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因：地方政府動力不足

　　過去曾經有一種說法認為，經濟適用房供不應求是因為開發商寧愿去建利潤非常可觀的高檔房，而不愿去建普通商品房和經濟適用房，尤其是經濟適用房，利潤最薄。北京京麗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銷售總監柯秀林對此給予了否定。

　　柯秀林所在的房地產公司是一家純外資公司。“我們公司在成都、無錫兩地都開發了類似經濟適用房的項目。”柯秀林說，“我認為制約經濟適用房最大的問題是土地方面的問題。”柯秀林表示，包括京麗公司在內，很多房地產公司其實是愿意去建經濟使用房的，但關鍵是拿不到項目。

　　3月7日，在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重慶代表團舉辦的新聞發布會上，重慶市有關方面負責同志在回答記者關于經濟適用房問題時說，經濟適用房建設不切實際全國普遍存在的問題，在重慶，具體來說，主要是受制于當地的地形地貌，重慶山多，開發建設經濟適用住房成本較高。

　　對于經濟適用房開發建設不足，嚴重短缺，全國普遍越來越少，甚至有的地方已經取消經濟適用房的原因，汪利娜認為另有隱情。

　　“建設經濟適用房的土地都是政府無償劃撥的，地方政府一個主要的經濟收入來源就是靠出賣土地，從2002年開始，中國推出土地招標拍賣掛牌制度以后，土地價格持續攀升，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如果拿出土地搞經濟適用房開發，沒有收益，而同樣拿出土地搞房地產開發卻可以獲得很高的收益。”汪利娜認為，利益驅動才是經濟適用房建得不夠，而且投資連續出現負增長，供應越來越少的真正原因。

　　“上海從1999年取消了經濟適用房，不能說上海做得不對。在國外，通常通過減免稅基等其他手段來彌補這方面的不足，這部分的需求也可以通過存量房來解決，但問題是，上海這幾年大量的拆遷導致了存量房急劇減少。”汪利娜說，此前上海出現房地產泡沫，與取消經濟適用房也有一定的聯系。

　　需要學習新加坡模式

　　包宗華認為，中國要解決當前住房領域的突出問題，必須要走新加坡曾經和正在走的路子。

　　“新加坡和中國一樣，都是屬于地少人多的國家。中國和美國、新加坡一樣實行的都是住房分類供應制度。”包宗華說，實行住房分類供應制度比較成功的國家中，發達國家的代表是美國，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是新加坡，中國和美國沒有可比性，新加坡和我們比較接近。

　　“中國現在面臨的房價上漲過快、結構不合理，中低收入者住房問題十分尖銳等房地產領域突出問題，在新加坡都得到了很好的解決。”包宗華介紹，自上世紀50年代，新加坡政府就決定介入住房問題，推行住房分類供應制度。

　　新加坡政府對占住戶總數3%的富人供應富人住宅，收取很高的土地出讓金，入住后收取高額物業稅；對占住戶總數80%的中低收入者供應由政府控制戶型和房價的組屋；對占住戶總數8.5%的困難戶供應經政府補貼、價格很低的、舊的、小面積的(60—70平方米)組屋；對占住戶總數8.5%的特困戶租給舊的、更小面積(42平方米左右)的組屋，每月十分低廉地收10幾新元房租。

　　包宗華說，過去美國和新加坡實行的都是住房任由市場自發調節的制度，之所以對住房進行“改制”，理由是：任由市場自發調節的制度很難解決好廣大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因此，它們決定“改制”，并鮮明地提出“政府介入住房問題”的思路，強調政府從“不管”到“要管”(主要是管中低收入者住房)，抓住對中低收入者住房給予適度社會保障這一理由，合理合法地加強對中低收入者住房的戶型、價格和供應對象的調控和管理，而且管得比較嚴格和到位，從而較好地解決了住房領域的諸多問題。

　　執行制度時抓“關鍵”和“核心”——也就是建足夠的小面積低價位的經濟適用住房，解決好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是新加坡的成功經驗。包宗華說，中國地少人多，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很低，更應以建設小戶型低造價住宅為主。(周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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