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雖然成為了小崗村的榜樣，但一直從集體經營、思想道德到房屋電器都統一齊整的南街村，本身也出現了一些裂痕

　　南街村距共產主義似乎只有一步之遙。

　　3月28日，一位老紅軍參觀完南街村后，在留言本上用楷體工工整整地寫下：“我已看到共產主義的影子。”

　　這一天，南街村共接待了游客近200位，共有30多位游客在留言本上留下了帶有“感動”“震撼”等字樣的話語。

　　這只是南街村旅游淡季中的一天。南街村黨委辦公室副主任雷德全則告訴記者，去年一年，方圓不過1.78平方公里的南街村共接待了參觀者40萬人次。

　　2004年10月，一撥客人的到來卻比較特殊。這一天，在村黨支部書記沈浩的帶領下，共13人的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參觀考察團來到南街村，這已經是前來的第二撥，在幾個月后，小崗村還將有第三撥人來到此處。

　　南街村檔案館副館長張天順向小崗人介紹說：現在學習南街精神，重新走集體化、建合作社的村莊很多，比如山西省壺關縣小逢善村、洛陽新安縣土古洞村、開封蘭考縣、山東濟寧魚臺縣、吉林四平梨樹縣農民自發組織合作社，已發展起了集體經濟。

　　當時負責接待的黨委辦公室副主任段林川向記者回憶說，“參觀時他們說的一句話我印象十分深刻：大包干發源地的人員，看到了南街村的變化，為我們提供了發展的模式，使我們的黨組織看到了前進的方向。”

　　沈浩在留言本上寫下：“學習南街村，壯大集體經濟，走向共同富裕。”

　　距共產主義只有一步之遙？

　　伴隨著每天清晨的《東方紅》和每天下午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樂曲，3800名南街村村民連同一萬多外來的職工，齊齊走進工廠，齊齊走出工廠。在南街村，2006畝的土地已經只有70個人耕種，這里更多的是工廠：方便面廠、制藥公司、彩印廠、膠印廠。

　　工廠掩映在綠樹與橫幅中，散呈于筆直而寬敞的水泥路邊。街上橫幅上是“毛澤東思想永放光芒”“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等口號，以及但丁的名言：“走自己的路，讓人家去說吧”。

　　而與工廠相望的，是整齊的住宅樓。天然氣與中央空調一應俱全，電視機與煤氣灶，及至桌椅板凳、燈箱橫幅擺置一樣，規格統一。

　　不過，這里所有的一切，企業、房產、學校，及至一草一木，在南街村，都歸村集體所有。屬于個人的，是村里統一規定的，每月100～500元的工資。而村干部，因為要當“傻子”，做“二百五”，王宏斌當年就定下來了，每月最高250元。

　　王宏斌是當家人，因為當年毛澤東“黨委書記要善于當班長”的指示，他至今仍然被所有人稱為“班長”。干了29年村黨支部和村黨委書記的他，今天53歲，他同時還是臨潁縣縣委副書記，“這只是一種榮譽，”王宏斌向記者解釋。

　　在中國的行政劃分上，這里只是一個800多戶人家的村莊。

　　但是，這里是中國第一個有著獨立黨委的村。而且，這里有著民兵營、武裝部、檔案館、稅務所、法庭、中國農業銀行南街村支行、工商行政管理局漯河市南街分局等一個縣條條塊塊所該有的一切。

　　事實上，這里差不多就是整個臨潁縣的真正中心所在，雖然臨潁縣委縣政府包括相關部門都在一路之隔的縣城里，然而，無論是環境還是繁華程度，縣城都不能夠和南街村相比。縣委宣傳部的人告訴記者：縣委書記就住在南街村。

　　南街村現在的總資產，王宏斌告訴記者是29個億，每年利稅是7000萬。“這占整個臨潁縣的半壁江山還多”，縣委的官員說。

　　這一數字所支持的，是南街村村民的高福利。從供應面米肉蛋，配備電器家具，到醫療全額報銷，教育全額負擔……在南街村，每個村民都享受著包括住房、食品、醫療和教育在內的14項福利。村民們所用的一切，南街村黨委辦主任雷德全向記者舉例說，包括我們所用的手機以及話費，都是統一配置花銷的。

　　這里，擁有“中原第一村”“紅色億元村”“豫南一枝花”“南街村共產主義小社區”等一系列稱謂，是中國目前仍在走集體經濟道路的2000多個行政村中甚為成功的一個。

　　2006年3月28日，王宏斌面對記者采訪，再次提起南街村“二次創業”的目標：要辦一個食堂，所有的村民都到食堂進餐；要建一個超市，采購所有的生活必需品，村民們到超市里去“各取所需”，真正實現按需分配。

　　南街村，中原腹地的一個村莊，距共產主義似乎只有一步之遙。

　　“毛鄧村”與“矛盾村”

　　1995年，一位中央領導來到南街村，陪同者介紹說這是“毛鄧村”。

　　雷德全說，“南街村實際上是沾鄧小平的光，借改革開放之機而發展起來的。”但是，這里所尊崇的，是毛澤東思想。在每家每戶所配置的房子里，散發金光的毛澤東像旁都會有兩排字：毛澤東是人不是神，毛澤東思想勝過神。

　　而在地方方言里，那個詞和“矛盾”的發音正是一樣。而矛盾，在從思想到家電都統一的南街村，卻時時顯現出來。

　　在高福利之下，南街村經濟發展的下滑是已經好幾年的事了。盡管王宏斌再三對記者強調，南街村不會有問題，不過他也承認，現在南街村的企業效益不容樂觀。

　　據南街村的幾位村民講，南街村有大大小小26家各類企業，現在盈利的不過旅游公司、調味廠、膠印廠、彩印廠屈指可數幾個。而在南街歷史上“玩泥蛋子起家，玩面蛋子發家”的磚瓦廠與面粉廠，則要么是已經停產要么是開工不足。甚至連一度銷量甚火的村龍頭產品方便面，高峰時期曾經占全村總產值80%以上，現在已下滑至30%，50條生產線一度開工不足20條。

　　“今年情況還好一點，最難過的是去年。”方便面廠的一位職工對記者說，“去年有兩三個月都發不出工資來了，后來到年終了才全補上。”

　　據《商界名家》2004年3月載文《南街村陣痛》，從1997年的17億，至2002年，南街村的產值下滑到了12億元。

　　對此，雷德全與王宏斌的解釋是，“現在競爭越來越激烈”，而那名職工則認為和企業的管理有關系，“你不知道，有些南街村的業務員，勾結著外面一起回過頭來騙村里。”

　　效益下降的同時，村民們發現，路邊的地下燈沒有以前那么亮堂了，以前飄在半空中閃亮的大橫幅有的也撤了，而曾經上百輛車的南街村車隊現在也只剩下三四十輛車了。更為讓村民們警覺的是，熱電廠施工到一半就停在那里，成了半拉子工程，“就是沒錢了，”鄰村的一個村民說。

　　缺錢和銀行的貸款也不無關系。王宏斌告訴記者，南街村發展至今，共貸款12億，但“從1996年以后就很難貸款了”。當記者詢問至今還有多少貸款沒有還時，王宏斌并未予以回復，他說，“我們在不停地貸不停地還。”

　　距南街村15公里外的三家店村，因為南街村所排放的污水直接污染了當地的水源而一直在上訪告狀，老書記崔世德對記者說，“南街能搞成今天這個樣子，還不是靠不停的貸款維持著？”

　　但是，王宏斌和南街村的村民，仍眾口一詞稱許集體經濟模式， “一百口人一百口鍋變成一百口人一口鍋，自然節省”，王宏斌說。而且在集體經濟下，每個村民能夠“各盡所能”，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但是，這種認同并不能阻止南街村內部的一些分化。即使一些事件僅關乎“生活作風”，但也足以使這個從思想道德到生活方式高度一統的村莊產生一些裂痕。

　　在南街村領導班子里，一直有“一宏二忠”的說法，“一宏”指王宏斌，“二忠”為始終做村主任的王金忠和黨委副書記郭全忠。這是當初一起長大，并一起執掌南街村的最為重要的三個人物。

　　2003年5月16日，王金忠突然得心臟病去世了。當時的《南街村報》，整版都是“勞苦功高、鞠躬盡瘁”的哀悼與紀念。“但是第二天，突然之間，哀樂沒有了，追悼沒有了，王金忠也沒有人再提了。”

　　南街村一名職工說，“在清理王金忠的遺物時，發現了保險柜，里面有兩千萬，還有自辦的房產證。”據說，剛聽到王金忠過世消息的王宏斌，一下子悲痛得差點倒在地上，而在保險柜被打開的剎那，他又一次差點驚倒在地上。

　　而王宏斌對記者否認了傳聞，“所謂保險柜那是虛構的，而第二天我也不在現場。”但是，他承認王全忠在外面包有“二奶”，因為在王金忠去世不久，就有抱著孩子的婦女前來要房產。否認王金忠有個人積蓄的王宏斌說，“包二奶了，他當然要在外面給人家買房子。”

　　不久，王宏斌開始在南街開展“學習會、生活會、評議會”三會活動，主題鮮明：堅決清除包“二奶”；限制喝閑酒；制止索賄受賄；查處同流合污即結伙搞以權謀私。

　　2003年6月12日，《南街村報》發表評論員文章說：“南街村發展壯大后，其中墮落腐化問題就絕不容忽視，個別黨員喪失了自己的身份，忘記了自己的義務和職責，失去了黨性原則，滋長了享樂思想。以權謀私，迷戀聲色，甚至干出了令人不齒的勾當。”

　　王金忠一事在多大程度上撼動了王宏斌一直以來所進行的“外圓內方”的思想政治教育，我們不得而知。兩三年過去了，這個事情幾乎沒有被提起。

　　村內一位老者對記者說，“王宏斌這個娃子是不錯的，但是手下一些人他管不了。表面上大家都在跟著他唱高調，實際上很多人都往自己家里撈。”

　　有一位81歲的老新四軍，因為向往南街村，就在村邊租了一間房子住了下來，他告訴記者，“南街村的治安確實好，我呆了三年了，沒有偷盜的沒有打架的。”但是，一位研究者告訴記者，實際上在南街村內也是什么都有，“有人都把年輕的女孩子往自己家里帶。”

　　這些，與南街村桃源般的外表正是一對矛盾。雷德全說，“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而且周圍環境如此，南街村內不許有的，周邊也都會有。”

　　“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對記者說，“南街村里存在種種問題是正常的，這也表明它是一個活生生的村，否則就只是一個神話。”

　　王宏斌則說，“南街的很多事情容易被放大，這里畢竟也是大社會中的一分子。”

　　南街村的歷史與未來

　　1981年，在全國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時，南街村的土地與集體資產也一樣分到各家各戶。不過，土地承包下去了，農民反倒外出打工，大量土地荒蕪；而兩個承包出去的面粉廠和磚廠，卻因為承包者不發工資、不上繳利潤而引起了眾怒。

　　1985年，就在全國最后一批249個人民公社解體時，南街村反其道而行之，重新完成了逆向的分合過程。承包出去的企業被收歸集體，撂荒的土地由集體統一耕種。段林川說，“土地都是自愿交的，有力量耕種的我們一般還不收，一直到1990年土地才全部收歸集體。”

　　也就是從90年代始，南街村開始學“毛選”，念毛主席語錄，干部和群眾必須參加“斗爭會”，“狠批私字一閃念”……

　　新華網上一篇名為《南街村：鄉村共產主義的神話》的文章說，王宏斌，“他巧妙地利用了中國獨特的本土政治文化，并把它變為有效的資源。”

　　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石曉敏則對記者分析說，“在一位能人帶領下所組成的這種集體，一方面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更重要的一面在于，相較于個體，它的力量會更強一些，這使得它在抵御某些來自“上邊”對農村的過度汲取時較為有效。從而在發展工業的時候把土地增值的收益留在了村集體內部。”

　　是利用中國獨特的本土政治文化也罷，還是集體經濟本身大放光彩也罷，南街村在不到10年的時間里就創造了距共產主義只有一步之遙的神話。但這最后一步，在當前顯現的一些困境下，還能否邁出呢？

　　李昌平分析說，以農副產品加工為主的南街村面臨著產業升級的問題。而責任制不能夠落實，不能夠充分地按市場來配置資源，則會使得它深受其害。

　　不過，南街村每年的產值利稅占整個臨潁縣的半壁江山還強，臨潁縣的一位官員說，“南街垮了，臨潁就垮了。”一直研究南街村的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員劉倩對記者說，“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臨潁縣會想法設法支撐住南街村。”

　　但是，王宏斌告訴記者，南街村沒有得到過一分錢的扶持款，只是在貸款上因為良好的信用而得到一些低息貸款。

　　而王宏斌本人也面臨著諸多挑戰。除了內部的分化，經濟的困境，他還不得不考慮來自村民內部對集體經濟的挑戰。劉倩說，“南街村的村民里面有的就已經單干了，有的因為各種原因，就會拿中央的精神來責難王宏斌，‘中央明確地說土地家庭聯產承包’。”

　　劉說，“碰到這種情況，王宏斌實際上也是十分為難的，他解決不了這些問題。”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何忠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