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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廿四日病逝于上海，震驚兩岸與國際，汪道涵的告別式于昨日在上海舉行，兩岸要人群往悼祭。

　　汪道涵自擔任海協會會長以來，戮力促進兩岸交流與協商，立志推動兩岸和平統一，堪稱功不可沒。如今，繼今年初時任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的去世，辜汪會談的另一要角汪道涵也于年尾病逝，兩岸協商“辜汪時代”雖正式退場，惟回顧汪道涵一生對兩岸交流、協商及和平互動的貢獻，仍令世人津津樂道，永難忘懷。

　　　汪道涵會長對兩岸關系之影響與貢獻，堪稱至深且巨者，首推第一次辜汪會談。一九九三年四月在新加坡舉行的第一次辜汪會談，辜汪二老順利地縮小差距、化解分歧，簽署兩岸文書驗證、掛號函件遺失查詢與補償、兩會聯系與會談制度及辜汪會談共同協議等四項協議，不僅建立兩岸交流與兩會協商制度化框架，亦首開兩會的制度化協商管道，既鋪陳兩會定期不同層級的制度化協商機制，又大幅推進兩岸關系的緩和與發展，可謂影響深遠、貢獻卓著。而根據辜汪會談基礎所開展的后續諸如兩會副董事長與常務副會長層級的協商及兩會副秘書長層級的協商，也多達十余次，對于解決因兩岸交流擴大所衍生攸關兩岸人民福祉與權益之諸如劫機犯遣返等三項事務性議題，也獲致縮小歧見的進展，可惜后來因臺灣堅持必須三項議題同時達成協議才可簽署，造成功虧一簣的遺憾。

　　　盡管原定一九九五年八月在北京舉行的第二次辜汪會談，因李登輝同年六月上旬訪美而受到無限期推遲甚至取消，但海基海協兩會仍持續為兩岸復談鋪路與暖身，終于促成一九九八年十月辜汪上海會晤，辜振甫也隨后分別與時任中共中央對臺領導小組副組長錢其琛及總書記江澤民舉行不限議題的會晤與對話，致力于為兩會恢復對話與協商尋求交集與暖身，也為兩岸關系的舒緩發揮相當的促進作用。

　　　殊為可惜的是，汪道涵于上海會晤辜振甫時所達成四項共識之一，即是預定一九九九年秋天訪臺，若不是李登輝于九九年七月拋出“兩國論”，則辜汪臺北會晤勢必成為影響兩岸關系之大事，以汪會長層級之高及受中共領導人之倚重，其來臺會辜振甫之舉，應有助于營造兩岸和諧氛圍及為兩岸復談發揮“臨門一腳”的功能。

　　　二○○○年臺灣政黨輪替后，汪會長仍不時關心兩岸關系發展，尤其深切關注兩岸復談事宜。如今，隨著他的去世，辜汪會談雖已成絕響，但當年因他發揮“同中存異”“創造性模糊”之智慧，而促成之辜汪新加坡會談及兩岸會談不可或缺基礎之“九二共識”，仍為世人所津津樂道；尤其他當年所提兩岸攜手共締和平統一之“八十六字箴言”及據此而訂核心內涵為“大陸與臺灣同屬于一個中國”的“一個中國‘新三段論’”之論述，始終仍為人們敬重并引為兩岸邁向最終和平統一、共創雙贏之不二法門。

　　　尤有進者，據悉汪道涵去世前幾個月中共國臺辦主任陳云林曾親往上海探視，汪道涵于病重之際仍殷切囑咐加速促成兩岸復談之要務，可見其對打開兩岸僵局之遠見。所謂兩岸協商是兩岸關系的縮影，亦即只要兩岸能各釋出善意、營造和諧氛圍，修補兩岸復談的基礎，則重新恢復對話與協商，進而締造緩和且頻密之兩岸關系，應可樂觀期待。辜汪二老均嘗多次表達愿三度會面為兩岸復談盡綿薄之力的愿望，包括二○○四年下半年辜汪二老亦曾呼吁兩岸當局克服萬難安排視訊會議促成另類的辜汪會，惜因兩岸大氛圍不佳及扁政府始終否認“九二共識”，導致最后未能如愿，辜汪二老大有“孤臣無力可回天”之憾。

　　　筆者認為，兩岸協商最美好的“辜汪時代”雖一去不復返，惟辜汪二老對兩岸交流協商的貢獻與遺憾，給予兩岸的啟示，即是無論續任海基海協兩會的領導人是何人，只要一日不重返兩岸協商的基礎—“九二共識”，則兩岸復談應屬遙遙無期。換言之，扁政府若仍回避“九二共識”，而僅以模糊焦點的方式訴求其匱乏“一中各表”內涵之諸如“九二精神”或“以九二香港會談(的成果)為基礎”，則兩岸勢必復談無門。要言之，只要扁政府承認“九二共識”，兩岸隨時可復談，并透過復談可望打開兩岸僵局。

　　來源：臺灣《中央日報》 作者：潘錫堂(臺灣淡江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