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wù)經(jīng)書面授權(quán))

　　趙 煒：我的西花廳歲月

　　“趙煒，你要照顧好大姐……”一雙瘦得幾乎皮包骨頭的手從被子下伸出來，緊緊握住趙煒的手，1975年11月初的一天，趙煒陪鄧穎超去醫(yī)院探望剛剛作做完一次大手術(shù)的周恩來，已被病魔折磨得不足百斤的周恩來把心里最沉甸甸的囑托交給了趙煒。

　　趙煒清楚，周恩來在自己最后時刻做出的那番囑托意味著什么。從1955年至1976年總理去世，她為總理工作服務(wù)了21年;從1965年起她又任鄧穎超的秘書，直至1992年鄧穎超去世。有人說，只有近距離感受到的偉大才可稱其為真正的“偉大”——光環(huán)褪盡、還原為生活中的普通人后，他(她)所折射的人性光輝才是最震撼、最持久的一種力量。而趙煒眼中的周恩來，便正如此。

　　安寧而溫暖的西花廳

　　1955年1月，從部隊轉(zhuǎn)業(yè)到國務(wù)院機要處不久的趙煒，被調(diào)到中南海西花廳總理辦公室工作。她至今清晰記得第一次見總理夫婦的情景。“那天，周總理就像我們在報紙照片上常見的裝束——身著灰色中山裝，腳上一雙黑皮鞋。那是個陽光明媚的春日，鄧大姐穿的顯得有些多:一件帶花的薄呢子大衣，腳上是藍呢面棉鞋，頭上還包著一塊當時非常流行的花方巾。”身邊的衛(wèi)士向總理簡單介紹了趙煒的情況，握手之后總理問了趙煒幾個問題，“我的手心直冒汗，聲音也有些打顫”，周總理微笑著說:“不要緊張，我是總理，你是這里的工作人員，咱們都是同志。”

　　到西花廳，趙煒的第一個感受是那里很多人的工作時間和別人不一樣。周總理習(xí)慣夜里辦公，最早也要到凌晨二三點。據(jù)說以前中央曾請劉伯承給周恩來當參謀長，劉伯承聽后急忙說:“恩來熬夜的本事實在大，我可熬不過他，還是另請他人吧！”上午基本是周恩來的休息時間，秘書們的作息也跟他一致，所以西花廳的上午大多是靜悄悄的。

　　西花廳一天的繁忙是從總理起床時間為起點:先是忙著請示匯報的秘書們——五六十年代，周恩來總共有20多位秘書，負責聯(lián)系不同的部委，周恩來辦公桌左手下有一排標有秘書名字的電鈴按鈕，便于找這些秘書。“文革”后，這些秘書只剩下兩位;遇到急事，男秘書們干脆把總理堵在衛(wèi)生間里，所以也有工作人員們戲稱這里是“第二辦公室”。

　　“總理平時有兩件東西是從不離身的。一件是他的那只老手表，另一件是辦公室和保險柜這兩把鑰匙。”趙煒回憶。周恩來的辦公室有三把鑰匙，他自己一把，值班秘書一把，值班警衛(wèi)一把，連鄧穎超都不能“私自”進入他的辦公室。或許是早年革命生涯沿襲下來的習(xí)慣，周恩來的鑰匙幾乎24小時不離身，平時放在衣服口袋里，睡覺時就壓在枕頭底下，出國時才交給鄧穎超保管，“大姐把鑰匙放在信封里，為了避嫌，特意用釘書器把信封口釘上，等總理回來后再完璧歸趙。”

　　平時，周恩來都是親自取放保險柜里的東西，至于里面究竟放了些什么，鄧穎超也從不知曉。在總理身邊工作了21年的趙煒有過兩次打開保險柜的經(jīng)歷，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周恩來讓趙煒將里面存放的三個存折取出送交中國銀行保管，三個存折累計40萬元的存款是解放后國家給傅作義的補貼，“文革”一起，傅作義怕紅衛(wèi)兵抄家便在前一天晚上送到周恩來這里保管。第二次開這個保險柜時已是周總理去世，來清理遺物。“說實在的，這次打開保險柜很出乎我意外，因為里面根本沒有任何重要的東西。”總理是個保密意識很強又很細心的人，趙煒推測，他一定在住院時就把里面的重要東西作了安排。

　　“總理是個喜歡整潔的人，辦公完畢，他習(xí)慣自己把辦公桌上的文件收拾好，筆、墨、放大鏡等文具也都一一整理得清清爽爽，放到固定位置，臨走前再把椅子擺好。”在總理身邊呆了20多年，趙煒從未見過他的辦公室有過亂糟糟的情形。注重儀表的周恩來，即使在家也穿得整整齊齊，再熱的天，他也堅持穿襯衫，而且從不敞著領(lǐng)扣。

　　早期的西花廳留給大家的記憶都充滿了溫暖安寧。平時周恩來一天要工作十四五個小時，周圍工作人員總是想方設(shè)法讓他多一些休息和放松的時間。周恩來周六有時去中南海紫光閣跳舞，趙煒印象中的總理，舞跳得很棒，步子既輕柔又穩(wěn)健。有時周六他不外出，警衛(wèi)局服務(wù)處會過來放電影給大家看，租一個片子要15塊錢，就從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工資里扣。偶爾，他會和鄧穎超一起去首都劇場看一場人藝的演出，為了避免驚動觀眾，他們經(jīng)常在演出半小時后悄然入場，坐在觀眾席中，沒看完前再悄然離去，門票也自己掏錢來買。

　　趙煒回憶，那時候的周恩來也特別喜歡招待客人。不管是談工作還是開會的，趕上吃飯時，他總是熱情挽留:“別走了，一起吃個飯吧，今天我請客。”飯費從他的工資里出，他自己也不知道一個月究竟花多少剩多少。有一次，周恩來又照例留客人吃飯，鄧大姐在旁邊開他玩笑:“怎么老說是你請客啊？你一個月有多少錢啊？是吃我的，別以為是吃你的，不信咱們分開算算。”“是嗎？那就讓大姐請你們吃飯。”周恩來笑呵呵地說。從1964年起，周恩來與鄧穎超的工資開始分開支配，一個月下來，周總理的工資扣掉房錢、水電費和各種開銷后，果然沒剩多少。

　　革命夫妻的愛情傳奇

　　周恩來與鄧穎超的愛情故事因誕生于特定的歷史時期而烙上鮮明的革命色彩，放在今天來看，這份革命時期的愛情反而更具一份別致的韻味。

　　周恩來與鄧穎超相識于“五四”運動時期。當時，從日本留學(xué)歸國的周恩來，在天津?qū)W生界已很有名氣;而在北洋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xué)校讀書的鄧穎超，是“女界愛國同志會”的講演隊長，鄧穎超后來在文章中形容“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有趣的是，周恩來喜歡演話劇，而男生的學(xué)校沒有女生，所以他就扮演女生;而鄧穎超所在的學(xué)校沒有男生，她穿長袍馬褂、戴一個禮帽，扮演男新聞記者，周恩來還指導(dǎo)她們演話劇。不過鄧穎超一直相信那時的周恩來把她看成小妹妹——那一年，她只有15歲。

　　“我們不是一見傾心，更不是戀愛至上。”那時的鄧穎超也絲毫沒有將臺上的那個美男子與自己未來的革命伴侶劃上等號。一年后，周恩來作為197名赴法勤工儉學(xué)的留學(xué)生中的一員前往巴黎，鄧穎超則到北京師大附小當了教員。兩人鴻雁往來，但仍沒有往那一方面想。鄧穎超回憶說，“我知道他那時有一個女朋友，人長得比我漂亮。所以我根本就沒往那方面想。”1923年，鄧穎超突然收到周恩來從法國寄來的一張明信片，在這張印有李卜克內(nèi)西和盧森堡畫像的明信片上，周恩來寫道:“希望我們兩個人將來，也像他們兩個人一樣，一同上斷頭臺。”

　　1956年的一天，周恩來的侄女來訪，大家坐在客廳里聊天。侄女好奇地問起兩人當年的往事，周恩來坦誠相告:當年在法國的那個美麗的朋友，“對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覺得作為革命的終身伴侶她不合適”，在周恩來眼里“堅持革命”的小超便成了終身伴侶的最佳人選。1925年，他們在廣東結(jié)婚。

　　在世俗的眼光里，鄧穎超的外貌似乎與有四大美男子之一的周恩來有些差距，“鄧大姐經(jīng)常說:‘我們也沒有計較誰的長相，恩來長得比我漂亮，我長得并不漂亮。’”他們結(jié)婚后一直沒時間談到過當年相識的事情，直到解放后十幾年了，有一次閑聊，周恩來突然說:“還記得當年在天津開大會嗎？你第一個登臺發(fā)言，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雙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跟趙煒說到這兒，鄧穎超開心地跟自己開了一個玩笑，“現(xiàn)在我老了，和年輕時不一樣，眼睛也變小了。”

　　鄧穎超后來說，她“理解恩來”，“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輩子從事革命工作，能經(jīng)受得住革命的艱難險阻和驚濤駭浪的伴侶”。從這一點上講，為革命而挑選伴侶的周恩來被證明是有眼光的。鄧穎超在懷念周恩來的文章中說，即便兩人在通信中明確了戀愛關(guān)系后，“我們定約后的通信，還是以革命的活動、彼此的學(xué)習(xí)、革命的道理、今后的事業(yè)為主要內(nèi)容，找不出我愛你、你愛我的字眼”。

　　鄧穎超后來看過一部《南昌起義》的話劇，其中一情節(jié)是起義前一夜，鄧穎超將周恩來送下樓去，又往兜里裝照片，情意綿綿。鄧穎超看罷立即向編劇提意見，“當年他吃完飯自己拿著東西就走了，只告訴我到九江，干什么、什么時間回來，我一概不知，也不問，這是紀律”。告別之前，周恩來緊緊握著鄧穎超的手，沒再說一句話，因為每一次的生離都可能意味著死別。起義后，國民黨報紙紛紛刊載了這一消息，鄧穎超看了報紙后才知道丈夫做了什么。

　　“記得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時，總理跟接觸原子彈的人說:你們跟任何人都不要講，鄧穎超是中央委員，我都沒讓她知道。爆炸前一天，我在總理值班室，除了我們辦公室的經(jīng)手人知道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在周恩來去世后，很多人見了鄧大姐講一些事情，鄧大為詫異，“喲，這件事情我還不知道！”對方也很奇怪:鄧大姐，你怎么還不知道？“這種情況，外人奇怪，我們不奇怪。”趙煒說。

　　開國總理的家庭

　　閑暇時，鄧穎超總愛和趙煒講起她的那一雙孩子。“她常念叨那句老話:一兒一女一枝花，無兒無女賽仙家。她說，趙煒，你看你，一兒一女多好啊！”趙煒寬慰她:“大姐，您不是賽仙家嗎？”鄧穎超笑笑說:“仙家虛無縹緲，還是一枝花實在。”

　　“我們當年也曾有過兩個孩子，如果都活著比你還大呢！”一次閑聊時鄧穎超跟趙煒提起了孩子這個話題。1925年結(jié)婚后不久，鄧大姐發(fā)現(xiàn)自己懷孕了，她當時是何香凝的秘書，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所以自己跑到街上買了一些中成藥，想把孩子偷偷打掉，結(jié)果一個人痛得在床上直打滾。周恩來知道此事后，發(fā)了很大的火，說“你的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孩子不是你一個人的，是我們兩個人的后代，你應(yīng)該跟我商量，這是我們兩個的大事，你為什么不跟我商量？”鄧穎超告訴趙煒，她是第一次看到周總理發(fā)那么大的火，“現(xiàn)在想起來，我那時也是太輕率太幼稚了”。

　　沒多久，鄧穎超又懷上了第二個孩子，預(yù)產(chǎn)期在1927年3月，之前周恩來已赴上海工作，鄧穎超的母親來廣州陪她分娩。3月21日鄧穎超生產(chǎn)，但因為胎兒過大又是難產(chǎn)，最后醫(yī)生動用了產(chǎn)鉗把孩子夾了出來，嬰兒的頭顱受了傷，剛生下來就夭折了。“那是一個男孩兒，如果活著比你還大幾歲呢！”鄧穎超拍著趙煒的肩膀說。

　　本想在醫(yī)院多休養(yǎng)幾天的鄧穎超，卻又因為“四一二”政變、國共兩黨關(guān)系的分裂而必須逃離廣州。在這家德國人開的醫(yī)院里，一個信基督的醫(yī)生把她藏在院后的一個地方，每天都鎖上門，由護士來送飯。最后他們把鄧大姐化裝成他們的護士，與母親一起先到了香港，然后輾轉(zhuǎn)到上海。因為產(chǎn)后過于疲勞，鄧穎超此后再沒有懷上過孩子。

　　但鄧穎超的內(nèi)心仍有做母親的渴望。解放后，鄧穎超曾化名到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請著名的婦科大夫林巧稚做過一次檢查，當時沒有認出總理夫人的林巧稚認為她不太可能再懷孕。在得知鄧穎超的真實身份后，林巧稚曾動員她做一次輸卵管疏通，以增加生育可能，但鄧穎超最終還是放棄了。

　　當年趙煒在有一個12歲的兒子之后發(fā)現(xiàn)自己又懷孕時，曾想堅決地打掉。得知趙煒的想法，鄧穎超先是委婉勸了幾次，讓趙煒把孩子生下來;見趙煒仍在猶猶豫豫，她最后竟有點“急”了。鄧穎超后來對趙煒的女兒格外喜歡，不但給她取了名字，還總是不忘告訴這個幸運的小生命:“你的命是我保下來的！”她特別愿意聽孩子甜甜地喊她一聲“奶奶”。

　　“雖然沒孩子，但我跟她接觸幾十年，沒感到她不幸福。”趙煒說。身邊的工作人員知道他們喜歡孩子，也經(jīng)常帶孩子過來和老兩口玩。周恩來和鄧穎超也把父母般的愛，給了烈士后代，這是廣為人知的事情。曾經(jīng)有文章說他們兩人養(yǎng)育了十個烈士子弟，這十個孩子是誰，趙煒沒考證也沒問過鄧穎超。但以她在西花廳的經(jīng)歷，“一直和總理、鄧大姐保持非同尋常聯(lián)系的只有兩人，一個是孫維世，一個是李湄(注:李少石烈士之女)”。

　　沒有孩子，使得原本就陷于繁忙公務(wù)的總理家庭又少了幾分普通人家的生活氣息。“‘文革’之前，兩個人還經(jīng)常一起出去看戲、散步，大姐和總理偶爾也會浪漫一下:有一次總理回來，大姐給了他一個擁抱，我們大家都在一旁看著笑。”這樣的氣氛在“文革”之后蕩然無存。兩人交流的內(nèi)容也越來越多地被工作占據(jù)，幾乎沒有任何私密性。這個家，其實更像是一個辦公室。

　　60年代末一個夏天的晚上，一個護士突然發(fā)現(xiàn)鄧穎超一動不動，沒有反應(yīng)，急得大喊“大姐、大姐”，碰巧在家里的周恩來一聽，連忙趕了過來:“小超，小超啊！你怎么了？快醒醒！”——平素在家，周恩來從不親昵地喊“小超”，而是跟著大家一起稱呼“大姐”。后來得知，靠安眠藥睡覺的鄧穎超在那天服藥后，藥性突然發(fā)作陷入睡眠狀態(tài)，雖然虛驚一場，但周恩來那種本能爆發(fā)的焦慮和急切給趙煒留下深刻印象。“總理和大姐的感情非常深，但那時國家處在那樣一種狀態(tài)，總理只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大姐也理解他的付出。他們真的是為了這個國家，犧牲了孩子，犧牲了家庭。”

　　非常歲月

　　細心觀察，周恩來五六十年代的照片多為滿含笑意、意氣風發(fā)之態(tài);而在最后十年，留下的幾乎都是面色冷峻、飽含憂慮的形象。“文革”一起，“西花廳”也改成了革命色彩濃厚的“向陽廳”，原本洋溢著的溫暖氣息也一下蕩然無存。

　　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文革”一起，周恩來夫婦首先自己制定了“三不”政策:不接見，不通電話，不來往。原來往來的老友、烈士子女，甚至周恩來自己的侄輩，一下子都從周恩來的生活里隱去了。

　　“總理經(jīng)過這么多年的革命鍛煉，你從他的表情和言談根本感覺不出他內(nèi)心的波動。”趙煒說，雖然外面的局勢一天比一天壓抑，但在西花廳內(nèi)部，她很少聽到周恩來談?wù)撌裁础｀嚪f超只是一再提醒身邊的工作人員說話要特別謹慎，不給總理惹事。“江青來，總理都不讓我們出來，生怕她一下看誰不順眼，慘了。”

　　趙煒說，在“文革”之前，大家就對江青這位“第一夫人”敬而遠之，一次江青看上了周恩來身邊的一個護士長，一聽要調(diào)自己過去，護士不情愿地哭起來。到了“江辦”，一位同志看到她在哭，特地叮囑:“別哭，趕緊把臉洗洗，一定要用涼水洗！”護士也只能言聽計從。和江青一握手，江青大呼:“你的手怎么這么涼！”馬上把護士退回周辦。現(xiàn)在想起來，趙煒揣測一定是江青身邊那位善良的同志是用自己的方式保護了她。在那樣的年月，這樣的細節(jié)總讓人感覺格外溫暖。

　　1967年1月12日，鄧穎超悄悄告訴趙煒，賀龍一家住了進來，就在前客廳，希望大家不要打擾他們夫婦。“文革”一起，賀龍夫婦就成了造反派的攻擊對象，不堪忍受的賀龍在一天之前偕夫人薛明、兒子賀鵬飛偷偷搬進了周恩來這里。因為事關(guān)重大，鄧穎超此前都對此事一無所知。“住進西花廳后，賀老總幾乎沒出來過，周總理安排專人給他們送飯。我們工作人員也心照不宣地不提賀老總的事。”9天以后，賀龍夫婦搬出了西花廳，幾個月后，賀龍被迫害致死。周恩來對這位在南昌起義時就結(jié)識的革命戰(zhàn)友一直懷有內(nèi)疚之情。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來著手做的一件事就是尋找薛明。1974年底，在賀龍追悼會上，周恩來一進門就大聲對薛明說:“薛明，薛明，我沒保護好他啊！”說罷，76歲的周恩來老淚長流。

　　20年后，趙煒在整理周恩來遺物時，發(fā)現(xiàn)了周恩來親筆改的悼詞，“在這份文件上，我看到最初定的是在賀龍追悼會上行三鞠躬，但在追悼會時，周總理卻向賀龍鞠了七個躬。總理為什么這樣做，我們當時沒有問，現(xiàn)在也成了一個永遠的謎”。

　　1971年9月12日，誰也沒有感覺出來第二天將要發(fā)生一場震驚世界的“叛逃事件”。下午5點準備離家去大會堂開會的總理顯得精神充足。出門時鄧穎超提醒他別忘了吃藥，周恩來含笑答應(yīng):“你放心吧！”這天晚上，周恩來沒有回家，工作人員奇怪，鄧穎超也奇怪，“連續(xù)20多個小時不回來也沒有一點信息的情況還比較少見”。第二天下午，值班人員突然接到廣州軍區(qū)司令員丁盛的一個電話，語氣鄭重地說:“請轉(zhuǎn)告總理，我們忠于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聽周總理的，周總理怎么說我們就怎么辦，我們已經(jīng)按周總理的指示去辦了！”值班人員聽得一頭霧水。

　　9月14日下午，主管警衛(wèi)的楊德中受周恩來之托，來到西花廳找鄧穎超交待一些事情。“楊德中走后，鄧大姐馬上交待我，讓警衛(wèi)把大門關(guān)上，只有總理回來才可以開，其他任何人都走小門。她還讓我告訴大家提高警惕，以防萬一。”趙煒回憶，跟了大姐那么多年，那天她的狀態(tài)也很少見:既不怎么跟大家說話，也沒有踏踏實實地吃飯休息，總是坐在椅子上，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

　　15日下午 16點多，當周恩來在門口出現(xiàn)時，一直在等他的鄧穎超一見面就心痛地說:“老伴呀，我看你的兩條腿都抬不起來了。”已經(jīng)50多個小時沒有休息的周恩來掩飾不住的疲憊，老兩口進了總理辦公室談了一會話，“我聽到大姐勸總理好好睡一覺，而總理居然不比往常，痛痛快快地答應(yīng)了。這在我的印象中是不多見的。”趙煒回憶。

　　訣別

　　1975年10月的一天，鄧穎超找到幾位秘書:“組織決定通知你們四位秘書，應(yīng)該讓你們知道總理得的是什么病，醫(yī)生估計，這個病在別人身上可能會活得長一些，但在他身上，可能熬不過1976年的春節(jié)。”這是趙煒第一次確切地知道了總理得了癌癥。“當時一聽到這個消息，腦子一下懵了。大家都哭了，但又不敢當著鄧大姐的面哭得太厲害。”其實那時候周恩來已經(jīng)被病痛折磨好久了——1972年5月，周恩來在做常規(guī)體檢時被確診患有膀胱癌。1973年3月在玉泉山接受了第一次治療，1974年6月住進305醫(yī)院后，直到去世前，他先后經(jīng)歷了大小手術(shù)14次，幾乎40天就要做一次，除了原有的膀胱癌，結(jié)腸癌也趁機襲來。

　　11月，剛剛經(jīng)歷了一場大手術(shù)的周恩來點名讓趙煒陪鄧穎超到醫(yī)院。跟鄧穎超進了病房，周恩來從被子里伸出手:“趙煒，咱倆握握手吧！”趙煒趕緊說自己手涼，不用握了;但周恩來卻很堅持地說，“要握”。趙煒伸過手去，周恩來輕輕地說了一句:“你要照顧好大姐。”

　　此后每天，趙煒都要陪鄧穎超到醫(yī)院看望周恩來，也給他念文件。一次，周總理讓工作人員打電話說讓鄧穎超去時把《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片兒帶去。歌片兒送到了醫(yī)院，周總理很認真地看了幾遍，還輕輕哼唱起來。十幾天后，周恩來的精神好像還不錯，他讓鄧穎超坐到病床邊，對她說:“我昨天的情況你可以去問吳院長(吳階平)，還有熊老(上海來的醫(yī)學(xué)專家)。不要責怪任何人，要感謝他們，要感謝大家。”接著，周總理一字一句地念道:“團結(jié)起來，爭取更大勝利。”說這話時，他的兩手緊緊地握成了拳頭。“團結(jié)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xiàn)”，重病中的周總理突然張開嘴唱起了《國際歌》，雖然只有短短的兩句，卻也讓在場的人都感動不已。唱完歌，周總理向在場的服務(wù)人員一一表示感謝，最后，他面向鄧大姐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一切都拜托你了。”

　　“11月15日下午，他讓我拿來筆紙，寫下了‘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黨、忠于人民的，雖然我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但我決不會當投降派’的字條，由鄧大姐代他簽上了名字和日期。”不難想象，一向處事周全的周恩來其實已經(jīng)在有意識安排著自己的最后時光，而這幾句話，成了他心頭久久放不下的心事。趙煒回憶，早在1975年9月20日做第四次手術(shù)之前，他就對鄧穎超說了這句話。“手術(shù)前，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張春橋、汪東興等人都去了，鄧大姐就把總理說的話轉(zhuǎn)告給他們，同時還請汪東興回去以后向毛主席報告。話雖然說了，但沒有落實到文字上，周總理不放心，因此就又在11月15日那天專門寫了一個條子。”

　　因為病重，周總理往日洪亮的聲音已變得十分微弱，有一天，周總理突然對鄧穎超說:“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話沒給你講。”鄧穎超看看他也說:“我也有很多的話沒給你講。”兩人只是心有靈犀地深情對視著，最后還是鄧大姐說:“只好都帶走嘛！”周恩來沉默無言。

　　“1976年1月8日早上一上班，我打電話告訴醫(yī)院值班人員，說8點半鄧大姐吃早飯，上午先不去了，下午再去，然后問情況如何，對方告之還可以。但半個小時后，值班人員打電話來，語氣一連串的急促:‘趙煒，快來快來！不好了，不好了！’”

　　趙煒一下子明白，最后的時刻已經(jīng)到了。這時鄧穎超正在刷牙，問趙煒怎么了。趙煒努力平靜地說:小高(高振普)打電話，要馬上到醫(yī)院去。鄧穎超似乎并沒有意識到這一次的危急，因為之前也有過數(shù)次被緊急叫去的經(jīng)歷。但趙煒想，該給鄧大姐一點預(yù)示，在車上她告訴鄧穎超:“剛才打電話來，說情況不好。”鄧穎超一下子就明白了，下汽車快步向病房走去。兩人一推開病房的門，登時傻了眼:醫(yī)護人員、工作人員都站在旁邊哭。來遲了！沒來得及跟丈夫作最后告別的鄧穎超一下子倒在周恩來身上，邊哭邊喊:“恩來！恩來！”

　　醫(yī)生仍在搶救。9點57分，監(jiān)視器上劃出一條直線，總理走了。病房里原本隱忍的哭聲頓時成了一片號啕，鄧穎超哆嗦著雙手摸著周恩來的面頰，輕輕地吻了一下他的額頭，無限哀傷地哭著:“恩來，你走了……”趙煒說，值班的同事告訴她，在去世前一天，周恩來在鄧穎超走后一直顯得心神不定，眼睛來回看，好像在找什么，問他有什么事，他也不說，只是搖搖頭;讓他休息，他也不閉眼。當時大家都感到有些奇怪。現(xiàn)在想起來，總理那天四處看來看去，一定是在找大姐，大家有些后悔當時沒有把她喊過去，讓這一對經(jīng)歷了風風雨雨的革命伴侶見上最后一面。

　　“十里長街送總理的時候，我們沒想到，一點也沒想到會有那么多人！”一直陪伴在鄧穎超周圍的趙煒一想起那天的場景，仍心緒難平:“那天剛出北京醫(yī)院，就看到外面已經(jīng)有人聚集，再一拐到王府井南口往西，北京飯店的位置，一看外邊怎么那么多人，里三層外三層，因為我和大姐坐的車是用紗簾擋著的，我就扒開窗簾，說，大姐你看，外面人特多！”或許是不愿看到群眾在寒風中受凍，鄧穎超一再催促前面開路的警車快走。但當時也沒通訊工具，所以這一段路，整整走了一個多小時，也成了最撼動人心的歷史一幕。

　　周恩來生前表示過死后不保留骨灰，鄧穎超完成了總理的遺愿后，把這個骨灰盒保存了下來，她告訴趙煒，待她死后，也要用這個骨灰盒。以后每年立秋，趙煒都拿出來晾曬一下。有一年正好被鄧穎超看到，“她說，這個骨灰盒你們保存得不錯。我死后就要用這個骨灰盒。今天你們好幾個人在這兒聽著，趙煒要是不同意，你們也要提醒她。我問她，你是不是要和總理合葬？她說沒這個意思，就是怕造成不必要的浪費”。

　　1992年，遵照鄧穎超之愿，趙煒用這個骨灰盒捧回了鄧大姐的骨灰，并把骨灰撒進了海河。趙煒把周恩來與鄧穎超在1970年的最后一張合影縮小，放在骨灰盒上，保存在天津的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里。

　　(文／李菁　摘自《三聯(lián)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