。雖然不是什么體力活，但袁杰還是覺得這工作太辛苦了，每天從早上9點到晚上10點連續上班讓他受不了。半年前來到北京，是袁杰第一次出遠門，高中畢業以后他一直在本地做網絡游戲的“代練”，雖然沒掙到什么錢，但讓他深深地迷上了電腦。他希望有機會學習電腦技術，然后去軟件公司，他覺得那才是他最想要的工作，輕松、體面，而且收入挺高。
袁杰剛剛和他的女朋友分手，女孩子是另一家調料店的電腦操作員，也是他的同鄉。袁杰說，現在他還“養不起”對方，也不能給對方帶來什么，分手是應該的——和袁石金一樣，他沒有什么積蓄，而且有點入不敷出，袁杰訴記者，現在這點工資不夠用也不值得積攢。將來當然會遇到需要用錢的時候，但那時候他也不會只掙現在這么一點錢了。
王樹宇，來自四川農村，21歲，初中畢業后曾經當過兵。從今年3月份來到北京，他一直在龔村一家餐館里學廚師。上個月，由于戰友的幫忙，他進城在一家大型超市當上了保安。
王樹宇每月的工資是600元，拿到第一個月的工資以后，他花500元買了一個sony隨身聽，他的枕頭旁邊放著光良和羽泉的CD，他還沒來得及結識新朋友，于是大部分空余時間都用來聽CD或者上網。每天晚上在保安宿舍里，王樹宇都要聽歌直到午夜一點左右才入睡。
王樹宇很喜歡逛街，他對城市有無窮的熱情，但在龔村居住的半年里他進城不超過五次，所以剛做保安的時候他在自己的商場里一逛就是老半天，接著又迷上了坐公交車看街景。但幾天前在街頭閑逛的時候，他突然被警察攔住檢查身份證和暫住證，后來打電話讓超市來人才把他接了回去。
盡管這樣，王樹宇還是覺得城市比家鄉更加親切。在家的時候，父親經常責怪他不能好好讀書也吃不了做農民的苦，其實在他家鄉的同齡人已經沒有人能像父輩一樣做農活了，和王樹宇一樣，他們紛紛來到城市，不管城市是否接納他們，他們都要繼續在這里生活下去。
單妹(化名)，來自陜西，19歲。她去年考上了第四軍醫大學，但是父親說，將來大學畢業也是打工，還不如早點出來吧，于是她就跟著來到了深圳。時至今日，單妹還保留著那張錄取通知書，看到它的時候還有些后悔。
來深圳一年，她還沒有回過家。每天的工作是在生產電子秤的流水線上，把上一個工位做好的半成品“放到爐子里烤一下”，交給下一個工位。她的工資是底薪加計件，如果不加班能夠得到600多元，如果賣力干，最高拿過1500元。
除了單妹自己，她的父親和一個姐姐一個妹妹都在深圳打工，分屬不同的廠，陜西的家里只有母親一人。她說媽媽不要她寄錢回去，她也知道寄回去了媽媽也不會用。于是就安心在深圳掙多少花多少，幾乎沒有什么積蓄。
記者問她：“你一個人怎么能花掉這么多錢呢？”單妹說不知道。
“不知道”，這是單妹最多的回答。問她將來怎么打算——不知道；工作之外最想干什么——不知道。
單妹現在很開心，因為已經渡過了剛來之初的壓力，生活完全沒有問題。
她最迫切的要求是漲工資。“不過現在深圳各個廠的工資也就是這樣了，到哪里都一樣的。”單妹說，即使再在深圳干一年，還會拿計件工資，經驗累積沒有什么意義。
面對陌生人，單妹和她的伙伴表現出一種特別的警惕，連真實姓名和電話都不肯說。她說她沒有手機。
“要是家里出事了怎么聯系你呢？”
“不會出事的。”單妹樂呵呵地說。
過了一會，單妹的口袋里發出好聽的電子鈴聲，一直在說笑的她臉上有些尷尬。
流動人口子女：正待浮出水面的更新一代
北京市社科院韓嘉玲博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根據2004年的調查，在北京公立學校就讀的流動人口子女為21.4萬，雖然沒有統計數據，但她相信在北京的流動人口子女總數應該接近40萬。根據抽樣調查，在年齡分布上，流動人口子女從零歲到18歲為不規范的倒金字塔型，12歲到16歲的人數最多。
雖然在2002年4月19日北京市教委就宣布，從同年9月1日起，外來流動人口子女入學可以緩交或減免借讀費就近入學，但絕大多數無固定工作的打工者根本無法拿到務工證等就業證明，更沒有自己聯系學校的活動能力。
韓嘉玲說，由于升學渠道困難，外來子弟入學率從小學、初中、高中呈遞減趨勢，由于最終沒有在北京參加高考的機會，成績較好的外來孩子，在小學或初中畢業后就回到老家繼續讀書，成績不太好的就進入北京市內的職高或直接開始打工。在這種情況之下，反而是在少年時代教育上較不成功的孩子容易留在北京。
很多孩子則就此流入社會。北京市海淀區少年法庭尚秀云法官告訴記者，在海淀區去年判處的425個少年犯罪案件中，外來人口犯罪約占49%，其中農民工子女占相當大的部分，過早地離開學校進入下層社會，往往是導致犯罪行為的主要原因。
而王春光曾經對記者講過這樣一個細節，在調研中，一位“新生代”告訴他，不要喝本地生產的軟包裝牛奶。因為他在生產線上工作時，曾往軟包裝里面吐過痰。
“這種事情不是很普遍，我也不想損害他們的形象。社會對于這個群體一直不公，他們沒有力量正面對抗，他們會迂回地、委婉隱蔽地使用一些報復手段。”王春光說。
韓嘉玲認為，現在去判斷這一代人的社會特征還為時尚早，但可以預見的是，他們的問題將越來越重要，我們的社會也將會為適應他們而做出改變。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朱雨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