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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代山西人，似乎需要從很深的歷史深淵里，去尋找那一束當初非常耀眼的晉商陽光

　　本刊記者/李徑宇

　　喬致庸吃力地伸出手，想幫地上掙扎著的小蟲子把身子翻過來，好不容易夠著了，他卻突然倒地而逝。長鏡頭掠過他89歲的年邁身體，從掛著紅燈籠的深宅大院里向上搖起來……此時，電視劇《喬家大院》所演繹的晉商故事隨著譚晶的一曲《遠情》而蒼涼收場。

　　主題歌據說是作曲家趙季平和詞作家易茗為譚晶量身打造的，里面加了一些山西音樂的元素。譚晶作為青年歌手，受到了山西老鄉的寵愛。

　　山西這個鄉土氣息濃重的內陸省，似乎需要不斷從小有名氣的老鄉和曾經光鮮的歷史那里尋找精神自豪感。當別人現實地奔往小康時，這里的人們卻一次又一次地懷舊，一次又一次翻祖宗的老底。這多少有點像阿Q的心態“我的祖上也闊過”。

　　包括《喬家大院》在內，這兩年反映晉商的文化事件層出不窮，晉商已不單純是商業之道，而更加趨向于一種社會文化景觀。透過此景觀，我們看到的是這個省在現實迷茫和發展沖動交織之下的商業虛火和文化自戀。

　　在實用主義者看來，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任何文化都是功利文化，一切都可以為我所用。晉商歷史和晉商文化之于當代山西，可能就是這樣。比如喬家大院占地8700平方米，由6個大院，19處小院構成，共有房屋313間。所謂“繁華風流地，富貴溫柔鄉”，自然少不了許多人間悲歡。它先是作為博物館形式存在的，其旅游景點的功用被彰顯出來，后來便被寫成小說、拍成電視劇，將大院里的人物藝術加工，平添了一些附麗，其目的當然一目了然。

　　在外省人眼里，現在的山西人似乎都是煤黑子，除此之外，由于晉商題材的文藝作品的集中放量，人們對山西人的記憶又打上了晉商烙印。煤老板是極少數的，晉商是過去時的，所以，絕大多數山西人的面孔實際上還是模糊不清的。

　　正如劇中喬致庸慨嘆自己“仿佛一束陽光，掉進了萬丈深淵”，新一代山西人，似乎需要從很深的歷史深淵里，去尋找那一束當初非常耀眼的晉商陽光。

　　晉商能給現代山西帶來什么？這個地方的人們已經在琢磨這個問題，于是，有人提出了“新晉商”的概念。可是，這里的新富們幾乎都與煤炭有關，煤炭是國家資源，由政府控制，不是純粹的商業，所以，開煤礦的人不能算是傳統意義上的晉商。其余如山西籍網絡新貴、百度老板李彥宏等，其事業實際上與山西沒有絲毫的關系。

　　山西人也早在幾年前就提出了“調整產業結構”，想大力發展商業，但這種想法似乎一直沒有得到國家的有力扶持。在國家優先發展東部和沿海城市后，又提出了“振興東北”“開發西部”“中原崛起”等區域傾斜政策，但這一切獨獨與山西無關。山西作為重工業省份，建國以來對國家做出了巨大的犧牲，但沒有得到應有的補償—現在的山西人經常這樣委屈地議論。這種委屈，實際上也形成了山西人的一種文化心態。

　　歷史上，山西是一個被儒家文化浸潤很深的地方，從《喬家大院》里的人物也可以看出來。農民知識分子喬致庸雖然是一介商人，但成天想著“天下”的事和皇帝的煩惱，秉持著道義和仁義，遵循誠信取財之道。可惜他生在了亂世，他的道德堅守，成了官員愚弄他的突破口。實際上，山西人似乎有著天然的道德情操和政治情結，比如在呂梁市屬下的孝義市和汾陽市，許多鄉間的公路、漂亮的學校、敬老院等都是這里的富人們捐助修建的。這也許是晉商文化的現代版本吧。

　　在《喬家大院》劇中，喬致庸借給皇帝那么多銀子，皇帝和太后卻一再愚弄他，認為它不過是一個商人而已。政府如何信任和尊重商人，如何與新晉商達成道德的默契，可能是今日山西需要營造的基本的商業氛圍。

　　只有在這種氛圍下，才不會出現對煤老板和其他商人的妖魔化，才不會出現商人們人人自危的心態。現在，山西商人已經不再像他們的祖宗一樣，很少在家鄉打造豪宅了，他們寧愿在北京花幾千萬買下“潘石屹們”的數套房子，放在那里，不住也不租，寧愿到青島等沿海城市買兩個別墅一年光顧一兩次。他們在山西賺了錢，卻沒有在山西消費，山西商業如何才能興盛？

　　今天，我們在看《喬家大院》時，已經不能簡單地把它看成是一個家庭的歷史，也不僅是一出三個人之間的感情戲，顯然，它被傾注了太多的社會意義。《喬家大院》里所表現的經商理論和管理方略，在今天的商業社會里，沒有多少可以照搬。它惟一帶給人們的也許是對先人的追憶，和對今天新晉商的道德和文化呼喚。(來源: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