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如果缺少更根本的制度變革，目前的“三農”政策，仍然可能只是一個良好愿望促成的專門政策傾向，而沒有成為全部經濟社會政策的核心

　　假如從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中第一次出現“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算起，“新農村”在改革開放后的中央文件里至少已經出現過五次。

　　2005年10月8日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再次被提出，并明確地指出了其內涵：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

　　它意味著中國一個新時代的到來，這一時代的特征，被精煉地表述為：以工補農、以城帶鄉。

　　予取之間

　　衡量這一時代到來的指標，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目前我國已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由農業轉變為非農產業，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非農產業。根據國際經驗，這時采取相應措施，以工業反哺農業，是帶有普遍性的現象。

　　這意味著，在我國實行了長達50多年的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的傾斜政策之后，面對農業農村經濟的日益萎縮和蕭條，政府開始清還當初為發展工業與城市而向農村借的“貸款”了。據經濟學界測算，1979年以前的29年，農業部門為國家工業化提供的資金約4500億元。

　　近期內的一系列措施讓人目不暇接：

　　2005年12月28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明確地提出“三高”：國家財政支農資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國債和預算內資金用于農村建設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的資金要高于上年。就在會議閉幕當天，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廢止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這意味著從2006年1月1日起，中國農民徹底告別了繳納農業稅的歷史。

　　中國農民將更多地分享到改革發展成果的信號開始迅速傳遞——2005年12月26日，全國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工作會議召開，國務院明確表示：未來政府將把農村義務教育納入公共財政保障范圍，率先在全國農村實現免費義務教育。

　　一個讓各界關注的問題是：中央到底會為新農村建設從財政里掏出多少錢來？

　　財政部已經透露的消息是，目前已安排2006年支持“三農”資金3226億元。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謝揚對記者表示，如果加上用于農村合作醫療、職業教育等方面的配套支出，2006年中央財政支農資金突破了4000億元。“這是前年中央財政支農轉移支付資金的兩倍。”

　　4000億的投入，在國家財政3萬億的支出里，相較于農村人口所占的比例、農業和農村經濟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份額，這一總量無疑還是顯得太小了。

　　目前，占全國總人口近60%的農村居民僅享用了20%左右的醫療衛生資源；農村中學生是城市中學生的4倍，而享受到的國家中學教育經費僅占38%。“加大投入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當務之急。”這成為所有專家的共識。

　　國家發改委地區司官員趙增表示，城市向農村表現出土地、資金、補貼、農產品增值的4大“抽水”功能，導致農村發展落后，農民增收緩慢。他舉例說，2003年全國6700多個開發區，平均每個縣有3個開發區，將農民最好的地拿走。在農業產業化方面，農產品增值被城市拿走。中央對農村的各種補貼也被層層分流，到基層的很少。再就是國有銀行的金融“抽水”。

　　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湯敏的計算是，與財政的百億級的增加投入相比，農村資金正以千億級的速度，通過金融機構向城市、向沿海地區輸出。一般認為，1.2萬億的郵政儲蓄存款的三分之一是從縣以下的農村來的。郵政儲蓄只存不貸的機構性質使農民的存款都流到城市。而農村信用社則是通過多存少貸的方式，從農村抽出資金。農村信用合作社2005年11月存款余額3.2萬億，存貸差高達上萬億。盡管不同的估算方式得出不同的數字，農村每年的資金流出應該至少在3000億以上。而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國農村農民的全部純收入也僅為2.2萬億元。

　　中央財政上的“多予”，實際上并不能換來城市對農村的“少取”。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的計算是，即使是那些已經轉移到城市就業的農村勞動力，由于受到勞動力市場的歧視，每人每年比應得的收入平均少掙2284元。以2004年全國有1.03億名農村到城市的打工者計算，外出打工農民工每年因勞動力市場歧視而少掙2343億元，比同樣數量的轉移勞動力每年匯回農村家里的錢數1624億元還多出44%。

　　城市對農村、工業對農業的這一整體“吸血”局面，無疑將使得中央仍然有限的支農資金肩負著更為艱巨的任務。更緊迫的問題在于，這些資金是否能夠如領導人的善意，真正地落到農村，落到農民頭上，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呢？

　　沒有人能夠樂觀起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說，由于財政支農存在投入結構不合理等問題，一些調查發現，有的政府支農項目資金最終到農民手里時，只剩下實際投資的五分之一左右。

　　記者調查的情況是，由于新村鎮建設主要是硬件方面的東西，容易“看得見，摸得著”，效果立竿見影。在一些已經開始投入資金進行新農村建設的地方，基層干部更熱衷于新村鎮建設，甚至貪功冒進。這使得支農資金的效益大打折扣。

　　所以，逐步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層行政管理體制和覆蓋城鄉的公共財政制度，是全面推進農村綜合改革的前提條件。這就需要對目前的投資體制作進一步的調整。三農問題研究者李昌平提出，投資原則應該是：“一是要改進資源配置方式、途徑——將權力配置變為按法律配置；二是改變資源使用管理方式——由官權管理轉變為民權管理；三是要改變資源配置形式，由專項配置為主改變為常規配置為主。”

　　制度創新方為根本

　　當前中國的三農困局，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程漱蘭教授撰文認為，“無論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項目的組織實施，還是社會主義新農民的成長，癥結在農業、農民和農村與外部集團的‘關節點’。”

　　其間原因，溫鐵軍教授將之歸結于在發展主義思潮的影響下，以工業為主的城市天然具有汲取農村的傾向。

　　這既與現代化背景下小農本身的地位相關，也與一直以來的過度汲取、以及對鄉村自治發展破壞的結果。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崔曉黎研究員表示，我們破壞了中國傳統農村的“軟件”，硬是塞進去了自己的一套“軟件”，所以怎么樣都水土不服。譬如，傳統的鄉村實際上是開放型的，農民是可以自由流動的，所以可以“闖關東，走西口”，但是，建國后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所建立的一套“軟件”，實際上不僅形成了城鄉之間的藩籬，也使得村與村之間的流動都充滿阻礙。這就使得農村無法形成統一的完整的市場。被隔離的個體，想要自治，想要合作，都成為一種不可能的事。

　　“這種狀況不改變，這一輪的新農村建設很容易重蹈1992年鄉鎮企業發展時的覆轍。不遵循市場規律的大量投資，最后要么是做無用功，要么是再次形成銀行大量的呆壞賬。”崔說。而整個的新農村建設，也容易陷入口號。蔡說，“目前的‘三農’政策，仍然是一個良好愿望促成的專門政策傾向，而沒有成為全部經濟社會政策的核心。”

　　解決辦法，“三農”問題學者李昌平對記者表示，著力點在于，“建立農村自治制度體系和社區公共服務制度體系雛形，架起國家現代制度體系服務鄉村社會的橋梁；開放民間金融，讓民間組織的血管里流動血液，促進各類農民組織的良性發展。”

　　其中，農民在新農村建設中的主體地位是最為各位專家學者所強調的。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農村發展研究所于建嶸教授說，“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時，要以農民為本位，要建立農民的利益表達機制，這才是治標之本。”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何忠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