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說過凡有名人棄世，總有若干閑人爭相攀附，謬托知己，這是足以令逝者不安、生者側目的。鑒于此，不佞很少寫類此悼念文章，將感恩之情與縈思之痛深埋心底，未嘗不是很好的紀念。

　　然而汪老不同，就我所身受的溫煦，所承接的雨露，非寫出點東西來，不然難以排遣那裊裊的哀思。

　　汪老堪稱當代舉世尊崇的長者與偉人，本輪不到我瞎三話四。不佞既非他的下屬，也非他的學生，連私淑弟子都談不上，沒什么瓜葛可攀的，但正因為我是一個微不足道的知識分子罷，所以才格外感受到他那炙人的熱力與慈愛的胸懷。

　　“踏踏實實做學問”

　　1999年頃，我在香港中華書局和上海文藝出版社同時出版了繁、簡體字版的《中國小說史學史長編》，該書《跋》中有一段話：“鄉前輩汪道涵先生時予教誨、關切與勖勉，拳拳之意，銘感無已。”此絕非客套之語，實乃肺腑之言。

　　事緩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上海市政府召集了一群所謂知識界的精英組成了上海市中青年知識分子聯誼會，不佞忝為理事，同為理事的尚有我的師姊戴厚英 (作家，已故)，以及惠永正 (后曾任中國科技部副部長)、張祥 (后曾任中國外經貿部副部長)、厲無畏 (現任上海人大主任) 等，而汪老與王元化教授皆為顧問，故時有親炙與承教的機會。加之汪老祖籍徽州歙縣，寄籍嘉山，說起來還是徽州小同鄉，故尊稱為“鄉前輩”。當時他的寓所在康平路32號樓上，雅潔修整，窗明幾凈，彌漫著書香氛圍。汪老間中命我去他那里聊天，或陪他去書店淘書。我曾陪過兩位長者去上海舊書店、古籍書店的書庫“覓寶”，一位是汪老，另一位是馬飛海先生，中國錢幣史的專家，曾任上海市出版局長，同樣也是一位儒雅博學之士。

　　時值“評職稱”(因評審、晉升職稱的活動在“文革”中中斷已久，故上世紀八十年代各科研機構、大學會集中一段時間來開展評審職稱的活動)，我被上海社會科學院列為晉升正教授的候選人，由王瑤、王元化、許杰、錢谷融諸師長作審評推薦人，經由三十多位知名學者組成的上海社會科學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審核通過。可是因為剛恢復“評職稱”不久，各級職稱都有名額限制，常有粥少僧多之嘆，而上海社會科學院有一千多名研究人員，資歷高的人多的是，可能在于“論資排輩”方面的原因，相對年輕者的晉升有所阻滯，于是我的晉升也擱淺了。當時東京大學已以A級待遇邀請我去訪問研究 (日本文部省學術振興會資助的邀請外國學者待遇分四等：A､專家；B､教授；C､副教授； D､助手〔講師或助教〕)，故我對晉升與否也不大措意，但汪老與王元化老師說了話 (具體說什么我也不清楚，是事后風聞的，大約是說評職稱主要看學問與能力，不要光考慮資歷之類)，隨即晉升問題解決了，于是我成了上海社會科學院最年輕的正教授。心情是頗為惶恐的，赴日前去汪老處辭行也心中惴惴，汪老說了些勉勵的話，然而正色說：“不要斤斤于浮名，最要緊的踏踏實實做學問！”這兩句箴言我一直橫亙在心，謹記篤行，未敢或忘！自忖天分不高，要想做點學問，惟有謹記汪老“踏踏實實做學問”的誨導。回顧自己治學歷程中，孜孜于第一手資料的占有，不囿于舊說，在《榛莽集──中國現代文學管窺錄》、《柘園草》、《魯學蠡測──魯迅與中國新文化》、《文轍初揆──中國近現代文學散策》、《中國小說史學史長編》、《拓荒者•墾殖者•刈獲者──許地山與香港新文化的萌蘗與勃興》、《晚清兒童文學鉤沉》等著作中，于學術史、近現代文學史、兒童文學史領域，如果說能不因襲陳言，在所掌控的豐富史料中發掘、引伸結論，填補了或一方面的學術空白，那就是在汪老箴言指導下的結果。

　　“為國家做點有益的事”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移居香港之后，我又在香港大學修讀了博士學位，加上原本持有內地的正教授資格，本想找一份教學或研究的工作，可是我的求職申請連續幾年都四處踫壁，有一位相熟的某大學中文系主任C教授對我說：“你怎么申請都是沒有用的，所有招聘名額早已內定好了。”原來如此，我終于明白了為什么我持有香港大學博士學位、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正教授的資格，卻申請一個大學講師職位而不得的原因了。

　　沮喪之余，回滬時難免到師長處發發牢騷，汪老安慰我說：“無論順境、逆境，能為國家做點有益的事就好。”并叮嚀我無論如何不要放棄自己的專業。稍后，我想申請澳門大學的教職請他幫忙時，他老人家在百忙中親筆寫了短箋給我，茲錄如次：

　　從經先生：

　　關于請王今翔轉馬萬祺先生的申請函，連同履歷及

　　其它推薦函件已全部寄出，據王今翔答要待了解情況后

　　告知。特奉聞并建議如方便可直接與王今翔連(聯)系，

　　我有消息即轉告。

　　汪道涵 1997. 12. 5 晨

　　馬萬祺先生是居于澳門的全國政協副主席，兼澳門大學的校董，是汪老的老朋友；王今翔先生則是汪老的老部下，時任澳門新華社副社長。

　　現在回想起來，自己連求職這樣的雞毛蒜皮小事都要去麻煩他老人家，實在于心不安。但汪老卻是出于對一個后輩的關愛與期冀，他希望我能從事本職工作而發揮才智吧。汪老愛才、憐才之心是廣袤無垠的，許多知識分子都受過他光熱的照拂。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居于一僅十二平方米的斗室，而且滿屋都是書，人連插足都難。汪老不知是聽元化師或是別人說起，即特批給我一套二居室的住房，位于萬人體育館對面的上海第一批的高層建筑中。當我安坐在帶有陽臺的小書房中讀書寫作的時候，感激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

　　“弘揚中國文化是讀書人

　　責無旁貸的本份”

　　九七回歸不久后，饒宗頤教授、李業廣律師、方心讓教授等發起成立中國文化研究院，不佞也忝陪末座。該院以研究與弘揚中國文化為宗旨，得到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的大力支持。研究院成立之后，理事會決定邀請汪老出任名譽院長。我致電汪老時，他老人家爽快地答應了，并對我說：“弘揚中國文化是讀書人責無旁貸的本份，這在香港尤其重要，我相信你們會大有作為！”并應我的請求題寫了院名，當我打開快遞寄來的郵件時，頓時感動得熱淚盈眶，原來他老人家為了便于我們處理，竟然超越我們的請求，一橫一豎寫了兩張大字，字體遒勁豐盈，不同凡響。如今汪老的題額就掛在研究院的大門口，并印在研究院同仁的名片及有關印刷品上，彷佛時刻惕勵我們牢記汪老的遺訓，將弘揚中國文化的工作持之以恒，做到最好。

　　《燦爛的中國文明》網站是中國文化研究院的第一項大型文化工程，擬采用信息科技手段來形象地再現中國文化的基本輪廓與發展規律。為了確保網站內容學術的權威性、知識的準確性和資料的豐富性，必須擁有一支高水平的學術顧問隊伍。為此我商請汪老擔任網站的首席學術顧問，他老人家一口就答應，并建議我應該請那些學者出任學術顧問。正因為汪老的號召力，許多全國第一流學者都參加到《燦爛的中國文明》學術顧問的行列，其中有季羨林、王元化、許嘉璐、潘吉星、羅哲文、馮其庸、金維諾、湯一介、袁行霈諸教授。

　　網站建成之后受到香港、內地乃至國際上的贊賞與好評，作為首席學術顧問的汪老也甚為欣慰。尤其是在聯合國首屆世界信息峰會上，《燦爛的中國文明》榮獲“世界最佳文化網站”大獎，在三百六十多國的八百零三個優秀網站中脫穎而出，得票最高，一舉奪得桂冠。當我趕赴日內瓦從“世界信息峰會大獎”董事會主席PETER BRUCK教授和奧地利國務卿手中接過獎狀后，第一時間打越洋電話給汪老報喜，他老人家連聲說：“好呀！好呀！從經，好好干！”……

　　汪老猶如一棵參天的大樹，我所知見的不過是一枝一葉，但僅就此也足可窺見汪老對知識分子的關切、愛護和尊重。這種關愛是出自內心的，既非官樣文章，亦非虛文客套；而且無分尊卑、長幼、畛域皆一視同仁。對于像我這樣名不見經傳的普通知識分子如此，對于名聞遐邇的大學者更是如此。如對饒宗頤教授十分推崇，我親耳聽他說：“饒教授是國寶級的大師，他那樣的修養和境界，今天的學者想達到，難了！”饒公要在上海開書畫展，命我請汪老蒞臨主禮，他即欣然前往，而且與饒公一見如故；饒公寫了一對楹聯要我赴滬奉呈汪老，他收到摩挲半日，非常高興。尊重知識，理解與體諒知識分子，應是執政為官者的固有品德，汪老樹立了值得仿效的圭臬。

　　哲人其萎，我在給汪雨的唁電中寫道：“痛失恩師，衷心如搗，哀痛莫名！二十余年雨露之恩，點點滴滴在心頭，他的溫煦，他的垂愛，他的誨導，他對一個普通知識分子的關切與扶植，使我深切領受到他仁心的寬厚與人格的魅力。”其實文字也難以表達我心中的悲慟，作為曾親炙汪老偉人風范與慈愛胸懷，以及親聆過他教誨的后輩，惟有終生謹記他的訓示，踏踏實實做好自己的“本份”，以慰他老人家在天之靈。(作者系香港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胡從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