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余年來，上海市捐出自己遺體的市民不足4000人。上海市全年死亡人數約10萬人左右，每年卻只有300人志愿捐獻遺體，百分比僅千分之三。由于器官供體的嚴重不足，導致一些可以挽救的生命提前結束。目前，遺體來源的稀缺已成為器官移植的最大“瓶頸”。

　　由于中國尚未形成統一的遺體捐獻法規，遺體捐贈雙方的權利和義務難以界定。同時，缺乏法律規范也使不少志愿捐獻者心存顧慮，擔心遺體捐獻后不能真正用于醫療教學、病理解剖和器官移植。

　　2001年3月1日，《上海市遺體捐獻條例》出臺，這是我國第一部關于遺體捐獻的法規。這一天被確立為上海市的遺體捐獻紀念日。5年來，上海市遺體捐贈者的數量和登記注冊的志愿者人數在全國均名列前茅，此舉在海內外產生了良好的反響。

　　上海的遺體捐獻始于1981年，當年捐獻遺體的僅有兩人。設立上海遺體捐獻紀念日以來，上海的遺體捐獻已經走在全國前列。據了解，目前全國登記在冊的遺體捐獻志愿者共四萬人左右，上海約占三分之二。

　　然而，在全國和上海的遺體捐獻登記者中，真正捐出遺體的比例卻較小，約占登記者的15%左右。20余年來，上海市捐出自己遺體的市民不足4000人。上海市全年死亡人數約10萬人左右，每年卻只有300人志愿捐獻遺體，百分比僅千分之三。

　　繼上海市出臺遺體捐獻法規之后，我國各地陸續有類似的法規出臺。但尚未出臺全國性的遺體捐獻法規。有關專家認為，目前，我國的遺體捐獻尚未走出倫理、法律等因素的制約，遺體來源的稀缺已成為器官移植的最大“瓶頸”。

　　由于我國尚未形成統一的遺體捐獻法規，遺體捐贈雙方的權利和義務難以界定。同時，缺乏法律規范也使不少志愿捐獻者心存顧慮，擔心遺體捐獻后不能真正用于醫療教學、病理解剖和器官移植。不少志愿者表示，等遺體捐獻有了全國統一的法規再報名捐獻。

　　由于缺乏法律的約束，各地已經簽了捐獻協議的志愿者在去世后也因為其直系親屬的反悔而未能踐約。而從法律上看，如果有患者起訴志愿者，則基本不可能勝訴，因為這是一種捐獻行為，不是以贏利為目的的承諾。

　　由于器官供體的嚴重不足，導致一些可以挽救的生命提前結束。據中華醫學會不完全統計：我國大約有150萬尿毒癥患者，但每年只能做4000至5000例腎移植；3000萬晚期肝病患者，卻只有3000位患者接受肝移植；我國有400萬白血病患者在等待骨髓移植，而全國骨髓庫的資料才3萬多份；500萬盲人中有近3萬需要做角膜移植，每年只有1200人成為幸運兒，絕大多數患者因等不到器官而死亡或喪失功能。

　　尤為可惜的是，即使有志愿者愿意捐獻遺體或器官，也因為技術等方面的原因而未能成功。據了解，器官移植對器官的要求很高：眼角膜必須在死亡后數小時之內取出；其他器官如心、肝、腎等，更要在死者腦死亡、其他器官還未死亡之時就提取。然而，捐獻者在填了表格后往往與醫療單位失去了聯系，而全國又沒有相應的數據聯網。如果遇到突發事件身亡，醫生根本無法知道死者是不是志愿者。等到搞清楚，器官已經失去功能。

　　據了解，世界上已經有不少國家頒布了《器官移植法》、《器官捐獻法》、《腦死亡法》、《器官移植倫理指南》等一系列法規，捐獻遺體和器官成為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志愿者一旦發生意外，如車禍等，他的器官會立即被采用，當即可挽救一個人或多個人的生命。如前蘇聯1937年立法規定：不用死者家屬同意，就可提取遺體的眼球；英國國會1952年通過的器官移植法規定，只要死者或家屬事前不反對，醫生就可以提取器官；在美國，公民考駕照時被問及“是否愿意捐贈器官”，如果愿意，想捐部分還是全捐。本人的回答會印在駕照背面。一旦發生車禍身亡，醫生可以根據本人遺愿，在瞬間提取器官，用來挽救其他人的生命。1997年8月31日，英國王妃戴安娜彌留時作出了捐獻器官的決定，她的肺、肝、腎、胰、眼角膜和部分皮膚成功地移植給法國、比利時、英格蘭、芬蘭等國家的8名病人。此舉被國際輿論傳為美談。

　　令人欣慰的是，器官移植及其法規化已經引起我國政府的高度重視。前不久，衛生部制定了《人體器官移植技術臨床應用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就器官來源合法化、移植手術規范化等問題提出了法規化、程序化的意見。這對我國的器官移植必然會起到積極的推進作用。有專家表示，器官移植還牽涉到一系列法規的制訂，比如腦死亡的立法。據了解，《中國腦死亡診斷標準》草案已經擬訂，正在征求各界意見，器官捐獻與移植的相關法規文件也正在制訂之中。

　　【來源：文匯報；作者：萬潤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