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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東亞峰會開幕之前，日本官方與輿論界便一方面大肆攻擊中國要支配峰會；另一方面卻又自吹自擂叫嚷日本“有經驗”“有能力”主導東亞峰會。東亞峰會通過的《吉隆坡宣言》明確重申東盟的主導地位，凸顯了小泉外交的狂妄與可笑。

　　一貫的野心

　　日本要主導亞太地區經濟合作的野心是一貫的。始自1980年半官方的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ECC)成立，整個八十年代日本確是亞太經合運動的實際主導者。直到官方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1989年成立后的最初幾年，由于美國官方尚不重視，日本仍保持主導地位。但是到1993年克林頓倡議在西雅圖舉行首屆APEC首腦會議之后，日本就面臨同美國爭奪領導權的局面。當然更準確地說，實際上自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提出建立《東亞核心會議》的倡議之后，日本和美國之間便展開爭奪了。東亞核心會議把東亞以外的國家，包括美國和澳大利亞，新西蘭都拒之門外。美國人當然知道，當時掌管日本有關亞太經濟合作政策的前外相大來佐武郎，正是馬哈蒂爾在這問題上的顧問。在有關APEC問題上，據東盟一位資深智囊人士告訴筆者，當時他們的一些針對美國的文章和發言，是在日本的鼓勵下發表的。美方當然對日本相當惱火。APEC名人小組的美方成員曾一度放話威脅，若美國方針遭到抵制，美國不排除干脆退出APEC的可能。

　　進入二十一世紀后，經歷了10年經濟停滯的日本已無力同美國爭APEC的主導權了。它只好退而求其次，竭力維持其在東亞的霸主地位。而且，為達到這一目的，還不得不借重美國的支持。它主張美國也參加東亞峰會。而且，為了所謂“平衡”中國，還建議讓區外的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入會。但是，溫家寶總理的講話不僅聲明中國堅決支持由東盟主導東亞峰會，而且力主東亞合作保持透明和開放性。中國期待著與印度、澳、新“共同推進東亞的發展與合作大業”，也歡迎美國和歐盟與東亞合作建立聯系。“四兩撥千斤”。

　　以往，日本領導人總是忌諱公開談日本對亞太合作的主導權。因為這樣做既會遭到東盟抵制又要開罪美國。但事實上，日本是掌握了一定的主導權的。亞太經濟合作的主導權其實可以分為兩種：一是體制性的，這包括有關組織機構，議事規則，會議舉辦國和議題等的確定；二是功能性的，即可以左右合作進程和性質的不同成員國所擁有的經濟實力。顯然，后一種主導能力比前一種要強大和重要，而且這種實力是自身擁有的。早在1980年日本和澳大利亞同東盟的智囊機構商討建立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時，東盟方面鑒于雙方經濟發展水平的巨大差別，便堅持要在體制性問題上擁有主導權，以免完全受控于對方。這樣，在當年建立的PECC和后來的APEC都規定每兩屆大會必須有一屆在東盟國家舉行的制度。至于東亞峰會，它是由“東盟10+3”會議決定成立的，并同“東盟10+3”綁在一起，不僅由東盟主辦而且與會者必須滿足東盟提出的三項條件，即必須是東盟的對話國，必須簽署《東南亞友好條約》以及要同東盟有“實質性”的關系。這表明東盟的主導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無論從亞太經合發展歷史還是峰會前的既定事實來看，日本叫嚷它要掌握主導權確是十分荒唐可笑，蠢不堪言！

　　許多觀察家分析，日本的主要目的是遏制中國的崛起。但是，只停留在這一點上，那就低估了日本的野心。如果把小泉的作為同近幾年日本社會全面急劇右傾化和美化法西斯侵略戰爭的思潮聯系起來看，我們還可以得出以下三點看法：(1)日本長遠的目標是重新樹立它在亞洲霸權地位，“中國威脅論”只是它的一個方便借口。(2)日本不可能永遠臣服于美國。不要忘記它曾發動了太平洋侵略戰爭；它從戰敗中重新崛起后曾喊出“要對美國說不”。同時，我們決不應低估日本所擁有的巨大金融，技術力量和堪稱頂尖的工業制造工藝。(3)小泉所代表的日本右翼勢力是瘋狂性的。（摘自香港大公報；作者：程畢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