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階梯式的科研方式是科學家必須遵循的，但由于種種原因，堅持耗時的研究范式讓這些科學家越來越處于劣勢

　　本刊記者/方玄昌 ☆宋海雷 高云杰

　　無獨有偶。幾乎與黃禹錫因為在關于克隆技術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論文中故意偽造數據而身敗名裂同一時間，法國整形外科醫生讓-密歇爾·杜伯納德博士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換臉手術”，在全球引起轟動——但現在他被很多外科醫生告上了法庭，他遭到起訴的罪名是他急于推進一項并不是很成熟而可能會給病人帶來巨大風險的手術。

　　盡管他們從事的工作是毫不相關的，然而這兩個人都是科學界的明星。和傳統的、在書齋中埋頭做學問的學者不同，黃禹錫和杜伯納德博士是頭戴光環的耀眼明星，他們從來不懼怕暴露在聚光燈下。杜伯納德是法國國會議員，黃禹錫的研究組則直接得到總統的特殊關照。當這樣的高姿態戰術幫助科學站上中心舞臺的時候，很多批評者說，他們從本質上歪曲了已經延續了幾個世紀的、保證科學研究質量的、但卻緩慢、枯燥的科學研究方法。

　　社會不應該只承認第一

　　馬里蘭大學的倫理學家阿迪爾·沙穆博士說：“在這兩個事件中，我認為科學家們太急于求成了，為求快而失敗。”

　　親自撤銷黃禹錫論文的《科學》雜志編輯唐納德·肯尼迪博士則認為，在富于進取心、把自己的研究領域視為第一這方面，在過去幾十年里，科學家們遠不如大學生。“他們頂著巨大的壓力，不得不多產以成為其領域中的頂級科學家。”

　　名望、科學獎金以及能帶來豐厚利潤的專利在等待著第一個完成他的人，第五個或第六個完成的人不會得到任何喝彩。“科學家像任何其他人一樣，希望得到社會的承認。”肯尼迪博士說。

　　當然，仍然有很多科學家在堅守著傳統的研究范式，其中有些人正準備通過自身努力攻克移植手術難關和完成干細胞研究。但是專家們認為，堅持耗時的研究范式讓他們近來處于劣勢。

　　在干細胞研究中，黃禹錫所在的韓國干細胞研究中心最大的的競爭者之一是英國的干細胞庫，后者成立已有兩年，是一個政府性的實驗室，位于倫敦附近。與韓國干細胞研究中心成立時(2005年秋天)大張旗鼓地宣傳不同，英國干細胞庫很少見諸媒體。

　　對于干細胞的創造和使用，英國干細胞庫有一套科學的、符合倫理的詳細規定和指導方針，基于這種規定，英國干細胞庫較之韓國干細胞研究中心的迅捷步伐，顯得行動較慢。

　　 “潛規則”逼人就范？

　　但黃禹錫的情況的確特殊：在2005年甚至2004年之前，他早就已經是功成名就的人物，他為什么還要做假？

　　一位韓國大學研究生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所說的一番話可以折射出一些原因。他不愿意透露他的姓名，這從他的話里面我們可以看出原因；同時，他還不敢過于明確地表達自己了解的全部內容。

　　“對于事件本身我并不覺得吃驚，這是情理之中的事。我只是覺得黃老師造假的程度確實有點大。”

　　“之所以不感到震驚，是因為韓國的體制和學術界的一些潛規則讓很多人感到危機四伏。從體制來說，整個韓國社會，對‘速度’過度追捧讓整個社會顯得很浮躁。對于大多受國家資助的自然科學研究項目，研究成果往往跟官員的政績掛鉤，官員希望在任期內看到成果，作為自己職位升遷的籌碼；研究者為了獲得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同時迫于政府官員的壓力，急于取得成果，所以‘造假’丑聞的出現并不讓人感到奇怪。”

　　“就學術界而言，在韓國，教師的地位非常高，尤其是知名的教授，跟總統交往密切，有的做了國會議員。自然科學領域的研究生，其未來的就業跟導師有著至關重要的關系。因此，研究生幾乎不敢提出跟導師相左的觀點，更不敢指責自己的導師。最重要的是，大多數導師，尤其是自然科學領域的導師，雖然給自己的研究生分配很重的任務，但給研究生的薪酬卻很低，這是他們敢怒不敢言的事情，也是學生抱怨最厲害的問題。”可以想見，這也是黃禹錫造假事件最終東窗事發的原因之一。

　　媒體責任：過分宣揚民族主義的危害

　　“人們已將媒體報道作為衡量科研價值的一種方式，他們并不在意科研成果是否真的擴展了我們的知識，而只是關心科研是否來自報紙。”《科學》雜志的執行編輯莫妮卡·布拉德福的這句話，得到很多科學家的認同，他一言中的，指出了國際社會中民眾普遍存在的一種不冷靜態度。

　　顯然，這種態度將反過來作用于科學家。而在韓國，媒體在衡量科研價值時更是加上了民族主義的尺度。

　　“韓國本地媒體有關科學新聞的報道過分強調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而不注重科學發現的重要性和對社會的影響……在本地主要電視網絡有關科學新聞的報道中，其中75.4%的內容是關于韓國人的發現。”這是韓國新聞基金會在1月12日發布的一份調查中所指出的。這些發現支持部分專家的觀點，即本地媒體所渲染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應對黃禹錫事件負部分責任。

　　基于收集和分析了2005年9月至11月間韓國三大電視媒體晚間的69個新聞節目， 韓國新聞基金會得出以上結論。根據該新聞基金會的調查，韓國約80%的科學新聞報道都集中于韓國研究人員的發現。在談到有外國科學家參與的發現中，只有兩個報道強調了他們的國籍。

　　48%的報道本地科學家的廣播節目只強調一個事實：這一成就是由韓國科學家第一次做出的，卻從不提及外國科學家在其中的重要貢獻。當基金會將這些報道與韓國三家日報的文章作比較時，他們發現，外國科學家與本地科學家的貢獻分別為57.3%與34.4%。在關于當地科學家的報道中，68%的新聞報道都在標題或開頭強調研究人員的愛國主義。

　　民族主義給有成就的科學家帶來榮譽的同時，也讓他們備感壓力。首爾大學公共關系負責人Chloe Cho也告訴本刊，假如黃不作假，并從此裹足不前，最直接的后果是科研基金減少。他的學術地位和社會聲譽短期內可能不會受到威脅，但必然面臨更多的來自社會過高期望值的壓力。

　　這種情況并不只發生在韓國。“在世界范圍內，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科研跟社會地位、經濟地位、政治地位關系越來越密切。在愛因斯坦時候，一個人做出成就，政府不會拿他當民族英雄，成就主要是在科學界得到論斷。做出成就就被看成民族英雄，這種做法委實不可取。”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研究所所長穆榮平研究員告訴本刊記者。

　　誰來監督頂級科學家？

　　1月10日，在韓國首爾國立大學黃禹錫事件調查委員會公布了最終的調查報告后，美國《科學》雜志總編輯唐納德·肯尼迪隨后也發表了一份聲明，宣布撤消黃禹錫等兩篇論文的計劃。聲明全文刊登在《科學》雜志電子版上。

　　在聲明中，唐納德·肯尼迪對當時這兩篇文章的審稿程序進行了反思。

　　“我們正在對這兩篇論文的編輯歷史和審稿過程進行系統的評估，以尋找改進這些程序和方法的途徑。但我在過去已經指出：即使我們在這一事件中采用了非同尋常的嚴格的同行評審，可能也難以發覺這起精心策劃的騙局。為了支持這樣的努力，我們正在邀請包括我們的評審編輯委員會和高級編輯委員會在內的外部專家的參與。”

　　“他們和我們都將考慮提供額外安全措施的可能性。這些措施包括：要求所有的作者詳細陳述他們在所遞交的研究工作中的具體作用、簽署同意研究結論的聲明等。我們正在改進審查被篡改圖片的措施，盡管這種措施在這起特別的案例中可能也難以發現存在的問題。”

　　“欺詐性研究是尤其令人煩惱的事件，因為它威脅建立在信任基礎之上的科學體制。幸運的是，這樣的案例是罕見的，但它傷害了我們所有的人。欺詐行為不可能通過科學出版程序而得到徹底的清除，科學的真實最終依賴于證實。”

　　誰也不可能杜絕類似的造假事件再度發生。

　　“對于提防剽竊，審稿人還有一定的把握；而在非數理科學領域的造假，審稿人幾乎是無可奈何的：因為他不可能去花費大量資金和時間來做重復實驗。”中國國家天文臺研究員李競如此認為。

　　“黃禹錫將為自己的道德約束不力付出慘重的代價。科學界整體的道德約束還是防備科學作假的最終力量，它畢竟還是有一定的震撼力的。” 穆榮平最后如此總結。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