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老永遠離開了我們。

　　然而，他留給我們的絕不僅僅是無限的哀思與痛惜。作為少年從戎的革命家，他留下了為創建新中國而立下的汗馬功勞；作為長期從事經濟工作的領導干部，他留下了建設新中國、發展對外經濟交流與合作的重要貢獻；作為上海的老市長，他在上海改革開放、蓬勃發展的靚麗畫卷中留下了光彩的一頁。1991年出任海峽兩岸關系協會會長后，他又為推動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傾注了他的心力、睿智、經驗，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留下了豐富的遺產、長存的風范。

　　作為臺灣問題的研究者，我有幸接觸到汪老，聆聽到他的指教，目睹了他接見一批批來自臺灣和國外學者時，以他特有的親和力與說服力使他們折服、傾倒的場面。這些經歷在我腦海里的凝聚點是他那獨具的人格魅力——革命家的無畏與堅定，禮賢下士的長者風度，待人接物的溫文儒雅，以理服人的學識修養，兼容并蓄的寬闊胸襟，以及他對臺灣同胞深切真摯的骨肉之情。可以說，汪老以他的言行最生動、最形象地體現了祖國大陸的對臺政策，是祖國大陸對臺政策的“形象大使”。

　　有一次我應邀參加上海臺灣研究所召集的研討會，會議進行不久，一身便裝、笑容可掬的汪老突然走進了會議室，大家又驚又喜地站起來，但他隨便找了個座位和大家一起坐下繼續討論。他很認真地聽大家發言、做筆記，不時以探討的口氣插話和大家交換看法。有位年輕學者是第一次見到汪老，發言有些拘謹，但汪老很注意他的發言，而且會后要這位年輕人把他的姓名和電話寫在汪老的筆記本上，并把自己的電話告訴了他，說：“你有什么想法和意見可以打電話給我。”汪老禮賢下士、提攜后進在我們學者之間是有口皆碑的。

　　汪老最愛書。他好學不倦，手不釋卷，藏書豐富。他不但是上海大小書店的常客，來北京時，海協會的同志也都做好他逛書店的準備。他涉獵的不僅僅是臺灣問題，大到天下大事，小到專業問題，都關心。正是因為他學識淵博，他能從世界格局、中國發展大戰略，以辯證的思維來處理臺灣問題，站得高、看得遠。

　　他尊重知識，重視學者們的研究成果。很多學者都把研究成果呈送給他，他一一笑納。有一次我把社科院臺灣研究所的年度研究報告交給他，他非常高興，一邊撫摸著書的封皮，一邊連聲說好，愛惜之情溢于言表。他對研究臺灣問題的學者總是予以支持和鼓勵。社科院臺研所有的同志有時感到研究工作很平凡，作用有限。但汪老說臺研所是“藏龍臥虎之地”，大家受到極大的鼓舞。

　　汪老熱愛臺灣、了解臺灣，身體力行地貫徹中央“寄希望于臺灣人民”的方針。他廣泛接觸臺灣各方面人士，傾聽各種意見，然后吸納其中的合理成分，提出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曾在島內外引起廣泛和積極反響的“汪道涵86字箴言”就是一個突出的例證。當年很多臺灣人士對大陸是否能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平等地和臺灣方面協商兩岸問題存有疑慮，對大陸在臺灣“政治定位”上的立場也很關心。汪老針對這些重要問題進行了思考和研究，提出了對應之策，最后形成了“86字箴言”，明確表示：“雙方應共同努力，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平等協商，共議統一”，“臺灣的政治地位應該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進行討論”。1998年10月，汪老和辜振甫先生在上海會晤時，汪老表達了“86字箴言”所確定的立場，為會晤取得成果奠定了基礎。

　　汪老出任海協會會長之后，兩岸關系有發展、有挫折。1992年海基、海協兩會香港會談后形成的“九二共識”中，包含著汪老的智慧和心血；1993年4月汪辜兩位老先生的會談是兩岸關系史中的一個里程碑；1998年10月汪辜的上海會晤，使因李登輝訪美而中斷的兩會對話得以恢復，并開啟了兩會的政治對話。然而，李登輝等“臺獨”分裂勢力絕不愿意看到兩岸關系順利發展。1999年7月，李登輝拋出了“兩國論”，破壞了汪老擬于當年秋天對臺灣的訪問，使兩岸關系陷于僵局。2000年，奉行“臺獨”分裂路線的民進黨上臺后，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公然提出“公投制憲”的“臺獨時間表”，把兩岸關系推向危險的邊緣。在兩岸關系跌宕起伏的復雜形勢下，汪老以他對祖國統一大業的熱誠、革命家的襟懷、剛柔相濟的風格，折沖樽俎，為穩定和發展兩岸關系，挫敗“臺獨”分裂勢力的圖謀，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為兩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現在他永遠離開了我們，但是他為兩岸關系所付出的心力與智慧，必將在祖國統一大業的歷史進程中繼續發揮作用。

　　(《人民日報》2005年12月30日 第十五版 作者：全國臺灣研究會副會長　許世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