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隨著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和北京中業律師事務所律師李方平以公民身份上書全國人大，關于取消“同命不同價”的呼聲越來越強烈。

　　4月15日，全國律協憲法與人權專業委員會和清華大學法學院憲法與公民權利中心舉行“‘同命不同價’與農民的平等權——直面戶籍制度下的歧視研討會”，與會的憲法學者、經濟學家和律師呼吁，從改革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入手，消除城鄉二元結構，才能真正符合我國憲法規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李軒說，關于死亡賠償金的規定，最早出現在1994年制定的《國家賠償法》，凡需要國家賠償的，不論死亡人的戶籍如何，也不管死亡人所在地區，均按照一個標準——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計算死亡賠償金，它并未區分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近幾年，煤礦事故的死難礦工由政府決定每人賠償至少20萬元，其中并未區分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空難中遇難乘客的賠償過程中也未區分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

　　根據人均收入狀況以及相應的年限確定賠償數額，是民事賠償中的通行做法。我國的“人均收入”標準有兩個，即“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而賠償上的“兩個標準”正是依托人均收入上的“兩個標準”而存在的。換句話說，司法機關根據相應的“身份”，即“非農業人口”和“農業人口”對號入座，是符合“中國國情”的。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如果實行“同命同價”，就會面臨一個技術性的問題：中國從來沒有公布過一個城鄉統一的人均收入標準，人身傷害賠償該如何計算呢？即使有一個折中的標準，根據這個標準作出的賠償，對農村受害人可能偏高，而對城鎮受害人又可能偏低。

　　因此胡星斗認為，從理念上講，“同命不同價”不公平；從現實情況講，“同命同價”也不公平。為什么會形成這種悖論呢？問題就出在城鄉二元的社會結構上。是這種二元結構給司法實踐制造了一個“兩難選擇”：左也不公平，右也不公平。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統籌城鄉發展，消除城鄉二元結構。

　　他認為，不公平的根源并不是戶籍制度，而是戶籍制度后面其他管理制度的不公平。雖戶籍制度已在逐步改革，但在戶籍制度后面的勞動、人事、教育、社會福利、司法等計劃經濟時期產生并遺留下來的社會管理制度仍然存在，它們所形成的分配資源與獲取利益的各種不平等照樣支配著社會的運轉，因此改革戶籍制度還是要著眼于大戶籍改革，關鍵就是要改革戶籍制度背后這些二元制的醫療、教育、財政、金融、司法制度，最好實現一元化，統一戶籍可能就水到渠成。

　　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王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