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2006年的第一天，北京雪后晴朗的上午，章含之在回憶30年前的往事。她一邊回憶，一邊表示，1976——是她最不想回憶的一年。因為那一年，對她來說，“非常沉重、非常壓抑”，“沒有任何歡樂可言，沒有任何輕松可言”，僅只意味著——“悲哀、壓力和災難”。

　　一張紙條改變命運

　　那一年沒有節日。“不記得新年怎么過的。大概也就是愁吧。年前已經開始批鄧，剛剛點燃的一線希望又熄滅了。總理已經病危，外交部老干部的命運難測，喬冠華最讓人擔心。以老喬一貫的脾氣性格，如果總理離去，沒有賞識了解他的上頭的人，是不會有什么好的。啊，接下來的事情……果然！我真的不想回憶了。”

　　章含之不想回憶的那一年，是她個人家庭、她個人家庭背后中國之命運，急劇變化的一年。1月周恩來去世、9月毛澤東去世、10月“四人幫”垮臺，而10月她的愛人、外交部長喬冠華因為“倒向四人幫”被貶斥。

　　1976年前后一連串的政治事件和人事變動之中，喬冠華與“四人幫”、與毛澤東、與華國鋒、與周恩來、與鄧小平的真實關系是什么；他與誰的利益更契合、與誰的立場更接近；他在哪一件事情上哪一個時段曾向哪一方傾斜；在堅持和搖擺之間，是出于灼灼信念還是無奈的自保；……還原30年前中國高層政治圈內秘密、復雜、微妙、朝夕變化的派系關系，就現在的圈外人來說，還有多重的“不可能”。

　　而當年圈里人——章含之，這位當年的外長夫人、中國最活躍的外交官之一，她當然一方面堅信丈夫的清白無辜，蒙冤遭陷(后來她曾為丈夫的冤屈尋找證據)；另一方面，30年時光流逝，洗滌憤懣，讓悲哀清澈，如今70歲的喬的未亡人，她說，她相信“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

　　命運的安排！按照章含之的回憶版本，這“命運的核心”是“一張條子”。1976年某日，華國鋒覲見毛主席。華談到批鄧工作，認為現在的一些做法不夠好，并談了一些新設想。于是當時已經口齒不清的毛寫了個字條，上面是：“你辦事，我放心。”華從毛主席那兒出來，碰見喬冠華，給喬看了條子。喬問什么意思，華就說了他請示批鄧并得到毛的允諾。喬表示理解，并沒放在心上。

　　“而后來，天下人都知道了這張條子——那成了毛讓華接他班的詔令了。而卻有一個人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條子不是那個意思，那你說——這個人，他能活嗎？”

　　章含之確信正是“條子”帶來了厄運，“至于其他，比如說老喬不批鄧、借刀殺人，后來又說老喬倒向‘四人幫’批鄧，那不過是說法而已。事情是同一個，可以有完全相反的解釋。”

　　什么都是政治

　　時世荒謬、命運難測。章含之說，在那個沒有一點安全感的年月，什么都是政治——沒有自己的時間，沒有自己的生活，甚至穿衣打扮都要小心謹慎，甚至女人愛美都要藏藏掖掖。

　　說到穿衣。是要說一說穿衣，說說30年前這位章美人的美，以及為了美的小小的努力。那是生活最基本的微小樂趣；那是壓抑慘淡的回憶里，明滅的惟一亮色——我們要請眼前這位老人，這位當年非常美麗的女人，說一說她是怎樣美的，怎樣突破丑的封鎖的。

　　“當時從事外事工作，每次出國前，都統一到紅都時裝店去做衣服。紅都不是一般人能去的，要么單位開介紹信，要么就是高干子弟。紅都是惟一可以挑料子的店。說是可以挑，其實也就那么幾種，藍的、黑的、咖啡的。樣式呢，就更沒什么了，甚至男的女的都沒什么區別。

　　“說到這個，還有個笑話呢。有一回，代表團去蘇聯訪問，開會出來穿大衣，吳桂賢(女)和姚文元穿錯了，竟然穿了對方衣服，到后來發現口袋里的東西不對。

　　“我呢，總想有點變化。我記得去聯合國開會那一年，我選了一塊沒人選的翠藍的料子，樣式上也動了點心思，比如，掐了點腰，方領子改成圓領子，最最過分的是，我還加了個可以拆卸下來的灰皮領，翠藍配灰，很好看……

　　“發型呢，當時也都是北京飯店做的，一個樣。我呢，還是稍微變換一下。結果，哎呀，據說，有人去做頭發，專門點名要做‘章含之發型’……

　　“和別人不一樣，人家當然要批評了，說我標新立異。我還有更‘過分’的呢。大會堂大廳衣帽寄存處邊上有個鏡子。每次存了衣服，進會場之前，我總是在鏡子前照照，整理一下。這就不得了了，成了罪狀了，說我資產階級作風。但我不明白鏡子如果不是用來照的，放在那兒干什么……

　　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么

　　在什么都是政治的年代，章含之一直身處政治旋渦之中。可是30年后的今天，章含之，卻懷疑自己原來對政治茫然無知。

　　“回過頭來看，像我這樣的人，是不懂政治的，是不可能懂那個時候的政治的。老喬也不在行，他也是個性情中人。而在當時，搞政治是要懂很多技巧和手腕的。很多事情，我們當時以為是懂的，還非常認真，非要較個勁。

　　“真是挺復雜的。我們稀里糊涂被弄得團團轉，你以為你是在捍衛什么，你以為你是在反對什么，可是后來發現都不是那么回事。

　　“最后把老喬趕下臺，說是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說是毛主席說，喬冠華借刀殺人。毛主席真會這樣說嗎？他怎么會這樣說呢？那之前我一直以為毛主席對我們特別好……

　　“我是多崇拜毛主席啊。1976年毛主席逝世，全國人民悲痛萬分，以為天要塌下來了——那時候人真是那么想的，包括我自己。毛主席真是我們心中的神啊。你怎么可能懷疑神？如果有問題你想不通，你不會懷疑是神的錯，而肯定會認為是自己的錯，是自己思想有問題。”

　　但是1976年之后，章含之還是迷惘了。

　　“比如，我們有個在軍隊的朋友，‘文革’時被抓進監獄。先讓他交待怎么反對林彪的。他是林彪的部下，怎么能反對林彪呢？但是不行，他要交待。于是他冥思苦想。等他終于找到了自己‘反對’林彪的證據，關押他的人又不干了，改讓他交待如何協助林彪謀反叛亂的。他趕緊否認，說，不不不，我是反對林彪的。可是這時候人家不準他反對林彪了。他想來想去，忽然有點恍悟——哦，是不是外面出什么事了，是不是林彪出事下臺了？”

　　人生軌跡錯位在哪里？

　　章含之的惘然里，有對過往歲月里周圍世界的迷惑，也有對自己人生軌跡的懷疑。

　　1971年，章含之在毛主席的欽點下由北京外國語學院進入外交部，到1976年受喬冠華下臺牽連離開，對于那風光短暫的5年，章含之如今的自我評價是復雜的。

　　“當然有幸運的一面，比如參與了像中國加入聯合國這樣的重大的外交事件，新聞紀錄片也常會有你的影子……；但是，這風光背后的苦衷誰能理解？我可能還是走錯了路。我這樣的人，可能最適合的還是留在學校里。”

　　章含之回憶起在北外做學生做老師的時光，她和同學朋友們用英語演出《奧賽羅》。她是戴絲苔蒙娜，她是莎士比亞的女主角，不知政治權術為何物，她是美是真是愛是一切浪漫想象一切光明希望的追隨者。“那時候，真是一腔的熱情，為和家里劃清界線，搬到學校里住，還一心要參加抗美援朝。那時候覺得自己什么都能得到，只要真誠努力，以為世界是玫瑰色的……”

　　“可是”，很快，“文革”來了。“一切都變了。什么都沒有了。我在挨斗，我的師長挨斗，我的同事跳河。我害怕、迷惑，人也變了。我天性本來是非常溫和快樂的，可是卻變得非常容易激動，容易哭，恍恍惚惚的。有一次從北外出來，走著走著，走到天安門，竟然都不自知。得了輕微的癔癥，就是歇斯底里癥，要去醫院的精神科拿藥……”

　　“我怎么變成這樣了呢？”章含之說她至今仍然不能完全明白。她不明白那個特殊的時代生活對個性的扭曲怎么誰都不放過；她不明白自己人生的意義在哪里；如果說她的人生沒有意義，完全是“莫名其妙”的一生，那她最初錯在哪里？

　　“真實地剖析是很難的。比如這么多年，你以為你忠誠，可是你忠誠的(對象)是什么？你的忠誠里有多少盲目的成分？我是1957年就入黨的老黨員了，當年也似乎參與了國家的核心，政治局的會議也參加過，但是我真的弄明白過嗎？

　　“再回到我自己。我看到原來的大學同學出書帶博士，真的很羨慕。可是除了帶著傷痛的記憶，我得到了什么？就連愛情，也是轉瞬即逝的悲劇……”

　　70歲的章含之回憶30年前，是這樣悲觀，也是這樣安詳；是這樣迷惘，也是這樣清醒。她的往昔、她的那一年里，有一個女人心碎夢破的悲哀，有整個中國山雨欲來的愁慘。

　　(文／劉天時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