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內她是光芒四射的全國冠軍，體制外她是窮困潦倒的搓澡工。她的生活不僅印證了中國運動員制度的缺陷，更體現了轉型期體制內外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公。這就是繼續關注鄒春蘭這個名字的意義所在。鄒春蘭已經成為一個符號，提醒我們反思今天，更啟發我們創造未來。

　　觸摸下巴，已經成為鄒春蘭的一個習慣，雖然那里的胡子已經被她拔得很干凈，但上嘴唇的汗毛又密又長，明顯不同于其他普通的女性。這是運動員生涯留給她的陰影之一。

　　2001年，是鄒退役后的第8年，她到上海看病，經檢查，她體內的男性激素比普通男性還高。2002年，鄒結婚，雖然夫妻生活正常，但至今沒有懷孕。

　　“我懷疑是在當運動員期間吃藥的后果。我跟所有媒體都是這么說的，我只是懷疑。”鄒春蘭強調說。

　　但是即便能夠生育，這個早到了做母親的年齡渴望生育的36歲女人，也不敢生孩子，因為她“沒有養育的能力”。她在長春沒有家，夫妻倆住在浴場里；丈夫老周曾經出家10年，在老家也沒有房子；在老家，鄒春蘭76歲的老母一人住在三四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里。

　　退役13年來鄒春蘭做過種種努力，但她的生活卻越來越差。現在，夫婦倆都在長春市一家浴場打工，鄒給人搓澡，老周搞衛生。曾經的全國舉重冠軍，淪為今天的搓澡工，使得鄒春蘭迫切地渴望穩定的生活。這個曾經從體制內被迫走出的人，直到今天仍然渴望回到體制內去。

　　生活在浴室中

　　每為一個客人搓澡，她可得1.5元的提成

　　早晨6點鐘，鄒春蘭起床，洗漱時，她要對著鏡子查看下巴上是否長出了胡子。然后，她趕往浴室，等待為客人搓澡，每服務一個客人，她可得1.5元的提成。這樣一直干兩天兩夜，只有在后半夜沒客人時，睡一會兒，吃飯都在浴室里。第三天，她才能休息，躲在宿舍里睡覺。第四天，她又開始工作。她沒有底薪，收入全部來自搓澡的提成，每月收入從500元到1000元不等。

　　搓澡的時候，有客人主動與她聊天，問她以前是做什么的。鄒說，是運動員。別人不相信。鄒就說，不僅是運動員，還是全國冠軍呢。有客人同情她的遭遇，建議她去找“體工隊”。

　　鄒原是吉林省第一體工隊的舉重運動員，1993年退役。1997年，吉林省第一體工隊解體，分為重競技運動管理中心和田擲球管理中心。在客人的提醒下，鄒春蘭來到吉林省重競技運動管理中心，她想辦一個下崗證，申請最低生活保障。但是管理中心答復，她早在1994年就辦理了退役手續，已與單位脫離了關系，而且吉林省重競技運動管理中心屬于事業單位，沒有下崗工人的提法。

　　今年3月初的一天，鄒春蘭就自己的事情到長春市一家律師事務所咨詢，恰好遇到《新文化報》記者程澤。程聽說了鄒春蘭的事后不敢相信，“并不是我瞧不起搓澡工，而是覺得從全國舉重冠軍到搓澡工的落差太大了”。之后，程澤進行了長達近20天的調查，結果發現鄒所說的都是事實，于是在3月21日，發表了關于鄒春蘭的第一篇報道。

　　此后，全國各地的記者紛紛打電話采訪鄒春蘭，鄒不得不停止了搓澡的工作。4月3日下午，在浴場為她提供的5平方米的宿舍里，記者拍完了照片，鄒春蘭隨手關上了門，她曾經獲得14枚獎牌(其中4枚金牌)，很隨便地掛在墻上。在她二嫂的提醒下，她才鎖上門。“以前有很多(獎牌)，有些漂亮的都讓親屬要去了。”鄒春蘭說。

　　曾經的輝煌

　　鄒母含淚回憶說，女兒每次回家時總帶獎牌

　　1987年，鄒春蘭進入吉林省第一體工隊，當年9月，就在全國舉重冠軍賽上，取得抓舉第二名、挺舉第一名的成績。在1988年的全國舉重冠軍賽上，她一人奪得44公斤級的抓舉、挺舉、總成績3枚金牌，其中挺舉、總成績均打破了世界紀錄。1990年的全國舉重冠軍賽上，她又打破48公斤級全國紀錄。從1987年到1993年退役，鄒春蘭共獲得9塊金牌。

　　吉林省重競技運動管理中心現任的副主任韓東升對媒體說，鄒春蘭“曾經是一個優秀的舉重運動員，為吉林省贏得過不少榮譽”。

　　鄒的老母親，至今還住在吉林省梅河口市山城鎮上。她猶記得，當年，小鎮上的廣播把鄒春蘭奪得金牌的消息播報出來的情景，她開心無比，并把這些消息迅速告訴她的鄰居們。

　　“她每次回家的時候，總是帶著金牌、銀牌，我們沒見過金子、銀子，都把它當寶貝一樣藏起來。”老人含淚回憶說。那時候，每次回家，鄒春蘭都要看望她在中學時的體育老師于學武，正是于學武帶她走上舉重運動員之路。但是4月5日，鄒春蘭回到故鄉，帶著記者去尋找于學武時，卻敲錯了門。

　　“很多年都沒來過了，因為沒錢買東西。”鄒春蘭說。母親珍藏了很多鄒春蘭當運動員時的照片，照片夾在相框里，相框又藏在柜子里。

　　那都是鄒春蘭在全國各地比賽后，旅游時拍下的照片，有在河南鄭州的、安徽銅陵的等等，最多的是在北京的留影。照片里的鄒春蘭，一點也沒有奪得冠軍的霸氣，而是一個恬靜的大姑娘，臉上掛著淺淺的笑容。

　　在小學和中學的照片里，鄒春蘭又是一個笑容綻放的小姑娘，穿著紅白相間的運動服，剪著短發，黑亮的眼睛正視著前方，顯得朝氣蓬勃。

　　而眼前的鄒春蘭，很難讓人將她與照片上的鄒春蘭聯系在一起。她一身黑色打扮，黑色的棉襖、黑色燈心絨的褲子，黑色的運動鞋已經很臟了，她每天都陰郁著臉，眼睛黯然無光，頭發毫無光澤。

　　變化是從退役的那一刻開始的。

　　退役，渾身是傷

　　不能在食堂吃飯了，年輕隊友們每天偷飯給她吃

　　1993年，第七屆全運會，是鄒春蘭惟一沒有取得獎牌的比賽。當年，鄒春蘭退役。“渾身都是傷，肌肉都沒有一點彈性了，懷疑是吃藥的結果。身體不允許練舉重了，教練也不讓練了。”鄒春蘭說。

　　退役后，體工隊并沒有安排她的工作。韓東升坦承，那時，運動員退役后都分配工作。成績好的運動員，如世界冠軍，一般是留校執教；有的留在下屬的體校當老師；還有的組織關系調回原籍，由當地政府，勞動、人事部門安置就業。“像鄒春蘭這樣的情況比較少數”。

　　她不愿回到原籍，無償給她的教練王成林接送孩子。那時，鄒雖然還住在體工隊，但是她已經不能享受運動員待遇了，不能在食堂吃飯了，年輕隊友們每天偷飯給她吃。很多退役運動員都有這樣的經歷。

　　鄒春蘭的唯一收入是364元的退役津貼。1995年，她終于被安排進體工隊食堂做臨時工。當年的吉林省第一體工隊大隊長邱建生，于1996年9月24日，作了一個批示，“鄒春蘭七運之后轉業，大隊考慮到她多年業績，表現和自身極為特殊情況，經研究決定到食堂學習、工作，等以后有條件再調入”。

　　為了這個可能被調入的機會，鄒春蘭一直在食堂工作到1997年。在這3年里，鄒拿的只是364元的退役津貼，“而別的轉業隊員，既在體工隊領著工資(指退役津貼)，又在外面掙另一份工資，而我在食堂白白地工作三年，一分錢也沒有得到”。

　　她甚至自己花了800元錢參加廚師培訓，學習面點，獲得三級面點師的證書。但是1997年，吉林省第一體工隊解體，分為重競技運動管理中心和田擲球管理中心，食堂也變為兩個，但兩個食堂都不再聘請鄒春蘭了，原因是她已經是退役運動員，關系一直沒有調進體工隊。

　　原來的領導已經調走了，教練王成林也說，沒有辦法了。堅守了3年的希望，在瞬間破滅了。然而，鄒春蘭還保留著運動員的堅韌性格。當年，她借了7000元錢，在長春開了一家小吃鋪，但經營不善，幾個月后，因虧本而關門。

　　一次性補償

　　鄒春蘭拿到8萬元后便去上海看病，她想結婚生育

　　1998年，吉林省重競技運動管理中心不讓她繼續住在宿舍。但鄒提出，“安排了工作才走”。直到2000年，吉林省重競技運動管理中心提出一次性補償辦法，雙方于2000年3月27日，簽訂了一份《退役運動員協議書》，給予鄒春蘭藥費5000元、一次性傷病補償7.5萬元。“中心在承兌義務后，(運動員)即與中心脫離關系”。

　　吉林省重競技運動管理中心副主任韓東升稱，也有不少運動員像鄒春蘭這樣，退役后生活并不理想。但是，目前在政策上沒有解決的辦法。

　　“重競技運動管理中心屬于事業單位，按照編制撥款，撥款僅僅滿足現有人員的需要。”韓東升說，“運動員新老交替，是必然趨勢，退役的運動員走不出去，對新來的運動員和整個體育系統都是一種負擔。”

　　所以，吉林省體育局向省里爭取到這筆退役安置經費。韓東升透露，正常的退役安置費早在1994年就發給鄒春蘭了，但是標準很低，只有幾千塊錢，“一直以來都是這樣”。直到2002年，吉林省才出臺新的政策，凡2002年以后入隊的運動員，退役后，可獲得一筆自主擇業費，根據運動員期間的成績，自主擇業費從幾千元到幾萬元不等。

　　但是，這個新政策至今還沒實施，“因為受到經費的限制，這筆經費比較大。不過，近期可能會到位”。

　　“8萬元，不僅在當時，就算是今天，在新出臺的自主擇業費里也是算高的。”韓東升說。

　　拿到8萬元后，鄒春蘭立即前往上海看病，詢問醫生自己是否還有生育能力，因為31歲的鄒春蘭打算結婚了。之后，鄒春蘭常年吃藥，調節自己的雌性激素。但所吃的藥價格越來越便宜，從原來的40元/瓶到現在的2元/瓶。

　　結婚后，鄒春蘭和丈夫老周回到丈夫的老家通化市朝陽鎮，借住老周堂弟的房子。這時候，老周給人送啤酒，每月掙300元錢。

　　2003年初，鄒春蘭開始到澡堂搓澡，一年過去，手腳都起泡。在給客人搓澡的時候，鄒春蘭偶爾也會想起過去做運動員時的生活，“那時候，吃的是大魚大肉，所以，現在隔幾天不吃肉，就饞得不行，但是沒錢，不舍得吃”。

　　之后，鄒春蘭又給人黏膠合板，但被刺激得流鼻血。2005年，鄒春蘭又說服丈夫老周，貸款2000元，又借了1000元，準備養豬。這時候，一個朋友在長春開燒烤店，叫她過去幫忙，但因不和，一個月后，鄒又去浴場搓澡，直到現在。

　　讓女人長胡子的藥

　　有人提醒她，如說出吃藥內幕，就表明她的金牌都是假的

　　鄒春蘭生于1971年，1987年進入吉林省第一體工隊時，剛滿16歲。從她進入體工隊起，就開始服用“大力補”，每天1粒，直到1993年退役，達6年之久。

　　“只有到比賽前的半個月，才停止服用，并打‘掩蓋劑’。”鄒春蘭說。“大力補”那時就已經是禁藥，其對女性有男性化反應。

　　教練王成林將幾種藥同時給她服用，有魚肝油、多種維生素等等，其中還有“大力補”。她的隊友們也服用這些藥物。鄒春蘭回憶說，當時，教練說這都是營養藥，補身體的。當年，鄒春蘭就開始長汗毛，嗓音變粗。隊友們也都有類似的反應。后來，有人問教練，為什么會長胡子。教練才說吃的是“大力補”，屬于男性激素。但是教練說，沒關系。

　　1993年，12歲的李琳(化名)進入吉林省第一體工隊舉重隊，她的教練也是王成林，等她長到15歲的時候，教練也讓她吃藥了。

　　“吃藥前后，舉重成績變化非常明顯。”李琳說。所以，1996年，她到外地比賽時，有人問她，是不是吃了“大力補”。后來，她從老隊員那里了解到一些關于“大力補”的信息，比如吃了后，嗓子變粗，胡子很重，月經不正常等等，“像鄒姐那樣，沒有胸部，不像女孩子”。

　　“我們私下偷偷討論過，有人說將來不能生孩子，所以心里挺恐懼的。”李琳說，“但是教練說沒事，不會像鄒春蘭那樣。而且我們都想獲得好成績，退役后，能被安排到一份好工作，況且，我們既然已經吃了，所以也就無所謂了，還是繼續吃，都是這樣的心理，只有少數人偷偷將藥扔掉。”

　　第8屆全運會上，李琳及其六七個隊友，均被查出服用興奮劑，遭到終身禁賽的處罰，教練王成林也被撤除一切職務。

　　在吃了大量雌性激素后，李琳終于在結婚后的第3年懷孕，她的隊友也都在結婚好幾年之后才生孩子。“我們吃的時間比較短，不像鄒姐吃的時間那么長”。

　　當鄒春蘭揭露當年服用“大力補”的內幕時，吉林省重競技運動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員提醒她，如果她說出了吃“大力補”的內幕，就表明她的金牌都是假的。

　　“所有的金牌都是假的，我也無所謂，但我至少還有一塊是‘純金的’。”鄒春蘭說。早在1985年，還是中學生的鄒春蘭，在全國第一屆“浪潮杯”女子舉重錦標賽上，獲得挺舉第一名，這是她運動員生涯中第一塊金牌，它的重量比她以后獲得每一塊金牌都要重。

　　鄒春蘭說，舉重運動員們都有腰傷、腿傷，但她不會為此去找“體工隊”。然而，因為吃藥不能生育，“體工隊要負責任”。

　　“她的要求不高，只要能夠回到體育系統，做什么事情都行。但是在目前的政策下，沒有可操作性。”吉林省重競技運動管理中心副主任韓東升說。

　　窮人家的孩子

　　進省隊是她的向往，這意味著將來有一份好工作

　　“原來以為進入省體工隊了，就有出息了。沒想到會成為今天這個樣子。”鄒春蘭的母親說。

　　小時候，鄒春蘭不愛學習，但體育成績十分優秀，尤其擅長短跑。每次參加縣、地區的學生運動會，都能獲得第一。因此，被保送到梅河口市第七中學，參加了學校田徑隊，體育老師就是于學武。

　　1984年，于學武在報紙上看到，中國成立了女子舉重隊。于學武認為，女子舉重隊剛剛成立，全國開展面不大，是個冷門，競爭力小，所以將學校的田徑隊改成舉重隊。于學武畢業于師范學校，學的就是體育專業，對舉重尤其愛好。

　　在于學武的指導下，鄒春蘭開始在學校進行了4個月的訓練，每天下午3點到5點訓練，其余時間照常上課。

　　于學武還做了家訪，說服鄒的父母支持她。67歲的于學武至今記得，那時，鄒春蘭的家境很困難，父親工資不高，但子女很多。鄒春蘭共有4個姐姐，2個哥哥，其中一個姐姐患有腦膜炎后遺癥。

　　“7個孩子，連苞米面都吃過。”鄒的母親說。但她還是買雞蛋給鄒春蘭補充營養。于學武從地區體委、縣體委、縣教委爭取一點經費，買牛奶給學生們補充營養。“分牛奶的時候，給別人一包，但多給她(指鄒春蘭)一包，因為她家困難，在家沒什么營養。”于學武說。

　　4個月后，在全國第一屆“浪潮杯”女子舉重錦標賽上，鄒春蘭獲得挺舉第一名。“高興得不得了，老師問喝不喝水，都不知道了。”鄒春蘭說。

　　1985年到1987年7月，鄒春蘭一直在于學武的指導下訓練舉重，并且堅持文化課學習。“但是文化課成績很差，我本來就不愛學習”。

　　王成林早就注意到鄒春蘭，1987年，鄒被選拔進入吉林省第一體工隊。“進省隊是我們的向往，這就意味著將來有一份好工作，到老了不愁。好工作就是在體工隊上班。”鄒春蘭說。

　　整個家庭都為這個消息而興奮。那時候，農家子弟除了讀書，沒有別的出路，而進入吉林省第一體工隊，無疑是一條“有出息”的道路。所以，這不僅是山城鎮的大事，也是梅河口市的大事。

　　鄒春蘭至今還記得，家里借錢為她買了一床新被套。哥哥姐姐都各自成家，每人湊5元到10元不等的錢給她做路費。

　　1988年，體工隊給她每月發50元生活補助。“領到錢的時候，特別高興，自己可以掙錢了，以為這就是有工作了。”根據每年的比賽成績，補助不斷上升，到退役前，每月有一兩百元。回家的時候，她可以買點東西，看望父母了。

　　“那時候最幸福了，什么都發，只要你會哭，什么都發。隊友間也是無憂無慮的，感情很好。”鄒春蘭無限懷念地說。

　　但即使是在最輝煌的時候，鄒春蘭也沒有給她的家庭帶來直接的好處，獲得那么多金牌、銀牌，但獎金最多的一次是800元。而現在，回娘家時，她的老母親還會從她300元的退休金里，拿出一兩百元塞給她。

　　社會救助

　　“你們放心，我以后一定會回報社會”

　　4月4日早晨6點，鄒春蘭和她的二嫂就起床了，趕到長春火車站，迎接全國婦聯的兩位工作人員，之前，全國婦聯半邊天洗衣工程辦公室打電話給她，將幫助她開一家干洗店。

　　帶著全國婦聯的2名工作人員，查看了她的5平方米的宿舍之后，鄒春蘭借用浴場的一個房間，接待了他們。婦聯的工作人員稱，他們將無償提供一整套干洗設備，負責技術培訓，傳授經營管理的理念。

　　此時的鄒春蘭兩手交叉放著，顯得有點緊張，臉上露出羞澀的笑容。“很久沒看見鄒春蘭這么笑了。”鄒春蘭的二嫂說。

　　當天中午1點，全國婦聯的2名工作人員趕到吉林省重競技運動管理中心。婦聯的人員表示，除了他們無償提供的設備和培訓之外，一家干洗店的啟動資金大約十幾萬元，包括店鋪租金、裝修經費，以及藥水等等。

　　吉林省體育局重競技運動管理中心韓東升表示，“啟動資金不是太大問題”。他們將在吉林省體育系統內為鄒春蘭捐款，同時組織社會力量幫助鄒春蘭。鄒春蘭的遭遇被媒體報道之后，引起了社會的關注，有人愿意為她提供就業崗位，有的愿意出錢。

　　“我們要好好利用社會力量，幫助她自立，使她能有個生活的手段。”韓東升說，“通過幫助鄒春蘭，也可以為以后的退役運動員的就業建立一個模式。”

　　關于鄒春蘭的報道也引起了國家體育總局的關注，4月5日，韓東升飛赴北京，向國家體育總局匯報情況，包括吉林省退役運動員總體情況和政策的限制。“如果鄒春蘭事件引發退役運動員安置體制的改變，那將是一件大好事”。

　　韓東升說，運動員的傷痛特別多，拿到成績的，還有獎金、補償，但是拿不到成績的，都只能默默承受生活的壓力和訓練帶來的傷痛，而這樣的運動員占大多數。

　　“退役運動由過去的組織分配，專業安置，轉為現在的面向市場，面向社會，但是運動員在訓練期間，接觸社會少，文化水平偏低，直接參與社會競爭比較困難，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韓東升說。

　　在簡短接觸之后，全國婦聯的工作人員對干洗店將來的經營管理表示一定的擔憂。“鄒春蘭沒有經商的經歷，而且作為運動員，社會接觸面比較窄，所以她在經營方面可能會弱一些。”婦聯的一位工作人員說。

　　鄒春蘭也自認自己的文化水平不夠。4月5日，在前往梅河口市的車上，鄒春蘭在聽說外甥女的兒子在學跆拳道的時候，情緒激動地說，“要好好學習文化課，要不然，將來像我一樣，找工作都困難”。

　　1987年，初中尚未畢業的鄒春蘭，進入吉林省第一體工隊，從此脫離了文化課學習。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上午、下午都要訓練，上午從9點到10點半，下午從3到5點半。而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六，早晨出操，只有下午訓練。星期天休息。盡管有不少自由支配的時間，但由于訓練太累，除了吃飯，就是睡覺，偶爾和隊友上街買點生活用品。

　　“沒有人學習，感覺學習很枯燥，隊友們也都是這樣。”鄒春蘭說。直到1995年，也就是鄒春蘭退役后的第二年，吉林省才開始試行運動員學籍化管理制度，1997年開始全面實施。

　　按照規定，專業隊的運動員，都從中專體校選材，并且考入吉林省體育學院后，才可以進入專業隊。專業隊運動員一面接受訓練，一面參加文化課的學習。吉林省體育學院已經申碩成功，運動員退役后，還可以繼續深造。

　　“(運動員)只要不參加比賽，或者在調整階段，都要集中學習，上半年和下半年，各一個月的時間。”吉林省重競技運動管理中心工作人員張晶說，“而且運動員還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或者是將來的發展方向，選修一些特殊的科目，如保鏢等等。”

　　19歲的金美花，是吉林省重競技運動管理中心女子柔道專業運動員，2004年，從延吉的一所業余體校畢業后，考入吉林省體育學院。

　　“現在能夠想到的，就是好好練，爭取出成績，然后利用業余時間學習文化課，要不然以后沒法競爭。”金美花說。

　　自從4月4日，全國婦聯的工作人員到達長春之后，鄒春蘭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當晚，一宿未睡，第二天仍然精神抖擻地帶著記者回她的故鄉采訪，在車上，鄒春蘭說，“你們放心，我以后一定會回報社會”。

　　為了迎接女兒的歸來，鄒春蘭的老母親將小房子收拾得干干凈凈，炕頭的窗臺上擺放著幾盆花，一盆杜鵑正長出一朵鮮紅的花蕾。窗外陽光燦爛，一條冰封的小路，正在悄然融化。　(南方都市報 鮑小東)