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研制原子彈關鍵的一步是在1957年夏天邁出的：在二機部下面成立了一個核武器局，對外稱九局，后來又改稱九院。出任局長的是原西藏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李覺少將。李覺說沒有想到中央竟讓自己參與研制原子彈的工程，實現中華民族的強國夢。用李覺將軍的話講，當時他是一無所有、一無所知。

　　55歲的王淦昌要離開17號工地時，竟拔下幾根白發，留在了這個研制原子彈起步的地方

　　隨著九局的組建，大批風華正茂的中青年科學家被調到這個研制原子彈的第一線。這些人里有“兩彈元勛”鄧稼先、著名物理學家王淦昌、著名空氣動力學家郭永懷。科學家們認為要讓原子彈爆炸，首先必須摸清原子彈的內爆規律，并掌握爆轟實驗技術。于是在北京古長城腳下的17號工地上，九局搞起了爆轟實驗。爆轟試驗隊的生活和工作場所很艱苦，就是一座碉堡、幾排簡易營房和十幾頂軍用帳篷。但試驗隊里年輕人那股忘我、拼命的勁頭兒真讓人感動。我不止一次地想：有這種不怕苦不怕累的工作精神，還有什么困難不能克服，還有什么難題不能解決？有這些愿為祖國爭光、為民族爭氣的年輕人，就一定能造出“爭氣彈”來。

　　爆轟實驗的炸藥是在軍用帳篷中攪拌的。帳篷內的通風不好，霧氣騰騰的炸藥粉塵充斥了室內每一寸空間，古怪難聞的氣味沖鼻而入，攪拌者還要快速地動著，這真是件苦差事。但越是苦差事，大家越爭著去做。為了避免爭執，大家索性輪流進去攪拌。領導這一試驗的王淦昌自然也堅持要做這項工作。看他那利索的運作和攪拌頻率，簡直不相信他已是50多歲的人。這種環境對身體當然是有害的。大家怕影響他的健康，總是勸他趕緊離開現場，有時甚至把他硬推出去。可一會兒不注意，他的身影又出現在云霧蒸騰的帳篷中。“你們就不要勸我了，我是不會離開的。我要和大家一起做。”王淦昌誠懇而又固執地說。聽著這話，看著決心已定的他，大家真的不知再說什么好，只有一個心思：拼命工作，爭取提前完成任務。就這樣，經過大家共同的努力，通過一次次的試驗改進，我們成功地進行了爆轟實驗，基本上掌握了內爆的規律和實驗技術。17號工地的日日夜夜為中國首枚核裝置的研制和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成功，作了組織、技術、物質、精神上的準備。隨著核武器研制的深入，17號

　　工地已不能適應發展的需要，需要換一個更大的試驗基地。爆轟試驗隊離開17號工地的那天，55歲的王淦昌竟拔下幾根白發，悄悄地放在古長城的石縫中，留作永久的紀念。這件事讓在場的每一個人深為感動。

　　沒有來自四面八方的奉獻與協作，原子彈是不可能這么快搞出來的

　　核工業部制定第一顆原子彈研制方針時，就明確為：主要技術以我為主，同時要積極考慮全國大力協同。實踐證明，這一方針完全正確。原子彈實際上是全國大力協同才研制成功的，是全國人民的成果。

　　爆轟試驗，“轟”的一響，那爆炸的速度、力度都要測試出來，這就需要高速照相機。那時也不能到國外去買，只好在國內到處去找，跑遍了北京、上海，問遍了科學院、大專院校的研究部門，可就是找不到，科學家們非常著急。沒有高速照相機，下面的實驗無法進行。我到處調查，到處求人，終于在炮兵部隊找到了。我去找邱創成司令員。邱司令員抗戰時就和我在一起，很支持我的工作，把高速相機給貢獻出來了。

　　制造原子彈的外殼，需要機械加工，三機部有這個能力。三機部部長孫志遠在西藏和談時是中央代表團成員之一，我們也熟悉，我就去找他。志遠很痛快。他要我提出要求，把任務交給其下屬工廠。工廠提出要經費，要增加設備。孫志遠回答得很干脆：錢他們沒有，設備你們自己想辦法，按他們的要求做好，一定要保證質量。結果工廠終于搞出來了，一分錢不用給。

　　還有一個設備，國內只有空軍才有。我去找劉亞樓司令。他批準了，但研究院不愿給，說：“既然司令員批了，我們共用吧，我們也很需要。”我說：“不行，我們有放射性污染。”他們只好給了。沒有來自四面八方的奉獻與協作，原子彈是不可能這么快搞出來的。

　　在那個經濟困難時期，科研人員們忍饑挨餓，但為了制造我國的原子彈，大家都在拼命！

　　1958年8月，我到青海金銀灘的時候，這里與北京和全國熱氣騰騰的火熱情景不同，顯得十分寧靜。我只帶了二三十人、3頂帳篷，開始了艱苦的創業歷程。這里平均海拔3200多米，年平均溫度為-0.4℃，高寒缺氧，自然條件十分惡劣。科技人員們過去從來沒有到過這樣的地方，受過這樣的苦。但他們卻用不到4年的時間在這里建成了我國第一個核武器研制基地。

　　我國的原子彈正式起步研制是1959年下半年。這個時期正是我國經濟困難時期。這種困難集中反應在一個方面是糧食、副食品的嚴重短缺。核武器研究院的廣大科技人員同樣也度過了忍饑挨餓、身體浮腫的艱苦歲月，但沒有一個人灰心喪氣、消極沉悶。為了制造我國的原子彈，大家都在拼命！

　　當時科研人員每天就餐后走出食堂都說還沒吃飽，但一回到研究室立刻開展工作，兩個多小時后，肚子提出抗議了，有的人拿醬油沖一杯湯，有的人挖一勺黃色古巴糖，沖一杯糖水，還有的人拿出伊拉克蜜棗，含到嘴里，“加餐后”立刻又埋頭科研工作，就這樣堅持到下班。在這里大家曾經有自我鼓勵和互相鼓勵：喝一杯醬油湯或糖水，應堅持工作一小時以上；吃一粒伊拉克蜜棗，應堅持工作一個半小時以上。

　　大家的努力換來了可喜的成果：1963年3月，科研人員完成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方案；12月24日，同步聚焦爆轟產生中子試驗成功；1964年1月14日，我國生產出第一批合格的濃縮鈾——鈾-235；1964年4月加工出第一套原子彈上用的核部件；1964年6月6日，在研制基地，爆炸試驗了一顆準原子彈，取得理想的效果。這些為下一步正式原子彈爆炸成功打下了基礎。

　　為了這一刻，一些人的生活曾是那樣艱辛、那樣忍耐、那樣奉獻、那樣悲壯

　　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甘肅酒泉的一座機密工廠里組裝完成。當時由王淦昌和我的副手吳際霖把這顆原子彈送到新疆的羅布泊實驗基地。這趟專列安全保衛工作非常嚴格，所用燃用煤100噸都經過仔細挑選檢查，不讓混入一丁點任何可能爆炸的雜質。各站檢查這趟火車的工人均發一把特殊的銅錘，以防敲擊檢查時產生火花。在甘肅到新疆的鐵路線上，所有火車都要為這趟列車讓路，橫越在線路上的所有高壓輸電線都切斷電力供應。在專列通過前，所有鐵路人員和安全人員已對所有可能發生的偶然事故進行多次演習。當火車通過甘肅、新疆兩省交界處的車站時，王淦昌說：“我和吳際霖被窗外的景象吸引住了：一行行鐵路干警和安全保衛人員在站臺筆直地站著，簡直像雕像一樣，守衛著鐵路線的安全。聽公安部領導說，他們已站了一夜。為了這顆原子彈，真是全民動員起來了。”

　　10月14日19時，這顆原子彈被小心翼翼地安裝在爆心的鐵塔頂端，等待著自己施展神威的時刻。

　　10月15日，爆炸前的最后一個夜晚，我是在鐵塔下度過的。當時我心情很激動，但更多的是擔心。那天晚上風很大，大風吹得鋼絲繩打到鐵塔當當當直響。這要是不安全可不行，我不放心，就又去鐵塔下，一看，喲，這油機的蓋布怎么變樣了，一塊大帆布下面鼓鼓囊囊的，推也推不動，不對呀！我一揭蓋布，老天爺，一個工人在底下！還戴著帽子，穿個皮夾克一樣的衣服。我說：“你怎么在這兒？怎么還不回去？”他說：“我不能回去。明天是我的班。今天晚上油機萬一出了事，明天我不能把產品送到塔上去，我這個責任可就大了。我不能去，得在這兒守著。”我一看也就不好說什么了，只好說：“好吧好吧，你要休息好，風太大，蓋好，別感冒了。”我同意這個工人不回去。他在油機旁守了一夜。第二天開油機卷揚機把我們和產品送到塔上。他是位老工人，叫王振祿。

　　10月16日下午3時，我國第一次將原子核裂變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獲得完全的成功。為了這一刻，一些人的生活曾是那樣艱辛、那樣忍耐、那樣奉獻、那樣悲壯。正是這些人那段難忘的人生歷程讓我們實現了強國之夢。(降邊嘉措整理)

　　(來源：中國國防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