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26日電　　據中國經濟時報報道，34歲的劉松(化名)用“黑車”在立水橋城鐵站“趴活”已快兩年了。

　　劉松是河北人，在北京開車已有八年時間，以前是開大貨車搞運輸，“每月累死累活賺1000多元”，現在他買了個二手車做“黑車”，早上七點開始到晚上十一點左右收班。用他的話來說，做“黑車”生意不容易，但比正經出租車好。

　　劉松的“黑車”主要是跑短途，越近越好，他的主要路線是：從城鐵站到附近的住宅區，一般在三四公里范圍之內，長一些的就是立水橋方向往北。往市區的一般很少，通常他也不接這樣的活。

　　“如果要我選擇，我寧愿選跑‘黑車’，”劉松說。

　　劉松想成為出租司機不容易，首先他是外地人，其次要他拿出押金有難度。

　　劉松去年花1萬元買了個二手車，這是他買的第二輛二手車，車比較破，一年半后就要報廢，他每個月毛收入在3000元左右，有些車況好的“黑車”毛收入在4000元左右，其中油費在1200到1500元之間，這是最大的花費，另外就是每天在外的兩頓伙食，大概要花費10元，劉松每個月的利潤有1500元左右。

　　劉松有他的小算盤：車的成本在去年半年內就回來了，除去油費等必須的費用，就是純利潤了，一年之內能賺2萬元左右，他很滿足。當這個車報廢之后，他就把這車賣了，“當廢鐵賣，但比廢鐵要值點錢。”之后他想再買一輛特便宜的二手車，繼續做“黑車”。

　　劉松的老婆在北京當清潔工，一個月的工資有600元左右，公司管吃喝。劉松一家每月要交150元房租，他還有一個正在讀初中的兒子。兒子的花費是家庭的最大開銷。“因為我們在北京賺錢，收入比村里其他人高，所以孩子可以住學校公寓，一年食宿下來有2000元，這是我們那里別的孩子比不上的。另外在學校每天1元錢的零花錢，他爺奶兩人每天給他準備一袋方便面做零食，他條件是很好的了。”孩子過上好生活是劉松最大的盼望，也是他努力工作的動力所在。

　　夠家人生活后，夫妻二人就將剩下的錢全部存起來，一談到存折上每年增加2萬元左右，劉松就樂不可支。

　　每天一早劉松就會開著車到小區里轉悠，早上七點至八點半是上班的高峰時間，劉松可以接受幾個人“拼車”——兩三個人每人出三四元錢同坐一輛車到城鐵。一上午時間劉松能拉50多元的活，下午生意不太好，只能收入30元左右，晚上的活多，特別是天黑以后，或是下雨刮風天氣，可以掙個50元左右。

　　雖然劉松每天七點就開始“趴活”，但時間由他自己安排，因為沒有交份子錢的壓力，想歇的時候就可以歇歇，只會少賺點，但不會虧。有時候，他早上想多睡會，那就下午去，一天拉50元的活，賺個30元，也是很開心的。

　　現在油價漲了，劉松每個月的油費得多花近300元。但他并不擔心，因為價格上升了，他認為將會有更多人選擇“黑車”，特別是在附近跑短途的，出租車不可能守在這些小區里“趴活”。

　　劉松和其他同在趴活的“黑車”師傅們合計了一下，不準備提價，因為短途提價的可能性不大，而且這樣可以更好地與“出租”抗衡。劉松覺得以后的生意可能更好做些。

　　但“黑車”有“黑車”有煩惱，不能光明正大地接活是這些“黑車”的“悲情來源”。像劉松這樣的“黑車”師傅最害怕的事情就是遇上城管。他們像老鼠躲貓一樣躲著城管，但就是這樣還是會被抓住。

　　一般把車停在城鐵或小區門口是沒有風險的，因為城管沒有證據來認定此車是“黑車”。但是城管有城管的辦法，有時候他們會派“便衣”來搭“黑車”，引蛇出洞，然后證據確鑿地進行罰款。城管只能用罰款來約束“黑車”的經營，但就是這一招讓“黑車”最為頭疼，因為罰款數額非常高。劉松告訴記者，城管會根據車況的好壞來罰款，開價一般是2萬元，但是可以討價還價，車況一般的車最后大多交3000到5000元的罰款，車況好的罰款就高了。

　　劉松在去年上半年就遭遇了一次城管，城管的車在他車后跟蹤了一段路程，忽然把他的車擠到路邊，并把他與乘客分開進行問話，這樣就很容易判斷出他是否是“黑車”，最后劉松的車被城管拖走了。劉松被拖走的車是他買的第一輛二手車，已快到了報廢時間，城管開始開出近1萬元的罰款，可那輛車都不值1萬元。但是車是劉松用他一個朋友的身份證買的，他不想連累朋友，所以交了罰款。最后經過交涉，罰款3000元，再加上40天的停車費1900元，共交了4900元，這筆罰款是他三個多月的收入。

　　很多“黑車”都有像劉松這樣的經歷，有的被罰的更多。為了逃避罰款，一些“黑車”不惜鋌而走險。

　　劉松有被城管追車的經歷，他只有慌不擇路地跑，只要不被抓住，不承受高額罰款，他甚至逆行，在人行道上跑。

　　“當城管追來時，我們只有玩命地跑，如果城管堵我們，我們就撞上去，反正車是破車，撞上去就按交通事故來定，是他們不遵守交通規則，我們不會承擔主要責任，而且總比罰款要少得多。或者反正車也不值錢，還頂不上罰款，車也不要了，你愛拖走拖走，我拿了證件走人。”劉松說。

　　在這點上“黑車”就比不上“出租”了，他們不能光明正大地接活，不能跑得太遠，只能在熟悉的地盤上趴活，這決定著他們的收入只能那么多。

　　雖然如此，劉松仍然覺得做“黑車”比“出租”更好，“雖然有城管，擔驚受怕，但總比出租司機更自由一點，也更人道一點，收入也差不多。”對于“黑車”來說，他們有理由喜歡這份并不怎么光明正大的工作。(楊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