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京張鐵路，去八達嶺長城，經(jīng)青龍橋，站臺北側便矗立著詹天佑銅像，旁邊是孫中山題字碑，建于中華民國八年(1919年)，此舉有“民國國父”贊頌“中國鐵路之父”的意思。其實，最有資格題寫碑文的是三年前(1916年)死去的袁世凱，因為沒有袁的大力舉薦和支持，詹天佑便沒機會“自行設計和建造”京張鐵路。

　　1881年，被清廷強令中途輟學的94名“留美幼童”，回國后境遇很慘，不是找不到工作，就是學非所用。有篇介紹“留美幼童”梁敦彥的文章這樣寫道：“梁敦彥和同學們歸國后，以為在國外勤習八年，學到不少新知識，可以為國效力，誰知因他們未參加過科舉考試，沒有功名，處處遭官場白眼很難找事。梁敦彥幾經(jīng)周折，才在天津電報學堂找到一份工作，教授英文，待遇很差……后因父亡回家奔喪，返回時，再也找不到事做，非常狼狽。”與之相比，詹天佑算幸運，被湮沒七年之后，終有機會在鐵路公司當上工程師，總算學以致用，但主事的都是洋人，他只能算打洋工。1901年，慈禧忽發(fā)奇想，希望能坐火車去西陵祭祀，于是清廷趕緊籌措修建這條只有37公里的“皇陵專線”，詹天佑終被啟用，迅速修筑完畢。說來有趣，這才是“中國人自建的第一條鐵路”，但路旁沒有任何人的銅像，甚至至今沒人愿意提及這個“第一”。

　　也是在1901年，袁世凱被清廷任命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被湮沒20年之久的“留美幼童”們這才有了用武之地。在袁世凱的提拔下，前面提到的梁敦彥當上京奉鐵路總辦，他的同學唐紹儀被任命為天津海關道——北洋外交負責人，另一個同學蔡紹基被袁世凱任命為北洋大學總辦，這是“留美幼童”中出現(xiàn)的第一位大學校長。就在這期間，詹天佑被袁世凱大力保薦為京張鐵路工程局總辦兼總工程師，使之完成了“中國用自己的資金、建筑自己的鐵路”的夢想。2004年，錢鋼、胡勁草著《留美幼童》一書，專辟一節(jié)，題“袁世凱重用留美幼童”，文中寫道：“一時間，一批學習鐵路、電報的‘留美幼童’都成為袁世凱的骨干力量”，真是“烏云里忽然露出了陽光”。

　　袁世凱為何重用“留美幼童”？因一時之需而臨時起意，還是其重用人才的一貫做法？檢索史料，原因是后者。先說育人。早在1900年袁世凱任山東巡撫時，便在濟南創(chuàng)辦了山東大學，是為中國最早的省立大學。而后從1901年任直隸總督，到1909年被罷官回籍，袁世凱領導直隸創(chuàng)辦各類新式學堂一萬多所，擁有教職工20多萬人。再說用人，有個進士叫梁士詒，被分配到直隸做候補官員，幾年過去，仍沒謀得個正式職位，郁郁不歡，終于鼓起勇氣求見袁世凱。袁問：“有何特長啊？”梁答：“我楷書很好，會教書，能寫詩。”袁說：“書奴伎倆罷了，你這種人，我屬下多啦，就知道咬文嚼字，沒出息。”梁士詒聽罷，慚愧至極，求助于袁的仆人，望指點迷津。仆人告訴他，袁最看重的，是外交和經(jīng)濟人才。梁士詒賣掉衣物，遍購外交、經(jīng)濟書籍，認真苦讀，揣摩領會，幾個月后，再次求見。袁問：“還寫詩呢？”梁答：“士別三日，刮目相看，我的知識，已然更新。”于是談起外交和財政兩門學問，滔滔不絕，縱橫議論，很有新意。袁世凱大為驚奇，馬上聘請梁為財經(jīng)顧問。眾所周知，民國初年，梁士詒乃袁世凱總統(tǒng)府秘書長，后來還曾做過國務總理。時人論袁世凱愛才，決不任人唯親，且全是務求實干之士，這才“使各方人才奔走于其門者，如過江之鯽”。詹天佑能受到袁世凱青睞，主持修建京張鐵路，并非偶然。

　　當年，鐵路開工時，袁世凱派其幕僚鄭元直將一座鳥鳴鐘送給詹天佑，以示關懷。后又有《致詹天佑函》，寫道：修筑京張鐵路，乃大張我國人志氣之舉。除此之外袁世凱與清廷交涉筑路決策，多方告貸籌措資金，排除洋人阻礙干擾，千難萬難，比筑路之難恐不在以下。2005年10月12日，詹天佑的一座新銅像在張家口火車南站揭幕。至此，京張鐵路兩端，“京”有銅像，“張”有銅像，詹天佑先生彪炳千秋。

　　【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張建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