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將至，本報特派記者調查走訪中國若干地區的殯葬業，試圖揭示久已為人詬病的“暴利”緣由，并展示深圳“殯葬超市”于此方面的新試驗。

　　體面葬禮至少1萬元

　　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站要花多少錢？廣西北海市的凌先生為一位親人操辦喪事，在殯儀館里的開支為6470元，墓地花費約為8000元，管理費50元／年。

　　而在北海，工薪階層的月薪在600元至800元之間，喪葬費相當于一個普通勞動力的全年收入。

　　如果是北京，在城八區醫院過世者，運尸費需200元，中檔壽衣1000元，整容200元，中檔告別廳1000元，普通的火化費380元，中檔骨灰盒約1500元。骨灰最多只能寄存3年，之后必須進入公墓了———市屬公墓的最低價為6000元。

　　“無論在哪里，一場稍微體面點的喪葬，成本至少是1萬元。”一位殯葬業人士說。

　　殯儀館也曾推出各種檔次的服務以滿足不同需求——上海提出600元辦喪事；廣州是千元辦喪事；四川內江市某殯儀館的劉先生稱，在他們那里300元就能解決基本服務：有農民開拖拉機運尸到殯儀館，選擇最低檔的火化160元，裝入一個幾十塊錢的壇子后帶走。

　　“從眾心理加上傳統的厚葬觀念，人們往往不會選擇最低消費，”民政部門的一位官員說，“消費者從一時的感覺出發，覺得這個行業是暴利的。”

　　但這個觀點受到了凌先生等人的反駁。“面子并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他說，“關鍵在于，一個體面的殯葬是否真值這么多錢？”

　　暴利藏在骨灰盒和墓穴里？

　　一年前的清明節，民政部社會福利和社會事務司司長張明亮在接受《人民日報》記者采訪時說，殯葬服務業有暴利，但集中在大城市。北京市殯葬管理處副處長姜曉剛也曾對央視表示：骨灰盒的價格很高，是300%的利潤，還包括壽衣。另一些媒體引述自揭黑幕的老板的話：殯葬業利潤可達1000%-2000%。

　　在中國，運尸、火化和寄存3項服務的收費由物價部門決定，所以，由市場調節價格的殯葬用品和墓穴利潤空間最大，一些殯儀館一度依靠出售骨灰盒為生。

　　曾為北京某殯儀館供貨17年的骨灰盒銷售商張先生，為本報記者算了一筆賬：一個漢白玉整體雕刻骨灰盒，采自四川雅安的石料毛坯，原料成本300多元，雕刻3天，磨砂4天……加起來的成本約900元左右。賣給殯儀館的批發價一般1100-1200元，而擺到殯儀館后，價格頓時飆升到2800元，這還算是“良心價”。

　　“越是高檔的骨灰盒利潤越高，在市場上售價3800元的紅木骨灰盒，到了殯儀館內價格躍到6000元。”他補充說。

　　既然殯儀館出售的骨灰盒中藏有如此的暴利，消費者是否能夠選擇“外帶”的方式？

　　本報記者對多家殯儀館進行調查，有些地方雖未禁止“外帶”骨灰盒，但又明示：若要在該館寄存骨灰，就必須在館內購買骨灰盒。

　　“這是明顯的霸王條款，”骨灰盒商人張先生說，“就像在西單買了衣服，卻不能穿著在王府井走路。”

　　而公墓領域的利潤更為豐厚。如果按面積計算，它的價格已經遠高于房地產平均水平——1畝地大約可造墓300個，每個可售價5000元。另據知情人透露，民營資本進入某些公墓，至少每畝地需上繳2萬元左右“管理費”，這些成本最終要加在消費者身上。

　　據民政部披露，2004年，中國火化遺體436.9萬具，按平均每人最低消費1500元人民幣計算，中國每年殯葬行業的市場經營額約65.5億元。而《中國民政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2004年，全國殯葬事業收入達75億元，盈利總額10.98億。一位杭州老板在全國各地進行6000份問卷調查后統計，殯葬中介利潤豐厚。僅以杭州市為例，每年火化遺體2萬具，按3000元／人算，每年純利潤可在2500萬-3000萬間。

　　暴利來自行業壟斷？

　　輿論則把殯葬業的暴利歸結為行業壟斷、缺乏競爭造成———“大權”依然握在公辦殯儀館手中。“但民政部從未限制非公資本進入殯葬領域。”民政部社會事務處一位負責人對本報記者稱。1997年7月國務院頒布的殯葬管理條例，也只規定了建設殯儀館、火葬場、骨灰堂、公墓、殯儀服務站等設施須報經民政機關批準。

　　“一些地方民政部門將‘準入審批權’轉化為‘經營獨占權’，稀里糊涂地壟斷了殯葬，老百姓也是稀里糊涂地接受了。”長沙民政學院殯儀系教授王夫子分析。從1950年代開始，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1990年代中期。

　　民間對這個市場覬覦已久，還包括外資———美國殯葬協會的一位負責人曾對會員們說：“你們要把眼光瞄準中國，那里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但1990年代后期，民營資本的進入并沒有改變殯葬業暴利局面。對此，民政部社會福利和社會事務司司長張明亮也感到困惑：“現在50%以上公墓經營已經放開，100多家殯儀館也采取了個人辦以及個人和民政部門合辦的方式，但殯葬服務高價問題為什么還比較嚴重？”

　　1997年，商人孫向明投資110萬元創辦全國第一家殯葬中介機構———“積善堂有限公司”。還未正式營業，當地民政部門的執法車即開到門口，拿著封條查封了公司，連工商部門發放的營業執照也被扯掉。

　　孫向明覺得很冤：公司法里規定特殊行業需要前置條件——相關部門的行政審批，但不包括民政項目。他去申請營業執照時，工商管理部門也順利批準。何況，他的公司不會和公立殯儀館形成競爭——他主要開展前期服務，不銷售最能賺錢的骨灰盒，更不涉及墓地。后來在法庭上，當地民政局答辯說，“積善堂”的服務大部分是殯葬行業中能產生盈余的服務，而艱苦、賠錢的工作卻扔給了政府。

　　“其實就是缺少一紙審批。”孫向明說。

　　1998年2月，工商部門給他換發了新的營業執照，經營范圍竟變成“婚禮設計”，由“白色服務”改穿“紅妝”。

　　第一家民營殯儀館也是命運多舛。總投資達3000多萬元的“天渡殯儀館”開業后，就因“非法”被叫停。2003年12月25日，天渡殯儀館強行營業，然而當地各醫院不準死者家屬將遺體送往這家殯儀館。最終，國家的政策占了上風———2004年4月3日，民政部就天渡殯儀館建設項目問題的答復函，對其持肯定態度，民營殯儀館終于取得合法身份。

　　“天渡殯儀館事件，讓民政部門遭到強大的輿論壓力。”一位民政部前官員對本報記者稱。所以，有專家分析：民營資本的介入只是從表面上打破了壟斷，但由于多年的“積累”，整個行業需要理順的地方還有很多。

　　另有業內人士向本報記者透露，目前，大多公營殯葬單位只是退出利潤相對較低的領域，比如殯儀服務和花圈、壽衣等殯儀商品銷售；即使完全退出骨灰盒市場，尚有利潤更高的公墓項目。

　　中國殯葬協會副會長張洪昌介紹，目前全國的殯儀館仍以公營為主，約占80%。而公墓中民營、公經平分秋色。雖然這位人士否定了壟斷之說，但據了解，民營公墓其實多采取聯營方式。據新華社報道，一些民營墓園甚至與國有墓園形成聯盟。

　　政府應回歸本位

　　民政部社會福利和社會事務司司長張明亮對《人民日報》記者稱，現有的殯葬管理體制既有缺位又有越位，“就相當于運動員同時是裁判員，現在各地的殯葬管理處就設在殯儀館內，占人家的編制，拿人家的工資，如何能進行有效的監管？”

　　他進一步表示，要推進改革就要犧牲部門利益，民政部門要跳出這個利益圈，更多地考慮國家利益，更多地承擔監管的職能。這是改革最大的障礙。

　　殯儀館收費不規范一度為老百姓所詬病，甚至進入消費者投訴熱點。近幾年，各地進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改革，大量的收費項目被清理，價格也普遍大幅下降。新華社的報道說，現在喪戶的總體殯葬費用在市場競爭中趨于合理，比改革前下降了40%以上。

　　上世紀90年代，公墓進入大發展時期，興起了塔葬陵園的建設高潮。與此同時，一些塔葬陵園實施了非法傳銷，一些地方政府則大量批地，侵占耕地。民政部多次發文，要求禁止非法公墓開展經營活動，杜絕公墓穴位和骨灰格位銷售中各種損害群眾利益的違規行為。

　　一方面是一些合法的民營殯葬企業受到排擠，另一方面黑殯葬卻大行其道。在各地，非法運尸車和黑殯葬中介人員出沒于醫院重病室和殯儀館，號稱“一條龍服務”、“有熟人”，一次性收取高額的費用，然后到殯儀館在按照最低的標準為喪戶選擇殯葬服務。

　　黑殯葬給人們帶來的不僅是高額成本，也給悲痛的親人帶來精神上的打擊。一些地方甚至出現搶尸、拋尸的惡劣事件。2006年3月1日，因談不妥價格，一病逝老人在沈陽某醫院門口遭“黑殯葬”拋尸。

　　維護秩序的責任，顯然應當由政府承擔。3月3日，沈陽市民政局局長向公眾公開道歉，處理相關責任人，并著手開展整治工作。

　　王夫子認為，殯葬行業根本就不是“放開”或“不放開”的問題，而是如何實現“有序放開”的問題。

　　張明亮還談到，只有理順體制，才能實施有效的監督管理，才能充分發揮依法行政的作用。所謂理順體制，他解釋說，就是要將行政管理和具體提供服務分開，政事分開，政企分開。

　　但范英對部門立法不抱希望，“要想真正搞好，就應該放開讓別人研究。”范英領導下的廣東社會學會在國內率先提出殯葬立法問題。

　　媒體驚呼“死不起人”。作為公益事業的殯葬，再次受到苛責。

　　這幾年每逢清明，殯葬業屢遭輿論的“狂轟濫炸”———“壟斷”、“暴利”、“混亂”……“公益事業”被冠以各種惡名。

　　中國殯葬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張洪昌說，“僅從局部、某一現象就推斷整個行業是暴利，不夠嚴謹，有失偏頗”。在2005年3月之前，張洪昌的身份是民政部社會事務處處長，殯葬工作在其管轄范圍之內。

　　但是他也承認，如果殯儀館骨灰堂對外帶骨灰盒的限制放開，那骨灰盒的價格肯定要唰唰地往下掉。

　　殯葬行業的壟斷并非稀里糊涂，而是出自其生存的需要。張洪昌認為，國家推行殯葬改革，付出巨大的成本；而之后財政分灶，壓力轉移到殯葬機構身上。據《中國民政統計年鑒》，2004年，全國殯葬事業支出約90億元，而財政補貼僅有4億多元。

　　和其他事業單位一樣，殯葬行業經歷了從全額撥款到差額撥款直到自收自支的過程。作為事業單位，它直接介入行業的經營和管理；而作為產業，它是公眾心目中的公益事業，擔負著國家殯葬改革的重任。

　　廣東省社會學會會長范英則反問：“但是如果不存在暴利，為何死死不放開？豈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蘇永通 朱紅軍　楊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